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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人的自我中心”与“理性”

——兼评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

更新时间:2017-01-11 11:13:33
作者: 张曙光(北师大) (进入专栏)  
社会上通行的就只能是“强者生存”而非“共生共荣”的法则, 人们就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工具理性强化自己的“中心”地位,而不会将其限制在一个真正合理的范围内。

   显然, 这里需要的是人们普遍的, 乃至全人类的理性的联合, 但是, 这种联合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 都很难超出某种传统的共同体, 并且, 只要人们的理性与道德情感也囿于这共同体, 那么, 在共同体之间的生存竞争就不会得到缓和。这又自然要求通过各种方式强化共同体的整体性。而共同体的管理者或决策者也会由于“代表”所有成员的利益而自动获得行动的“道德”性, 并会制造出一种“道理”即意识形态来“美化”他们的竞争, 为这种竞争赋予“正当性”甚至“神圣性”, 使本共同体的成员都拥有与人竞争甚至进行战争(———所谓争夺“生存空间”)的正义感和崇高感。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势, 一向“理性”地看待“斗争”的韦伯, 却不能不担心独裁专制的问题, 他不仅提出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 更是寄希望于由议会的程序式民主产生的“政治领袖”。但这就能够避免危险吗?德国后来的历史提供了很好的说明。

   鲍曼轻视的则是意识形态。后现代的思想取向让他把大屠杀的账尽可能地挂在了“现代性”、“理性”和“现代官僚体制”上。

   事实上, 如果说一般的德国人并未失去善良的本性, 但还是无动于衷地参与了对无辜者甚至自己的亲人、邻居的驱逐、杀害, 而这种参与是“对组织忠诚的一个衍生物”, 那责任也不仅在于这种组织, 还在于与之配合并控制了参与者思想的纳粹们炮制的意识形态, 即他们这些“最有价值的生命”命定要“拯救”德意志乃至整个欧洲, 要为建立“完美”的社会而“奋斗”; 而包括你们的亲人在内的那些犹太人则不仅是“无价值的生命”, 还是“病毒”、“害虫”、“通敌者”, 不消灭他们, 国家和人民就要遭殃等等的“宣传, 洗脑”。

   这是一种把一切事物都分为“最好”、“最坏”, 把一切人都分为“敌”( 道德上的“坏人”) 、“我”( 道德上的“好人”) 的二元论极性思维, 也是一种思想简化因而泯灭着人们的思考能力和良知的意识形态。

   鲍曼认为意识形态说明不了多少问题 , 那他显然低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不仅制造一种思想和情感氛围, 而且制造一种人们都必须认同的“公理”(———鲍曼对意识形态作用的轻视与他对现代人为的“社会改造工程”的抨击也是矛盾的。后面详论) 。从一般社会意义上说, 这类意识形态的炮制,既基于彼此进行着生存竞争的人的私欲和私利, 也往往与他们自认为“优越”的价值理性与信念分不开———而把自身“文明”化、“天使”化的另一面就是把对方“野蛮”化、“妖魔”化。文明与野蛮在历史上之所以一直相辅相成、同生共长, 原因即在于此。

   鲍曼引述他所赞同的鲁本斯坦的话说, 把文明和野蛮想象成对立面是个错误; 在当今时代,如同这个世界的其他方面一样, 野蛮不过是受到了更有效的管理而已, 它们没有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创造和毁灭同是我们所谓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也会让我们想起阿多诺的话, 历史的所谓进步不过是从原始人的弹弓发展为现代百万吨级的炸弹。

   历史的这一事实正好说明, 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仍然在一些根本的方面遵循着同样的逻辑, 所谓的“断裂”是十分有限的。而这里的“文明”也好,“进步”也好, 其实都是以人类内部的对立为基础的。人类观念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也正是由此生发, 而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特定的价值观念。

