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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建龙:《国家赔偿法》死亡赔偿金条款的合宪性分析

更新时间:2017-01-04 11:20:20
作者: 柳建龙  
或有籍由相关法律的规定予以厘清的可能。在一定意义上,应视国家赔偿法为民法(侵权责任法)特别法[21][22][23],为此,在国家赔偿法未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以相关民事法律规定作为切入点是较为妥当的做法,此一方面和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陆法国家的国家赔偿制度的实务与学说发展轨迹相吻合,另一方面也和我国《民法通则》第121条和此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1991)第114条(已废止)的旨趣相合。⒄

   不过,就现行法制而言,虽然民事法律规范也对人身损害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标准做了规定,但其所采标准和国家赔偿法不同:前者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为计算标准,后者虽然未明确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但对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总额的计算标准均采取“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计算标准。就此而言,并不能凭借民法相关规定而直接确定国家赔偿法上死亡赔偿金的额度;但这也并非意味着,民法上的规定对其标准的确定毫无参考价值。易言之,能否确定丧葬费的标准成了能否厘清二者含义的关键:倘若其无法确定,则亦无法确定死亡赔偿金的含义;反之,则可确定死亡赔偿金的含义。

   就丧葬费而言,学说上一般认为存在如下几种赔偿方法:定额赔偿,即按地方制定统一的赔偿数额予以赔偿;弹性赔偿,即按地方制定赔偿费用的额度,由法官选择确定赔偿数额;实际赔偿,即按实际支出的费用赔偿,但对支出的标准有限制[24][25]。与之相一致,在立法和人身损害赔偿实务中丧葬费标准亦呈现出一种诸法并存的混乱局面,直至《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施行才得以统一为: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其中“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系指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受诉法院所在地的上一年度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职工月平均工资[26][27]344。丧葬费标准不因受害人的职业、身份、工作、性别、年龄等情况有所不同,也不因受害人生活在城镇还是农村而有所不同[27]345。

   相应地,伴随着《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丧葬费标准的统一,经由丧葬费而进一步确定国家赔偿法上的死亡赔偿金不仅是可能而且是确定的,其计算公式为:死亡赔偿金=(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20)-(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职工月平均工资×6)。

  

三、死亡赔偿金条款违反平等原则

  

   合并《宪法》第41条第3款和第33条第2款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进行解读,可以发现,宪法保障所有公民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并规定国家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对于任何公民的保护或者惩罚都应当是平等的,不应因人而异。就此而言,一般认为,国家赔偿法上的死亡赔偿金与《侵权责任法》⒅及其施行前的《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9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中所隐含的(城乡)身份和地区差别从而导致“同命不同价”⒆有所不同,其计算必须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职工平均工资”为准,而不能以当地的经济生活发展水平下的地方统计数字为准,这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死亡赔偿金不至于因为“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不同的行业岗位之间收入差别也大……”而在“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样的损害在不同地区得到不同数额的赔偿,这对受害人来说有欠公平”[28][29]103[30]442。而第34条第1款第3项所采用的是相对统一和固定的赔偿标准,并不因为受害人的职业、收入、年龄、地域、身份等因素而有差别[31]。这更能体现宪法和法律平等的保护精神[32][29]103[30]442、更合乎人格尊严的要求,具有“平等的导向性和进步性”[33]258。

   然而,《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是否更符合平等原则呢?仔细审视,则可以发现,上述主张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死亡赔偿金条款不仅可能导致纵向的不平等,也可能导致横向的不平等。

   (一)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在回答前述问题之前,必须明确人身损害赔偿的性质。就此而言,民法学中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扶养丧失说、继承丧失说、所得丧失说、劳动能力丧失说、⒇精神抚慰金说、生活来源丧失说,此外,也有少数人主张应改采“物质生活水平维持”说[34]211;而专就死亡赔偿金而言,在学说及司法实务中居于通说地位的是扶养丧失说和继承丧失说,也有部分学者主张精神抚慰金说[34]216-217。由于现行法规定与各学说之间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龃龉之处,为此有不少批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21)之“四”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8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易言之,侵权人如果承担了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则不再承担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消除这一乱象。不过,尽管同此前的《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8条相比,排除扶养费请求权虽然能够使得人身损害赔偿规定在法理上更为自洽,但它同时也缩小了人身损害赔偿范围,使得赔偿金总额大幅缩减,故颇受诟病。国家赔偿法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脱胎于民法,自然也存在相似的问题。就死亡赔偿金而言,国家赔偿法上也存在三种不同的学说:扶养丧失说、继承丧失说以及精神抚慰金说。一般认为,居于通说地位的是继承丧失说。不过,2010年修法以前,也有学者对继承丧失说提出批评,认为,由于旧法第27条第1款第3项后半段对扶养费已有专门规定,并且采全国统一标准,不考虑受害人年龄、收入的地区和城乡差异,故而不同于继承丧失说,其在性质上为精神抚慰金。然而,2010年修法后,新法第35条后半段对精神损害赔偿特别作了规定,于此,动摇了上述批评的基础,故应以继承丧失说为宜。

