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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之:分析社会及其治理的分工—协作体制

更新时间:2017-01-16 11:11:57
作者: 张康之  

   摘要:在全球视野中,社会治理的困境都呈现出了不断加重的趋势,这要求我们必须对既有的社会治理体系进行审查。其中,对其基础性的体制进行分析是谋求社会治理重建的必要功课。人们在工业社会中往往集中关注的是诸如民主还是集权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的每一社会,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体制都是分工—协作,这个社会的人们是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去开展社会活动和进行社会治理的。在分工—协作体制的运行中,主要是由价格整合机制和权力整合机制发挥调整作用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受到冲击的正是分工—协作体制,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运动却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致使改革中所确立的社会治理方案总也无法满足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要求。其实,改革中的体制变革应当是一场从分工—协作体制向合作体制的变迁运动。

   关键词:社会治理;分工—协作;社会体制;组织体制;整合机制

  

   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又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运动,正如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会对社会治理形成重大冲击一样,这一次更为激烈、更为宏大的社会变革业已反映到了社会治理变革的要求之中。自20世纪80年代起,工业社会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各个方面都显现出了不适应的状况,致使人类不得不面对一个风险社会,受到危机事件频发的困扰。应当说,人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挑战,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改革,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和尝试,然而,社会治理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变得越来越糟。这说明我们并未抓住问题的根本,或者说,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性改革浪潮尚未触及到那些实质性的根本问题。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在寻求改革的方向及其目标的过程中,需要首先实现对工业社会的最基本的社会体制及其社会治理体制的梳理,只有当我们明了工业社会的基本体制是什么的时候,才知道我们的改革在体制变革方面的着手处和着力点。我们认为,工业社会的基本社会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就是分工—协作,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是因为这个体制变得运行不畅而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相应地,我们的改革目标可以是在改善分工—协作体制方面做文章,也可以是寻求替代性的新体制。在我们看来,如果说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深刻的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的话,改革的目标以及主要工作就应当放在后一方面。

  

一、社会活动的职业化、专业化

  

   “职业”“专业”等词语是与社会分工联系在一起的,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或者说,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是以职业化、专业化为标志的。职业化与专业化密切相连,职业化引发了专业化,反过来,也是专业化的要求造就了职业化。虽然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也存在着世袭性的手工业,也存在着世袭或近乎世袭的社会治理活动,从而让人们以为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已经出现了职业化和专业化,存在着社会分工。其实,在农业社会并不存在着真正社会性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我们看到,在社会治理的领域中,政治与管理两类活动并没有实现分化,而是混同为一的,因而,没有政治家与行政人员的职业区分,从事社会治理活动的人,既是政治家也是官僚。在当代社会,这种现象仅仅存在于一些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国家中。同样,在手工业活动中,虽然有着一定的专业特征,但一个手工业者可能既是老板又是从业者,即便有了“打工”的帮手,所确立的也是一种比附于“父子”的师徒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最为重要的是,上述这些活动都是与人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人的角色扮演行为。建立在身份基础上的社会活动使得人们表现为多面手,而不是专业性的从业者,只有角色扮演才会使得人们成为专业性的活动者。

   其实,当人是多面手的时候,对各个方面的事务都能从容应对,并不存在专业化的要求,因而,也就不可能生成职业。当人只能通过学习和习练才能胜任做某一类事情的时候,专业的问题也就出现了。一旦人们因专业而稳定地专门从事对某一类事情的处理,也就意味着职业的出现。就此而言,职业与专业都会以分工—协作的形式出现,即包含在分工—协作体系中。如果一个分工—协作体系尚未建立起来或尚不稳固的话,那么,职业与专业也同样会显得不稳定,也就意味着“职不能专”和“专不能精”。历史地看职业化和专业化的问题,就会发现,当社会处于简单和稳定的状态时,人们凭借着自身的自然禀赋就可以处理各个方面的事务,是事实上的多面手,因而,并无专业化的要求,也没有职业化的动力。农业社会基本上就属于这种状态。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和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时,人们已经无法成为多面手,而是需要与他人一道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去处理各项事务。一旦进入分工—协作体系,稳定地扮演某个固定的角色,也就意味着获得了某一职业,而且会相对稳定地固定在某个或形式相似的职位上,去从事着某类专业性的事务。但是,应当说,这种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环境即社会条件是属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范畴的,所面对的事务是可以通过思维上的抽象概括而加以归并和分类的,以至于可以通过职业和专业设定去对那些事务进行归并和分类,然后使那些事务与职业和专业一一对应起来。

   托夫勒认为:“工业革命之前,家庭是大型的,生活围绕着住宅进行。住宅是工作场所、照顾病人的场所和教育儿童的场所。它还是家庭娱乐的中心。同时还是照顾老人的地方。……大型的延伸性家庭是社会整体的中心。”[1]“作为现代战争强大制度,家庭的衰退……开始于工业革命篡夺家庭的这些功能之时。病人去了医院,孩子上了学校,夫妇上了电影院,老人上了养老院。这些功能外移后,所剩下的就是‘核心家庭’。这种家庭不再依靠家庭成员发挥的功能来维系,而是靠脆弱的心理纽带来维系,而这种纽带十分容易突然断裂。”[2] 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走出家庭开展社会活动上,在社会中稳定地从事某个方面的事务,生成专业知识和形成专业技能,并能够稳定地占据着一定的岗位和承担着具有专业性的职务。这样一来,整个社会也就形成了一种分工——协作体制。在社会治理中,所反映的也是这种状况。