   我们知道, 近代以来, 在西方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既与工具理性或现代科学精神保持着一致, 其价值理性又基于每个理性的个人。是真正属于现代性从而兼有现代性的优点和缺点的意识形态。而纳粹们制造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则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动。

   这就自然地引出一个问题, 即纳粹们的行动有无“价值合理性”? 价值合理性指的是行动的固有价值即“纯粹的思想意识、美、绝对的善、绝对的义务”, 这听起来都是非常正面非常崇高的。

   说希特勒之流的行动有内在的固有的价值, 这不成了对他们的美化吗? 不是否定其行为的后果而肯定其行为的动因吗? 但谁又能否认, 希特勒之流尽管极其残忍、狂妄, 却不是疯子, 他们有自认为“伟大”的理念,“伟大”的使命? 并且, 包括屠杀犹太人、闪电战在内的一系列工具合理性行动, 就是这个理念或使命贯彻的环节。———这完全符合韦伯的定义:“价值合乎理性的行为( 在我们的术语的意义上) , 总是一种根据行为者认为是向自己提出的‘戒律’或‘要求’而发生的行为。”

   但价值合理性行动往往“不顾行为的后果”, 那么, 纳粹的这些行动是不顾行为的后果呢, 还是预见到后果采取的行动? 一方面, 在一个不算短的时期内, 纳粹们所预期的行动目的达到了, 另一方面, 纳粹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向整个欧洲文明宣战的孤注一掷的冒险性质, 而终于落得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下场。

   如果说这里表明的就是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冲突”, 那初始阶段基本上没有这个冲突, 且会否认纳粹的行动内在的“不义”; 如果说纳粹的行动只是手段方面的合理性而在价值上不具有合理性, 而完全属于近于疯狂的非理性, 那这种判断依据的是工具理性还是另一种价值理性? 价值理性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这里似乎存在着许多难以说清的问题、矛盾。

   于是, 价值合理性的概念便被鲍曼回避了。其实, 与其说这是鲍曼对韦伯概念的理解问题, 不如说是韦伯给自己提出的难题。我们且来看韦伯自己提出的一个“道德难题”:

   ( a) 道德行为的内在价值( 或以往所说的“纯粹意志”或“良心”) , 根据基督教道德家的格言“基督徒的行为是合理的, 他把其行动的后果留给上帝”, 是否能足以证明其合理性? 或者( b) 是否需要考虑应为这一行为的可预见结果负责任? 他接着举例说, 所有激进的、革命的政治态度, 尤其是革命的“工联主义”, 都以第一种假定作为他们的出发点; 而所有“现实的政治”都以后一个假定为出发点。两者都求助于道德准则。但这些准则都永远处于争论之中———这种解决是不能只通过伦理学就能解决的。

   的确, 单靠伦理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而即使哲学也不可能给出最后的无争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先给出这样的一个论点, 即认定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完全能够合二为一, 固然不对———这样道德与效率的区别就不存在了; 而以为两者可以截然二分, 则同样在道理上说不通。因为道德行为无效率, 有效率的行动无道德, 那人的“心”与“身”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岂不是天使般的心与巨兽般的活动的结合? 但是令人们担忧的现代社会的严重问题之一, 恰恰是这两者的相互分离、相互否定。

   因此, 对于现代人的生存和命运来说, 我们更须辨析价值合理性, 因为历史向我们表明的是, 在人类内部的相互冷漠、敌视、冲突和仇杀中, 他们的价值观念及其意识形态直接给出“理由”并发挥着巨大的思想动员和情感激发作用, 现代也不例外。所谓的“价值合理性”, 在现实性上, 正是为人们自己信奉的各种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而这种价值合理性与理性的关系, 与人的自我中心的关系, 是更需要深入剖析的问题。

  

  

   我们还是从鲍曼最为关心的论题说起。鲍曼虽然尽量不用价值理性的概念, 但对于涉及大屠杀的价值和道德方面的问题给予了许多评析, 特别是“科学种族主义”与“社会改造工程”。我们且来看他的评析。

