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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凡:无缘世界:问题中的社会科学

更新时间:2017-01-26 12:56:15
作者: 樊凡  

  

   【内容提要】近些年来,基于对传统以同行评议、引用量和转引率为主要评估指标的社会科学评价制度的不满,社会科学与现实世界的关联范围、关联程度和关联的质量日益成为了识别和判断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的重要参照维度。然而不幸的是,无缘于世界,不仅是今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普遍现象,而且成为了制约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瓶颈。更为不幸的是,学术失缘于世界这一问题不仅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而且在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强势话语中被严重地侵蚀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学术失缘于世界这一问题的刻意关注就更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理论上说,能够为反思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平台;从实践上说,能够为不断拓展和提升社会科学研究与现实世界的关联范围和程度理清思路、方法,以及澄清必要的注意事项,进而才有可能提升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才有可能为落实研究成果评价的绩效导向提供夯实的基础。

   【关键词】学科化;专业化;实证化;失缘。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1期,作者授权爱思想网发布

  

   基于对传统以同行评议、引用量和转引率为主要评估指标的社会科学评价制度的不满,近些年来,如何能够更妥适、充沛的评价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日益成为了学术研究中的新动向和热点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系列文件相继出台,比如: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于2014年3月制定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实施方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于2016年3月组编出版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指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也于2015年1月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杂志。从这些文件和杂志的核心意图来看,它们不满于传统的那种以内部导向为主的社会科学评价制度,并试图着力展现一种以外部导向为主的评价制度,即社会科学研究不仅应该而且要能够承担社会施加的压力和满足社会寄予的期望[1]。就像《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指南》所强调的,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要侧重评价成果的应用价值和社会效益,那些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没有密切关系的研究成果,或者社会价值不大,或者只是一种文字游戏[2]。

   这意味着,社会科学与现实世界的关联范围、关联程度和关联的质量日益成为了识别和判断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的重要参照纬度。可以确认的是,"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关怀现实、经世致用,是古今中外学术研究悠久而共同的传统。一项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无法产生于'象牙塔'中,也不能超脱于社会现实而存在"[3]。就像习近平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的那样,社会科学研究"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4]。

   然而不幸的是,借着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5]的美学想象,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却表现出了对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普遍且顽固的要求和追求[6]。对学术自由、学术自治这种刻意的强势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学术研究越来越失缘于世界[7],越来越成为了隔绝与世界的'象牙塔'。更为不幸的是,学术失缘于世界这一问题不仅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而且在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强势话语中被严重的侵蚀了。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学术失缘于世界这一问题的刻意关注和阐释,不仅在理论上能够为反思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平台,而且在实践上能够为不断拓展和提升社会科学研究与现实世界的关联范围和程度理清思路、方法,以及澄清必要的注意事项,进而才有可能提升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才有可能为落实研究成果评价的绩效导向提供夯实的基础。

  

   一

  

   在1950年元旦,现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和他的父亲去探望师从于德鲁克父亲的约瑟夫·熊彼特,在这次见面中,处于弥留之际的熊彼特对德鲁克父子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这意味着,不能真正走进生活、谈不上影响和改变生活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至少是要大打折扣的。从现今的形势看,社会科学也许更应该被叫作"似是而非的科学",虽然它看上去很迷人,但实际上有点类似"皇帝的新装"。换句话说,无缘于世界,似乎构成了今日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瓶颈,为提升社会科学的关怀能力,需要反思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现状,需要阐明社会科学研究所生产的知识对世界进行关怀的可能性。

   对社会科学来说,学科分化越严重,其描述、解释、编织和反思世界、关怀世界的能力很可能越差。狭隘的、固化的学科视野"不仅会让人们做出错误判断,而且会极大束缚我们设想好的想法和政策的能力"[8]。用社会学家布鲁斯的论述来说,"社会生活看起来过于复杂,无法被分割成简单的组成部分加以孤立研究"[9]。虽然随着社会科学的分化和细化,生产知识的能力也可能变得更强,生产的知识也会变得越来越多,甚至"导致知识过盛,智慧贫乏,而这是因为智慧是无法分割的"[10],但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科学家和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注意到,"当知识太多的时候,反而会妨碍我们的预测和判断"[11]。问题的关键在于做判断和决策的质量,而不在于知识的多寡,衡量判断和决策的质量,更是取决于情境而非知识。

   在过于分化、细化、割据化甚至固化的学科壁垒下,社会科学研究日益将目光聚焦到研究者认为的有道理的知识上[12]。将社会科学研究变成生产更多知识的活动,成为给知识进行增量而非给生活进行增量的活动。这"展示的无非是对知识的贪婪"[13],放大了知识创世的能力,忽视了情境以及参与对象互动和博弈的重要性。进而越来越脱离生活,变成呆板的、丧失灵活性和适应性的术语、概念和知识体系。学科和生活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大,各个学科之间越来越难以通约、对话和合作。这种将生活化约为学科的知识取向,慢慢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只见学科知识,而不见世界。如果说知识主要是认识论和知识论层面上的问题,那么,生活则更多的是存在论和实践论意义上的。这种只重知识,而轻视、忽视生活的研究路径,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知'与'行'之间的分裂。用台湾历史学者王汎森的话来说,"在近代知识转换的过程以及分科之学行程时,有些复杂、隐微的声音被遗漏了。……以前的'学'是和'行'包含在一起的,可是后来人只注意到知识的层面,而忘了它还有'行'的那一面"[14]。对于社会科学来说,纯粹认知性的需求,显然是不适宜的。

