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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刚:宪政民主需要思想引领

更新时间:2017-01-04 11:30:32
作者: 袁刚 (进入专栏)  
人类作为政治动物,从未停止过争斗竞争,今后也不会停止,但宪政民主确立后,争斗竞选就纳入文明轨道,上了历史新台阶,骨肉同胞间争主义争权益争政策,靠的不是暴力和诈力,赢得民心赢得选票才是胜者,此即可谓民主。

  

三、书报检查压制思想言论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大敌

   限于体例,单灵芝同学的博士论文所论英国宪政改革,仅限于詹姆斯•密尔及其时代,未扩展至现今,也未联系现实,没有过多的引申发挥,因为要顺利完成学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不同于法俄革命的英国宪政民主渐进改革的成功,极大地影响了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以国会为中心多党搏弈的竞争性民主机制,为诸多国家仿效,在世界范围取得很大成功,具有一定的普世性。恩格斯晚年就十分重视议会斗争,并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举措出谋划策,列宁更直陈若没有代议制国会这种“形式”,民主将无从谈起。国会票决这种体制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甚至被英、美推行至国际政治中,成立了联合国,发布了联合国宪章,对于协调世界各种冲突,维护世界和平维持国际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是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之一,常就国际重大事务发声并投票表决,这种开会辩论投票表决机制,虽还有不少缺陷,许多实际问题还不能真正解决,却无疑是协调世界冲突的最好办法,是国际政治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所谓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已是绝无可能。

   中国有宪法,领导人亦多次表示要“依宪治国”,宪法规定国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如果国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能够落到实处,而不仅仅只是“形式”,则中国在政治上就能“与国际接轨”,也实际上是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众所周知,中国有国会、有宪法、有选举,国家领导人也都是“选举”产生,这说明中国并不拒斥普世价值,只是由于种种难以言表难以承认的原因,这些往往只是走走“形式”。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并不复杂,只要将民主从“形式”到内容真正加以落实,就会有成效,而这也正是我国“深化改革”的实际内容。

   对照英国的宪政改革,其实也时有阻力,经历了几百年漫长的渐进改革过程,其间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英国一直坚持“开放”,国内政治环境宽松,允许人民说话,允许社会多元,允许挑战权威,使改革得以持续。英国从不要求与今上女王保持一致,领导宪政改革的不是女王,甚至也不是如邱吉尔这样的政治家,是人民在推动,真正引领改革的是密尔这样的一批思想家!在英国骂英国的德国犹太人马克思,所说虽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但他的社会批判煽动性很大,足以引起政坛重视,对英国的社会改良和宪政改革,也起了很大作用。

   单灵芝博士论文的第五章,题为“代议制民主的推进:公共意见的表达”。法国大革命后欧洲下层民众政治参与意识高涨,形成公共意见舆论压力,促进英国的宪政改革。詹姆斯•密尔写了《论出版自由》,谴责政府对不同政见意见表达的限制,反对当局以行政权力操纵公共意见,力争民主平等话语权。国会体制内外一体,议员在国会中固然有发表政见的权利,人民在国会外也享有充分的议政权,拥有表达政治意愿的渠道途经,出版自由有助于形成公共意见,以有效监督政府。“没有出版自由,好政府的目标便无法实现”。由于重视公共意见表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国会论辩中受到特别重视,并得到了法律保障。

   无独有偶,马克思在1842年也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关于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两篇文章,评击限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书报检查制度,反对官方以控制言论来操纵舆论,以钳制思想来维护统治,也主张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正由于宪政框架下的英国人民争得了言论出版自由,马克思才从限制他发声的德国、法国流亡到英国,得以在条件最好的大英博物馆图书室安心写作,在资本主义的心脏批判资本主义。由于有言论出版自由保障,使伦敦不仅成为金融工商业中心,也成为思想中心,各种主义都可自由发声,自由出版书报杂志,密尔父子与马克思、恩格斯都著述等身,引领了社会文明进步。

   文明进步需要科学昌明,宪政民主需要思想引领,真理和谬误在公开论辩中会得到识别,用不着打仗流血就可以决出胜负,所以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国家的第一要件,也是国会搏弈的必要条件,不可或缺。有说话的地方,有自由表达的方式,说错了也不要紧,甚至允许游行示威发泄,疏解一下郁积的情绪。但有些势力最害怕思想论辩,怕别人发声,怕谬误被揭穿,失去迷信愚忠的群众。有些国家设有宣传部,其主要职能不是宣传,而专门搞书报检查,钳制思想,这显然和马克思的主张背道而驰,也是反民主的。书报检查严重阻碍社会进步,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刊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言:“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压制思想言论是政府缺乏自信,中共对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就进行过揭露与抗争,如1944年2月2日中共《新华日报》社评称:“要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这里不仅提到言论、出版自由,而且提到集会、结社自由。而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詹姆斯•密尔,早已将请愿、公共集会与政治结社,作为推进公共意见表达推进代议制民主改革的大问题提出来讨论,并取得了进展。我们知道,世界各国宪法,中国从清末《钦定宪法大纲》,到现今现行宪法,都有“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条款,且都写明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甚至还有游行、通信、居住、迁徒、罢工等各项自由,此即为“人权条款”,即“人民的权利”,这些权利早已获得文明世界首肯,且似乎已“例行化”,没有人公开反对,凡宪法都有此条款,但是否真能落实,则是另外一回事。

   改革就是要落实“例行化”的宪法信条,让“形式”符合内容。如何切实推进宪政民主,也的确存在许多阻力,有许多阻挠者搞的是“阴”一套,上不了台面,所以竭力禁锢言论,禁止思想的自由表达。当然,宪政民主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在英国也经历了几百年的渐进改革,在中国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辩析,单灵芝同学的论文提到教育改革,以提高民众政治素质,培养代议制民主力量,詹姆斯•密尔就写了《论教育》。这当然十分重要, 已故老中宣部长陆定一弥留之际就喃喃地说:“让人民敢说话,让孩子们上得起学,这是我的一点希望”。说明近两百年前英国政治思想家密尔的思考,对当今中国仍有借鉴意义。还有许多现实问题,迫切需要研究,单同学的论文限于体例,未及展开讨论,现既已毕业,日后博士论文扩展整理出书,希望能加上时代内容。

   (2016.9.6)

   作者简介:袁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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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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