   鲍曼指出, 种族主义虽然源于前现代, 但不仅未在现代退场, 反而由于获得了科学理性的支持而成为“遍及世界的概念”, 成为“政治实践的有效工具”。他举例说, 创立科学分类法的林奈以区分甲壳类动物和鱼类动物同样的精确区分了欧洲居民和非洲居民, 不能不得出欧洲人“优越”的结论。“科学种族主义”更是让“科学”直接服务于种族主义并使种族主义拥有了科学性。

   在鲍曼的评述, 似乎科学理性天然地有助于种族主义, 而不会对它不利, 因而科学理性和种族主义一样的有罪。但他首先就忽略了“科学”与“科学主义”的区别, 也正如他没有认真区分“理性”与“理性主义”。当他指出,“科学的合法化成为启蒙运动唯一的正统信仰, 而科学家则成为它的先知和神父。⋯⋯真善美, 是和应是, 都已成为系统和精确观察的合理目标”时 , 他批评的其实是科学主义, 即对科学迷信的意识形态。

   从根本上说, 迷信科学既体现了现代人的功利化和知识化取向, 而又是他们内心深处的终极性依赖和期待所使然, 不过是人的传统崇拜的现代形式。理性的精神是怀疑与平等, 是反对偶像崇拜的, 但它却成了人们崇拜的万能的新神, 这不能不说是现代理性的异化; 这同时说明, 现代人不光需要理性, 也离不开信仰; 人单凭理性是不可能安身立命的。

   事实上, 只求“客观地研究”即观察、实验和抽象概括对象的科学本身, 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不思”的,即没有道德感的自然科学无力分辨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并分别对待, 因此, 它才会成为包括各种极端主义势力在内的所有人的工具。

   其实, 在单纯的自然科学的视野里, 是不存在包括种族主义在内的人的“自我中心主义”的, 因为自然科学不是以“人”而是“以宇宙为尺度”( 培根语) 。弗洛伊德就说过,西方人的中心主义的虚荣心受过三次重大打击, 一是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否定了人类居住的地球中心说, 二是达尔文关于人起源于动物的进化说否定了人是上帝造物的高贵出身论, 三是他本人的“无意识”和“伊德”( 即本我) 说则揭去了人的“自我”的面具, 把人还原为一团“力必多”的欲望, 从而消解了人的最后依凭。

   但是, 且不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带有很大的猜测和假设性, 对于人的生理—心理世界的还原论解释有不少问题, 即使他的分析完全合乎“科学”, 它也不可能真正把握人性的矛盾性、整体性与超越性。并且, 人从理智上认同上述科学研究的结论, 也不等于在价值观念和行动上就去绝圣弃智、与鸟兽同群甚至干脆自己成为动物, 因为这既办不到, 也与人在走出动物界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本性”相悖。相反, 人会尽量地从科学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结论( 弗洛伊德自己就从“本我”经过“自我”走向了“超我”) , 如果做不到, 他甚至可能如列宁所说本能地反对科学 (“几何公理”)———这显然就不是理性而属于非理性的生态了。

   由此, 我们说, 认定科学研究与人的自我中心天然一致, 理由并不充分。只是因为科学的研究者是人, 人的研究很难超越其“人类学”的先见、视阈和隐喻, 科学才与人的自我中心有了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这也是当今一些学者能够对自然科学进行解释学诠释的理据所在。科学理性与人的存在的关系由此成为一个多向度的问题。

原则上说, 由于人来自于动物界且永远消除不了动物性即生物性, 还要凭借与外部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为生, 所以, 自然科学的有关研究及其结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认识自身, 认识我们行动的“自然必然性”和历史演进的可能性。当我们把人的存在相对地区分为两个方面, 即可以观察的客观活动与无法直观的观念世界,分别考察它们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时, 可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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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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