  

   二

  

   如果说苏格拉底当时试图将学问从天上拉回人间,即学问不仅应该与人的智慧能力相匹配,而且要与人类生活相关联[15],那么今日的社会科学研究则有着将学问重新升天、不接地气的倾向和可能。因此有学者才指出,将学术由云端拖到尘世间来,让学术重回社会,乃是今日对社会科学进行反思性研究的主要任务[16]。而这也正是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之所以会普遍出现'回归常识'以及"微观社会科学"运动的主要原因。人们越来越承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出现了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即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崇尚窄而深的研究,越窄、越深,似乎就意味着学问越高。然而事实情况往往是,认知越窄、越深反倒意味着在做事的时候越固执、越偏执、越没有智慧,人们不会说把事情做的有深度,而只会说把事情做好,做周全,简单的常识却道出了高明的智慧。正是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忽视,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常常出现了严重的常识缺乏、乃至丧失以及人的隐去--也即"将人过度抽象化、甚至物化"[17],而这"无疑是危机的信号,因为常识是证明我们在这个世界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事物:在每一场危机中,世界的一部分坍塌了,为我们所有人共有的某些东西毁灭了。常识的丧失,就像一根深测杆一样,标出了坍塌发生的位置"[18],而且,如果没有了人,任何理论和见解都是空洞的[19]。这种常识的缺乏、丧失以及人的隐去,与其说是一种表象,不如说是一种病症,实乃人为刻意的结果,造成了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低下。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质量往往并不取决了将什么东西研究的比较深入,而是取决了将什么东西给丢掉了,或者是研究浅了,这有点类似于"木桶定律",即决定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是在研究中被浅化的、甚至是被忽视的事物。

   今天为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严格的学科分工,事实上造成了诸多的知识体系壁垒和界限,这些学科层面上的壁垒和界限很可能是有碍于充分理解这个世界的一道道藩篱[20],这些顽固的学科壁垒和界限,无异于柏林墙。尤其是在过度标榜、确立价值中立式的研究态度和研究路径中,社会科学越来越变得日益技术化了,对价值中立固执地、近乎疯狂地坚守,只会是自我去势、甚至是自我阉割的表现,而去掉的、阉割掉的恰恰是它关怀世界的偏好和能力。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一味的标榜中立性而回避价值判断。事实情况很可能还不只如此,社会科学研究常常以"以行话和'价值中立的'对话之要求遮蔽了分析,但是并没有提供任何价值中立性的保证。有些人甚至认为,价值中立性之外表为派系行为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幌子"[21]。今日的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像是在进行知识游戏,越来越与人的日常生活失去了联系,也越来越失去了对世界的关怀偏好和能力。举个例子来说,社会科学对人及其社会、世界的研究就像庖丁解牛,解牛的过程好比学科分化的过程,解牛功力虽然娴熟,但当牛被庖丁解完后,事实上活生生的牛已经变成牛肉,即使把这些牛肉拼凑在一起,它仍然是牛肉而不是牛。庖丁虽有解牛的本领,但是没有将牛肉还原为牛的本事。

  

   三

  

   虽然随着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和细化,社会大众对于学者的认知越来越趋向于专家,即在某个学科领域有所专长的人,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学术分工的产物。由于人们的注意力也是一个稀缺资源,人们不可能同时对许多事务予以注意[22],细致的学科分化使研究者常常只是关注自己学科的事情,而对其他学科碰到的问题不闻不问,更谈不上有效的、深度的学术合作了。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学术分工乃是为了更为有效的学术合作,或者至少要能够彰显出'有机团结'的态势。离开学术合作,几乎很难识别和确认学术分工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与学术合作无缘,学科分化的价值和意义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在学科分化中过分强调学科的独立、学科间的差异和界限只会将学科固化起来、封闭起来,进而很可能将社会科学研究阉割成为一种自娱自乐的个人活动,这不仅是责任丧失的表现,更是智慧与德性丧失的体现。这即是说,仅仅单独从学术分工那里去识别和确认学科化的价值和意义是非常不够的。然而不幸的是,这样识别和确认学术研究价值和意义的现象不仅非常普遍,而且程度非常深。换言之,不能只见分工,而轻视、甚至忽视合作的重要性,学术分工是为了更好的学术合作,而学术合作的根本目的则在于兑现对世界的关爱。因此,如何能把学科化的知识,整合为对世界的描述、解释、编织和反思,是社会科学面临的核心问题。学科的割据化、碎片化,很可能将世界弄得面目全非。就像西方一个古老的信念所表明的,专业化只能使人变得狭隘,它只能片面地发展一个人,而一个片面发展的人是畸形的[23]。正是因为对这一问题的诚实态度和敏锐认识,跨学科研究、复杂性研究以及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显学。

然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拼牛'比'解牛'要难得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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