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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陞: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

更新时间:2017-01-21 18:26:52
作者: 杨联陞 (进入专栏)  
地方官为了怕中央政府起意增加原本已经相当沉重的赋税,因此将标准亩折换成各种较大的亩,这样可以在报告中把他们的上司蒙骗过去。根据《广平府志》[1],所载,位于今日河北省南部的该府,其土地就是根据肥沃度而以不同的比例加以折换,有时候一亩就有七八亩大。

  

   以少报多的例子在中国史中也同样可以发现。已耕地从589年(隋文帝开皇九年)的一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一顷等于一百亩)增加到610年(隋炀帝大业六年)左右的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零四十顷,这在《通典》卷2页15下里,曾加以质疑。18世纪下半叶巨大的人口数字很可能有一部分是伪造来取悦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的[2]。当然,军官们多报兵员的数目,并且夸张他们的军功,都是公开的秘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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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乾隆十年刊本,卷6,页2上。《日知录》(《四部丛刊》本)卷10,页2上—4上所引略有不同。又见《明史》卷27,页6下。

  

   [2] 小竹文夫《近世支那经济史》(东京,1942),页271—282。

  

   [3] 关于3世纪时,武将们有以十倍的数字来报告斩首和俘虏数目的习惯的讨论见宫崎市定,《读史札记》,《史林》21卷1期(1936),页134—135。张献忠(1606—1647)曾经杀过令人难以置信(超过六亿)的人数(《明史》卷309,页32下;Erich Hauer,Asia Major,Vol.3);柳诒徵在一篇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文章里曾讨论过。见《史学杂志》1卷4期(1929年),页1—5。(按:但柳先生此文对唐代会昌灭佛没收地数千万顷改为数十万顷则不妥,数千万顷即指数千而不及万顷,如《史记》“项羽本纪”数十百人即指数十而不及百人,依照李德裕文集,只没收了四千顷,可能是《唐书》学了太史公的文法,类此之例尚多。)

  

   第四点要注意的是同样的量词在不同的时、地,可能也代表不同的数量。官方的度量衡标准在整个中国史中逐渐增高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1]。有些时候甚至旧单位与新单位也同时使用。比如说,隋唐时代就有大尺与小尺、大斗与小斗、大两与小两之分。这三组各自的比率分别是一比一点二、一比三、一比三。按照唐代的律令,比较古老的小单位用在制造乐器、测量日晷的影子、药品和黻冕上[2]。至于供作其他一切官方的或私人的用途,则使用大的量词。不过,小的度量衡不限于律令所特定的用途也是可能的。在9世纪中叶到中国来朝山礼佛的日本僧人圆仁的日记[3]里,我们发现他分别用“大两”和“小两”来记述砂金。

  

   与此有关的,汉简中“大石”与“小石”的措辞与唐代这种大小量词根本不同倒是件有趣的事。汉朝时候,“大石”、“小石”是同一个量词,而它们被唤做大或者小则依它们所度量的对象而异。小石用来指未辗的谷,而大石则指辗谷[4]。二者之间的比率是五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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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上海,1937年),页54—76,有一段概略的说明。又见福开森“Chines Foot Measure”,MS,(《华裔学志》),6(1941).357—382。

  

   [2] 《唐会要》卷66;《唐六典》卷3,《唐律疏议》卷26;《白孔六帖》卷13及《旧唐书》卷48中有关的文字都由仁井田陞收集在《唐令拾遗》,页842—846,用起来很方便。

  

   [3]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大日本佛教全书》,册113),页176、178及188。这本要籍的首章,赖世和在其“Nittō guhō junrei gyōki Ennin's Diary of His Travels in T'ang China (838—847)”(Harvard Doctoral Thesis,1939)。中曾加以译介。在这本行记中,关于沙金有两处令人迷惑的字句。其中一处(页176),四小两重的沙金等于一大两又“二分半”。另一处(页178),两大两重的沙金,在市场上等于一大两又七钱,而七钱又准当“大二分半”。“钱”这个单位当然和今天一样是一两的十分之一。然而“分”倒不一定是一钱的十分之一。我个人以为二分半”代表四分之一,而“大二分半”表示四分之三。这两个分数在一些古算术书中也称作弱半(四分之一)和强半(四分之三)。这位日本和尚得到了把一点七两当作一点七五两计算的利益了。

  

   [4] 参考杨联陞《晋代经济史释论》,注47。又见《日知录》卷11,页4下—5下及“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全书》本)卷19,页10。

  

   在官方的标准之外,不同的地方性度量衡也曾在不同的地方,甚至相同的地方使用。近代对江苏省无锡县二十二个村落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至少有一百七十三种大小不同的亩制为人使用,从一亩等于二点六八三公亩到八点九五七公亩不等[1](标准亩为六又三分之二公亩)。这或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在同一个地方同时使用好几种度量衡则为常见之事[2]。中国政府始终想在名义上把度量衡标准化(按:新发现的秦简有很多例子),但从来就没有得到太大的成功。很显然,既得利益人士从这些不同的计量单位中获取了好处。

  