   然而,20世纪后期开始,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使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总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工业社会的分工—协作模式也明显地显现出了难以为继的状况,只是人们尚未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而已,即没有意识到职业化、专业化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过,这是否意味着职业化、专业化的历史进程到此终结了呢?我们认为,职业化、专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获得的一项如何开展社会行动的文明成就,对于这一文明成就,可以超越但不可以抛弃。也就是说,工业社会中的线性职业化、专业化模式将会得到矫正,以个人或最终可以归结为个人的职业化、专业化将不再是具有合理性的唯一形式。或者说,职业化与专业化的统一性将被打破,在某些方面的社会行动中,职业化与专业化是统一的,仍然以个人为载体,还可能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另一方面,仅存专业化而没有职业化的问题,主要反映在组织方面,即以专业组织的形式出现。组织是专业性的,而人则是流动的,人并不稳定地处在某个具体的组织之中,或者,并不稳定地与某个具体的组织联系在一起,而是频繁地在组织间流动,因而,也就不是终身从事某种固定的职业。

   一般说来,处于一个广泛合作体系中的合作制组织都属于专业组织的范畴。在作为行动者的个人那里,由于越来越多的“傻瓜”技术的出现,虽然在一些具有传统色彩的领域中依然会表现出职业化与专业化的统一,但也不是很严格了。因为,技术上的原因可以使对人的专业技能的要求大大地降低,使得人们的职业流动变得可能了。事实上,人的职业流动也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并会汇入社会整体的流动性增强的趋势之中。在作为行动者的组织那里,专业化的程度将会不断提升。这是因为,在广泛的社会合作体系中,组织的专业化也是它能否在合作中有着优异表现的前提,只有当它是专业性组织的时候,才能在广泛的社会合作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只有当组织在专业性方面达到了很高程度时,在合作行动中才能够有着独特而优异的表现。总体来看,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职业化和专业化本身也会表现出形式上的多样性,职业化与专业化之间的关系也会因环境和任务的不同而不同,是不能够在工业社会的思维框架中去加以认识和把握的。

   在工业社会中,因为职业化、专业化而使人的知识、才能、技能和兴趣变得非常重要。如果说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职业色彩淡化的趋势,是否意味着人的这些方面都变得不再重要了?答案应当是否定的,那是因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会对人的这些方面提出更强烈的要求。不过,我们也看到,人们获得知识、才能、技能以及养成兴趣的动力和途径都会不同。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由于社会建构的原则以及社会设置的事实都突出了人的自我及其个体性,人是根据自我的利益以及可期望的利益实现的要求去获取知识、才能、技能的,是在自我实现的追求中养成兴趣的。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题被突出了出来,这一主题远比自我实现以及自我利益实现的要求更为重要,而且给予人的压力也更大,会驱使人们必须在获取开展行动的必要个人条件和力量方面做出更为积极的表现。在人们以行动者的面目出现和开展行动的过程中,也会表现出更加积极地关注行动经验的状况,并时刻准备将自己的经验贡献给合作行动。总之,在这种条件下,每个人都是积极的学习者、自觉的探索者,是希望在人的共生共在中发现自我和实现自我的人。所以,尽管还会存在着职业和专业,但人们对获取广泛知识的渴求则可以使人们在面对着不同类型的社会问题时立即行动起来,而且会在行动中继续学习,以适应广谱行动的要求。也就是说,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当人们成为社会中的行动者的时候,就会使职业角色意识呈现出淡化的趋势。面对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的事项时,人们不会犹豫,而是立即采取行动;不会计较于自己的职业角色,而是会努力扮演好在每一次具体行动中的角色。

   当然,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也许会对行动者的专业要求更高,但对于个体的行动者而言,职业以及职业经历都不会像在工业社会中那样稳定,而是会呈现出不断变动的特征。也就是说,个体的行动者在选择进入和退出某个具体组织的时候,往往不会刻意地追求自己过往的职业经历。在某种意义上,人的过往职业经历不是开展行动时的可用资源,反而可能是一种负担,或许只有抛弃这一负担才能轻装上阵。人在自己的过往行动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是宝贵的,但经验并不必然与职业联系在一起,职业经历作为过往行动的形式绝不能成为新的行动的束缚因素。所以,在准备行动的时候,必须站在新的起点上,将已有的职业经历抛诸脑后。其实,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职业这个概念将变得模糊。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人在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具体的角色,而不是坚守固定的职业,甚至有可能使得职业观念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二、分工—协作体制及其整合机制

  

根据历史主义的看法,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社会大分工。不过,我们需要指出,如果说在工业社会之前已经出现了社会大分工的话,那也不曾形成或建立起与这些分工相联系的协作关系。即使出现了协作关系,在前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人类也未曾拥有一个贯穿于整个社会的分工—协作体制。只是在工业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才形成了把整个社会的一切构成要素都纳入进来的分工—协作体系,以一种社会体制而涵括了整个社会。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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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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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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