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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2016中国外交得与失

更新时间:2016-12-29 10:31:27
作者: 王逸舟 (进入专栏)  
当我们把国家利益按照轻重缓急做出进一步区分——当有了核心利益之时,其他利益可以理解为能够共享和让渡的。但这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即涉及核心利益就要死守、不留余地。因此,我们需要区分这些关键利益的边际在何处,以及到了红线应当如何处置,比如采取危机管控等措施。

  

   此外,核心利益的概念也是相对的,在国家衰败的时候,核心利益会越来越萎缩,而在一个进步的时代,核心利益则越加分明。比如中国一直将“台湾”、“西藏”称为核心利益,现在加上了“南海”;50年后,也许外太空的某一个空间站和极地的科考站也是核心利益。为了避免对抗,要在不同地点做出不同安排,使得我们的清单能够与国际社会的清单达到某种互换与妥善安排。需要思考的是,当核心利益发生变化之时,如何让国际社会适应你,并让各利益攸关方能因而受益。

  

   中国需要一种新主权观

  

   对于三年前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我看来,现在从谈好处和伟大意义的阶段,到了既讲潜力又谈问题的平衡阶段。

  

   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其建设工作座谈会上进行了详细阐述。他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在我看来,这意味着要把短期的蓝图变成中长期的、制度型的计划。从习的讲话中可以发现,他已经清晰看到了“一带一路”当中存在的风险和问题。

  

   现在国内市场没有那么景气,需要与外部对接,而外部也指望依靠中国产生效益。过去中国主要是引进资本,而现在到了资本输出的阶段,未来5-10年,中国对外输出会产生巨大且宏观的成果。这不仅仅是单个领导人的愿景,也反映出中国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历史必然。中共十九大后,“一带一路”一定会成为一个标杆,成为习这代人在建功立业上的一个抓手。

  

   2017年,与其谈论外交的下一步,更值得关注的还是国内议题。因为中国影响世界最好的方式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应当明确国家方向感的问题。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许有过顺利或不顺利的时候,但整体的方向感没有偏差,就是与世界合作,朝着现代化方向走。他认为现在这个方向感有些模糊了,这也是目前最大的危机。我也赞同这个判断。

  

   对中国来说,明年出现新的领导集体,如果能出现更多与世界务实合作的面孔,会让我们更有信心。期望十九大以后,中国还能冷静分析,继续承诺改革开放,承诺同这个世界合作共赢。

  

   具体到外交方面,近几年中国着实取得了不少进步,外交人员在很多不起眼的地方下了很大功夫。外交部之前曾提出“中国是国际规则的维护者和建设性参与者”,其中的“建设性参与”跟我过去一直谈论的“创造性介入”异曲同工。不过,在外交的社会基础方面,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到我的预想。其中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否对这几年的外交进程做出一个各方共同参与、公开客观的评估,无论对南海议题、“一带一路”甚至外交预算。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需要一种新主权观。国家的强大不仅要靠意志力,更要靠软实力和智慧,让国内发展和国际潮流相向而行。新的主权观应该注重完善内外两方面:对外在确立新的全球目标利益序列的同时,深刻认知邻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需求与疑虑;对内要防止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深刻理解开放多元和政治进步,对自身国际权益的积极作用。比方说,主权如何与人权更好的结合;如何把主权看成一个动态的进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法理和概念;如何把主权看做一个可层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刻板格子。我希望能够通过树立一套观念,既符合中国的传统和国情,又能与人类的发展更好地对接。我想,这些都是未来值得我们去思考与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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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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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周刊》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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