   这种歧异性可能一部分是由于同一个大单位并不能等于同样数目的小单位这种事实产生的。比如说,清朝时候,土地丈量用的标准“弓”(或“步”,等于五尺),根据1751年(乾隆十六年)皇帝所批准的一个奏折,当时使用着好几种不同的“弓”,从等于三点二尺到七点五尺不等[3]。官方每亩二百四十弓或步(平方步)的标准也难得被遵守。

  

   就计时来说,按照中国阴历,一年有十二或十三个月,每个月二十九或三十天。这种差别在某些制度中是相当受到重视的。唐时一位健全的成年男子必须为政府服劳役二十天。闰年的时候,他必须多工作两天,那就是说超过百分之十[4]。清朝政府在闰年的时候要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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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陈翰笙等著《亩的差异》(南京,1929年)。

  

   [2] 见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制度史》,页298—314。

  

   [3] 《大清会典事例》(嘉庆二十三年版)卷165。又见《日知录》卷10,页1下—2上。

  

   [4] 《唐令拾遗》,页668。这实在不公平。可是从一些可能是唐代的作法来看,“一年中,除了闰月,有两个月,即五月和十月(一本作九月)为农功之月,力役尽皆免除。”(译自《夏阳侯算经》,武英殿聚珍版,卷上,页7下。)这一来其他十个月的平均劳役也恰好是一个月两天。

  

   好几种附加税,不过其比率通常都小于十二分之一[1]。这些附加税,国民政府在1917年即予以废止[2]。清朝时,在小建之月(小月)按月付给士兵的钱要少付一天,这是为了要弥补闰月时的部分额外给付[3]。这种习惯可能是承袭古代的传统,依照这个传统,士兵的口粮在汉朝以降大体都是以日计算的[4]。

  

   中华民国从1930年以后曾试图借助于法制(即公制)维持一定关系来统一度量衡。一升等于一公升,两斤等于一公斤,而三尺等于一公尺,这叫做“一二三制”。然而历史上官方的标准从来就不够齐一,这在宋代尤其如此,当时“省秤”(官秤或不足的斤),省斛(官斛或不足的斗)和“省陌”(官陌或不足的百钱)都是官方所认可的[5]。省秤是全秤的五分之四,省斛是全斛的百分之八十三,而省陌实际上只有七十七个铜钱。这可能代表着对各种通行计量单位的妥协,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特异的单位居然成为官方的标准,而且整个朝代几乎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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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多数地方志中都有这些数量。

  

   [2] 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上海,1934年),7之21页。

  

   [3] 《户部则例》(咸丰元年版)卷80,页4;《大清会典事例》卷203,页5下,卷204,页16下及他处,这些扣减以及士兵告假时的扣减合起来有一个术语叫做“建旷”。这个术语也曾被用来指为大月余日所课征的额外数量,但不怎么通行。(《支那法制大辞典》。转引自《六部成语注解》,后书在1947年于京都出版之前,只有稿本。)我无法为这个解释找到其他旁证。

  

   [4] 《流沙坠简》卷2,页28上—29上。(页28下第4行“六日”应作“一日”解)。王国维断定汉朝军人的日给为谷六升。然而。我曾从汉简文书中找到这种给付是依两种比例支付的。其一是每日六升碾谷(即全月三十天月支一点八石碾谷或三石未碾谷),其二则日支六又三分之二升碾谷(即全月三十天月支碾谷二石或未碾谷三三三又三分之一升)。高的比例显然是用于定期戍守烽燧的官兵,而低的显然是用于徒隶、屯田兵与短期服役于边地的官兵。

  

   [5] 秦九韶的《数书九章》(著者序作于1247年,《宜稼堂丛书》本)卷2,页1下和卷11,页17上,“省斛”称作“官斛”也称作“文思院斛”。文思院是宋代的织造局。这个称呼隐含了“时文思索”四个字,这四个宇是《周礼》(《四部丛刊》本)卷11,页26上所提到的标准量器上第一行的铭文。这些字毕瓦(Biot)处理作“Ceci est le résultat des méditations et des recherches dún prince de haute vertu”(Le Tcheou-li 2.505)。

  

   使用。这一定会让会计人员感到相当头痛,因为我们在宋代的数学作品[1]中,发现有一些章节教人如何将不足的单位换算成全额的单位,或者把全额的单位换算成不足的单位。

  

   原题:“Numbers and Unit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收于Lien—sheng Yang 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pp.75—84,由陈国栋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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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杨辉(13世纪人)的算学著作(《宜稼堂丛书》册41、43)也有很多这类换算的题目。关于秦九韶和杨辉的生平,见钱宝琮《中国算学史》,页125—142。杨辉之书,又见李俨《中算史论丛》(上海,1935年),第2册,页93—119。

  

   按:关于此题我曾在日本西京及德国汉堡作过讲演,随时补充用例,内容不尽相同。可增之例如周法高先生对《论语》三世、五世、十世,十当作七之说,我认为妥善。近见毛子水先生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 以为五年、十年,我觉得如果改为五年七年则与数年更近,但三五之例多而五七之例少,仍须待证,又《隋书》“食货志”:“淮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应依“通典”作“淮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方妥,我已在白乐日译隋志评介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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