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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澎:日本人战争记忆的选择、建构——兼谈中日如何共享战争记忆

更新时间:2017-01-07 01:41:04
作者: 胡澎 (进入专栏)  
而反映日军加害行为的客观叙述,却被扣上了所谓“自虐史观”、“反日史观”的帽子。针对一系列历史修正主义的动向,山田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慰安所和慰安妇的相关话题,已经是铁的事实,但对历史修正主义者来说,却认为这是有损日本人荣耀的事,将是否存在强征的问题矮小化,将问题的存在本身也试图隐藏起来。”由此可见,权力在日本人战争记忆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沃尔夫冈•施文特克所指出的,“自民党的政治领袖、文化领域的官僚和国家媒体的一部分在当前组成了一个意见垄断集团,他们出于政治的目的把历史加以工具化利用。”

   靖国神社内游就馆中的解说词和展板内容所代表的所谓“靖国史观”,将侵略战争的爆发归咎于美英的“挑衅”和“压迫”,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粉饰为帮助亚洲摆脱白种人的殖民统治,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标榜和宣扬日本军人的“战功”和为天皇尽忠效死的“武士道”精神,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将被处死的甲级战犯视为受战胜国迫害的殉难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出现了一批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等右派保守组织,以及藤冈信胜、西尾干二等一批右翼学者。这些组织和学者编辑出版了多部宣扬、美化、掩饰日本侵略战争的书籍,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该书强调那场战争是日本把亚洲从欧美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争,否认日本军队对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痛苦与灾难,声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从军慰安妇”系商业行为,并呼吁建立日本人自己的历史观。另外,《“自虐史观”的病理》、《教科书没有讲授的历史》、《污蔑的近现代史》、《国民的历史》等书籍也宣扬这一类观点。

   一个民族的历史大多是通过历史教科书建构、记忆和传承的。2001年,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了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主导编写、扶桑社出版的初中历史教科书。该教科书蔑视亚洲,将统治韩国殖民地正当化,主张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等历史事实都是伪造的,肯定和美化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学者子安宣邦认为,在历史教科书中将“侵略”战争改写为权益防卫的不得已的军事“进攻”,这种国家对教科书检定的行为是国家一方发动的对过去记忆的“变换形式的再生”,是要谋求对过去的“重提与再叙述”。

   安倍当局深知重塑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性。2015年是日本战败70周年,早在年初安倍晋三就设立了专门委员会,为起草战后70周年谈话做准备。8月14日,“安倍谈话”发表,虽然迫于国内和国际社会要求日本正视历史的呼声,安倍在“谈话”中使用了“侵略”、“殖民统治”、“反省”、“道歉”等字眼,但模棱两可、遮遮掩掩、闪烁其词的态度令战争受害国的民众感到“安倍谈话”缺乏诚意。“安倍谈话”发表当天,日本外务省就删除了官网上有关“村山谈话”等前任政府对战争“深刻反省”、“由衷道歉”等内容的网页。

   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历史修正主义者、右派媒体人妄图通过淡化和模糊战争责任,将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定格于原子弹爆炸,混淆战争的加害与受害的关系,将受害作为日本人和其他战争受害国人民共同拥有的经历。在他们眼里,供奉着二战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既是体现日本近代以来为国“牺牲”者的人生价值的场所,也是消解丧失亲人痛苦记忆的设施。小泉纯一郎首相曾在参拜靖国神社时说,因为有了“战死者们崇高的牺牲才有我们今天的日本”,这句话令我们质疑他是要以“国家荣誉”和“牺牲”来取代日本人作为战争加害方的负罪感。高桥哲哉在《国家与牺牲》一书中针对小泉的这一说辞予以批判:“通过颂扬战殁士兵‘崇高的牺牲’,把这种牺牲作为‘敬意和感谢’的对象予以美化,会产生某种重要的效果,那就是会产生一种掩盖、抹消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惨状、在战场上阵亡的惨死和不快的效果。”

   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存在着共谋关系,在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这组辨证关系中,大多数日本人选择了“历史失忆”,这既是一种选择性遗忘,也是一种作为加害者自我保护性的遗忘。因此,我们经常看到,很少有日本人提起战争中对他国的侵略行径、大屠杀、惨案,似乎战争仅仅意味着广岛和长崎的“被爆”、日军战俘在西伯利亚的惨痛经历。这种选择性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为战争加害方企图逃避和推卸战争责任的一种主观愿望。学者藤原归一曾指出,“日本国民并非是因为经历了太长时间而遗忘了战争,而是因为不愿看到某种东西而早早地闭上了眼睛”。在战争历史真相面前,选择性记忆和遗忘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剥离自己与罪恶的关系。

   在日本政治权力的操控以及错误历史观念的影响和推动下,日本从侵略战争的“发动者”、“加害者”同时也是战争“受害者”的身份置换成了片面的战争“受害者”。在巧妙的概念偷换以及选择性记忆的建构之下,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遗忘了日本是战争的“发动者”、“加害者”、“参与者”,习惯了将日本定格于“受害者”的立场。作为战争“加害者”的立场和记忆的遗忘与缺失,以及对战争“受害者”意识和记忆的强调和传承,其后果是严重的,与中、韩等被侵略国家民众的战争记忆发生了严重背离。

  

   (三)民间力量客观记忆的努力

   二战结束至今,针对否认侵略战争史实、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逆流,一些爱好和平的日本人和日本民间组织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不但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反思战争,同时也站在加害者的立场思考和研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为对抗日本右翼团体和右翼政治家的错误历史言论,捍卫史实和客观记忆战争,做出了积极努力。

