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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晓鹏:9号院往事:杜润生和中央一号文件

更新时间:2017-01-23 15:22:38
作者: 蔡晓鹏  
具体组织落实由联络室王岐山负责牵头。

  

   (2)第二种形式:建立农村固定观察点体系。在全国建立了2万多个基层调查点,每年根据需要设计几百个统计科目,作为决策前调研准备工作的必要组成。从83年开始,已经坚持了30多年!

  

   (3)第三种形式:选择一些区、县建立农村改革试验区,如安徽阜阳试验区。由九号院派人下去主持区域试验,根据成败结果,反馈于政策修正。这个工作,84年开始启动,王岐山是九号院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的总负责人。

  

   三、高超的善于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科学平衡,化对立为兼容,以减少阻力,推动农村改革步步深入的大智慧、大手笔

  

   中央1号文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段表述(大意)。一段是关于"承包到户"的完整表述。当时各派争议相持不下,有的主张包产到队、有的主张包产到组、有的主张包产到户。杜老最后用"可以……可以……也可以……",的表达方式,化对立为共容。把最终选择放给农民,一下子就把复杂问题最优化解决。

  

   还有一段关于集体(统)和个体(分)的关系,也是各派争议相持不下的焦点,杜老拍板用"统分结合"、"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政策语言,化对立为兼容;同时满足了各方利益需求。

  

   运用大智慧化对立为共识的超能力,将改革措施巧妙运用在中央1号文件制订中,惟杜润生才有的大手笔。

  

   四、决策判断精准的掌门人:既有大思维的战略高度,又有以小见大的敏锐观察力

  

   83年夏,我向杜老汇报广东国营副食店卖鱼卖禽卖果蔬时搞"红""绿"牌时,杜老问得很细,表态说:"绿牌是计划产品,红牌是市场产品。我看红牌最后要打败绿牌!统购统销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我看是会消亡的"。84年秋,我向杜老汇报莫干山会议中提出的"双轨制"时,杜老说:"双轨制,红绿牌,都反映从计划向市场过渡的价格形态,一个理论化,一个形象化"。

  

   1998年,我和陈锡文陪杜老去海南考察。杜老就提出两个"善待"。一个是要善待农民:杜老说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最苦。不善待农民,国家就不会长治久安。一个是要善待自然、保护生态环境。杜老说,农民和生态是牺牲最大的,善待农民、善待环境,你们年青人要有历史责任感。

  

   晚年杜润生,只要能动,都坚持半天去办公室,看看文件,会会来客。心中始终惦念的是两大主题:"公民社会"和"西部生态"。

  

   五、一号文件出台前广泛征集各方面意见,反复修改、字字斟酌

  

   广泛征求各类反馈意见是九号院文件出台前的重要步骤。征求意见面包括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各方面专家、学者、基层干部、农民等等;通常从草案出台到上报中央,要经多次反复修改,长达3-4个月。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对出台后可能的正面、负面的连锁反应,做预案和对策分析,尽可能把预案设置配套。每一个字,都是精心推敲的结晶,微言大义又细致到位。这种高水平的顶层设计,出台每份文件,都具有顺民意、接地气、鼓士气、化对立、促发展的五大正能量。

  

   六、最喜欢和中青年知识分子自由交流、汲取新鲜知识

  

   大约十年前某春节前后,我、周其仁、林毅夫在杜老家偶遇。老人家兴致勃勃和我们聊了大半天。多是他询,我们答。话题从美国房市到香港股市、从劳动力价格平均化到互联网,老人关注点极为广泛。这类与小辈的自由交流,是老人八十年代在9号院就养成的习惯。临走时,杜老对我说:"这两位,功底很深哦"!

  

   杜老不喜看古书、杂书。但很喜欢阅读各类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的新著。他周边的翁永曦、王岐山、王小强、周其仁、林毅夫、张木生等人,也经常向他推荐新人、新书、新观点。83年,我向他推荐李振宁翻译的《短缺经济学》(摘要本),他看得很认真。晚年杜润生和美国著名未来学者《谁来养活中国?》的作者莱斯特·布朗先生,曾数次见面深谈,东西方两大智者成为莫逆之交。

  

   (五)朝缺大智之痛

  

   80年代上半期,我曾一边代表商业部参加国务院顾明副秘书长主持的经济立法起草和修改工作;一边以"流通组"组长身份参与杜老主持的1号文件起草准备工作。同样是顶层设计,两边决策机制截然不同。国务院经济立法过程,就是各部门利益博奕过程。通常方法是由国务院指定某一部门负责起草,最后由部门指定落实到一个人执笔。这个人的水平,决定起草稿的水平。起草稿经起草部门领导审批后,上报国务院法制局,再经分管副秘书长顾明审签后发各相关部委。各部委又指定一个人或一个处室负责提出修改意见――商业部这个活由我具体负责――经分管部长审签后,上会提交讨论。看起来是多部委参与,但具体参与的总是那么几个人,专业水平参差不齐,调研工作基本没有,也不设基层意见参与机制。大家争议的点,都是维护本部门利益的点。比如讨论农村集贸市场管理条例时,工商总局和商业部争的焦点是集贸市场管理权;商业部和农业部争的焦点是粮油产品能否开放?各部门争持不下时,国务院就把决定权下放,如农贸市场管理权最后条例就定为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决定。这就造成行政事权冲突的后患,地方各大部门争权夺利,以后你死我活打了多年仗。涉及面这么大的立法决策,当年竟如此草率!至今这一传统决策方法,我不知有多大的改进吗?

  

   这些年来,涉及改革的顶层设计,往往由于主持者的素质不够高和决策程序的官僚化,出台的政策、法规低水平的实在太多太多。2013年公安部出台黄灯禁罚仅是一例。重提1号文件出台历史,无非期望有更多胜于当年中央1号文件的高水平顶层设计改革方案出台:不要耽误了党中央、国务院深化改革的大计方针落地!

  

   (2015年4月4日首发,2017年1月2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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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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