   (二)纵向的不确定性和不平等

   在上述观念基础上,首先需要检讨的是作为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的“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上年度”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和不平等问题。

   明确性要求是合法性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35],然而,第34条第1款第3项规定难谓符合该要求:其中“上年度”的意思究竟为何,在实务和理论上均存在较大的分歧,(22)形成了多种见解,如违法行为时上年度说、违法行为结束时上年度说、危害结果发生时上年度说以及赔偿决定作成时上年度说等[7]24。后经由两次司法解释才使得其含义得以进一步厘清:

   一是199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其“六”第1款将“上年度”确定为: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决定时的上年度;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维持原赔偿决定的,按作出原赔偿决定时的上年度执行。

   二是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作成的《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规定纠正原生效的赔偿委员会决定应如何适用人身自由赔偿标准问题的批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年度”的不明确性导致的分歧,如果将其“六”第1款后半句纳入考量,可以发现其并未明确:在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改变原赔偿决定的情形下是否应当采取变更决定作成时的上年度作为确定“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标准时间,是否应按变更决定是基于形式性或者实质性的原因作成的予以区别对待?\[7\]33本解释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指出:在此种情形下,原决定的错误系漏算部分侵犯人身自由天数的,应在维持原决定支付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的同时,就漏算天数按照重新审查或者直接审查后作出决定时的上年度国家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相应的人身自由赔偿金;原决定的错误系未支持人身自由赔偿请求的,按照重新审查或者直接审查后作出决定时的上年度国家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人身自由赔偿金。尽管此处仅提及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但似乎也可以类推适用于其他的纠正原生效的赔偿决定的情形,如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纠正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决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纠正复议机关的赔偿决定的情形。

   然而,即便搁置最高法院对第34条第1款第3项的解释或者虚造本身可能引发的解释权限争议问题,也不意味着业已排除其可能存在的违宪嫌疑,这是因为:根据该条规定,赔偿标准和赔偿总额的确定可能因赔偿请求提出时间和赔偿决定作成时间不同而有差异。即,可能出现如下情形:在同一时间发生两起以上性质和结果皆相同案件,虽然同时提出赔偿请求,但由于有权机关作成的赔偿决定的时间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别,赔偿总额的差额可能高达数万甚至数十万,尤其是在各该赔偿作成时的“国家职工上年度平均工资”存在较大幅度增长或者下滑的情形更是如此[7]32。此种差别难谓合理。

   另就法释(2014)7号所及的情形而言,即便是同一个案件在不时期也可发生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不同的问题。(23)就此而言,其和前段所及情形恐怕都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存在龃龉,并且也使得赔偿金总额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

   (三)横向不平等与内在不统一性

   正如此前所指出的,如果采取通行做法,不区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将之视为一个整体,则较之民法上死亡赔偿金的规定而言,国家赔偿法的死亡赔偿金条款较合乎平等原则的规定,不会造成横向的差异——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然而,如果和民事法律规范一样将丧葬费排除在外,单独计算死亡赔偿金,则可以发现,《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不仅存在横向不平等的疑问,而且背离了死亡赔偿金的设计理念,特别是,一旦将之与国家赔偿法关于限制人身自由和侵害健康权的赔偿规定进行比较,则可以发现国家赔偿法在制度设计上未能做到体系的自洽,从而存在内在不统一性。这是因为,正如此前所指出的,死亡赔偿金金额的确定只能经由扣减丧葬费而予以计算;而丧葬费金额应依2003年《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7条规定予以确定。

根据该规定,丧葬费的计算系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水平为基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发达水平,与之成正比。这一标准“既考虑到了地域差异,又兼顾了公平,是一种比较科学、合理的标准,还简单易行、标准明确、便于掌握”[19]1090[36]。而丧葬费一旦确定,则死亡赔偿金的金额和数额也随之确定。就此而言,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总额确定的情形下,在那些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较高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通常为经济发达地区),国家赔偿中的死亡赔偿金水平要比那些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较低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区域内(通常为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死亡赔偿金要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这无疑与继承丧失说的基本立场不一致,因为:依照该说,死亡赔偿金就其性质而言为受害人余命年岁收入的逸失,与个人潜在收入成正比。换言之,即便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一样,退让以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计算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死亡赔偿金的金额也应与受害人所属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成正比,而非成反比。就此而言,此种差别对待显然并无合理的根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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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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