   这些民间组织数量众多,如以反对化学武器、细菌武器、核武器为己任的“日本ABC企划委员会”,支持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索赔的“要求国家赔偿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律师团”、“731细菌战审判运动委员会”,有针对否认南京大屠杀舆论成立的“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调查南京大屠杀全国联络会”、“南京证言会”,还有支援中国战时被抢掳劳工、要求日本国家赔偿的“日中劳动者交流会”、“支持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要求会”等等。有的民间组织深入曾被日军侵略的国家实地调查,搜集战争期间日本军队的罪行和证据。有的民间组织顶着右翼势力的压力,克服经费紧张等困难,编辑有关侵略战争的资料集,发行简报,举办演讲会、展示会。有的民间组织为阻止各地教育委员会采用扶桑版右翼教科书,发起“让扶桑版教科书采用率为零”的运动。“日本律师联合会”中一些具有正义感和良知的律师不但关注中、韩等亚洲各国对日民间索赔运动,还从法律、道义、人力、资金等方面提供了支持。

   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在其编写的教科书《新日本史》中记载了日军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为抗议文部省对侵略战争史实的删改,与之打了长达35年的官司。《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是第一个站出来全面采访和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日本记者,也是第一个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完整告诉日本人民的学者。《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等多部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书籍,让日本读者了解到这段被尘封的加害历史。小学教师松冈环20多年来致力于南京大屠杀的民间调查,寻访了250多名日本二战老兵,自费80多次到中国,与300多位幸存者会面,并自编自导了纪实电影《南京,被割裂的记忆》,从受害者和加害者双方的视角再现了那场战争灾难。学者野田正彰在《战争与罪责》一书中记录了对八名侵华日本军人的采访,通过他们在战犯管理所的改造,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他们人性的回归过程,挖掘和剖析了他们的战争记忆。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揭示了战前日本每个国民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日本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的一员,提出日本国民有责任对当初支持战争的行为进行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出版了一批反映被侵略国家民众苦难的调查和研究类书籍。如石田米子、内田知行编著的《黄土地村落里的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仍未结束》、上田信的《鼠疫与村落———731部队的细菌战与受害者的创伤》、关成和的《被731部队占领的村落———平房村的社会史》、石井弓的《作为记忆的日中战争》等。“将个人的受害记忆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从遭受战争摧残的个人及地域社会的角度分析战争的破坏机制和造成的后果,自下而上、自微观而宏观地解读历史。”这些有良知的日本学者、知识分子、普通民众既有战争受害者的意识,同时又具备战争加害责任的自觉,针对日本人片面的选择受害者记忆而做出了努力。

  

三、中日如何共享战争记忆

  

   中日作为那场战争的当事者,能否在战争结束70多年后的今天重构并共享战争记忆?可否有超越民族感情和民族国家的战争记忆?如何摄取历史并对待民族创伤记忆?针对日本片面强调受害经验、回避加害经验的战争记忆,如何克服民族国家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局限,超越民族的感情记忆,在中日之间、在东亚甚至在国际社会层面对那场战争形成一种公正、理性的认识?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

   本文所指战争记忆的共享应包含以下多个层面:日本作为侵略一方的加害者的战争记忆与中、韩等被侵略国家的受害者记忆的共享;日本民众在战时体制下“举国一致”、“铳后奉公”(意为“后方支援”)的体验与东京大空袭、原子弹爆炸等受害记忆的共享;日本“本土”人与冲绳人的战争记忆的共享;采访、挖掘被侵略国家民众受害记忆的日本人与大多数不了解历史真相的日本人之间战争记忆的共享。

   要使集体记忆、民族记忆能够流传下来,通常需要借助一些承载物,如官方承载物、组织上的承载物、文化承载物、学术承载物以及其他承载物。具体而言,包括文献、书籍、器物、艺术、纪念碑、象征符号、博物馆以及公共仪式等。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记忆场”(sitesofmemory)的概念,这一承载物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具备物质意义的,如档案馆、博物馆、纪念碑、墓地等;二是具备象征意义的,如祭典、默哀、纪念日等;三是具备功能意义的,如团体组织、教科书等。因此,教科书、历史展馆以及文学作品、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体负有记录、传承民族记忆、战争记忆的职责,应客观描述战争给双方民众带来的伤痛,使生活在和平时代的子孙后代了解和反思战争的历史,坚定地走和平之路。

   记忆共享需要战争加害方和受害方的共同努力。加害方需要对战争有清醒的认知,对加害行为表达悔罪,达成自赎,从而获得战争受害方的宽恕,双方实现和解。自我救赎的实现需要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超越“国家利益”、对本国历史加以批判是艰难、痛苦的。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社会运动中,日本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与中国、韩国的研究机构、学者、市民团体开展了各种交流、声援和相互支持的活动。例如,在“慰安妇”问题上,日本一些市民组织,特别是一些妇女团体大量采访、调查和研究韩国的“慰安妇”幸存者,声援中国山西盂县“慰安妇”幸存者的对日索赔案。日本民间组织在中国各地举办“二战时期日军性暴力图片展”。近几年,中日韩学者及民间团体合作编写《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举办“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研讨会,显示了中日韩三国的有识之士正在探寻跨越国境、共享战争记忆的道路。虽然这些正义的力量和努力还很微弱,其社会影响力尚不足以左右日本政治和国家走向,但我们仍从中看到了希望。只要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对侵略战争这段加害历史能够有客观的认识,反思战争责任,日本就有可能走出历史阴影,求得战争受害国的谅解,从而实现民族的自我救赎。

探讨中日战争记忆的共享,还需要两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参与,在东亚构筑开放的对话空间。其实,构筑这样的对话空间并非遥不可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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