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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更新时间:2016-12-28 17:10:56
作者: 贾康 (进入专栏)  
我们现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要引领新常态,达到全面小康以后,还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一直联通到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是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要以很清晰醒目的概念来做的系统工程的动态推进。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够表面望文生义地把这么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和美国的供给学派那一套主张相提并论。

   除此之外,还要回应一下一种“情绪化”的说法,其动机何在我们不好揣测,但它也确实没有建设性。网上能看到有的人说,中国人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拿一个新概念给自己脸上贴金。我不认同,我劝这样的发言者还是要有耐心看一看我们总结的新供给理论,看一看我们破了什么,立了什么,提出什么,未来要解决什么,这里面哪些观点立不住等等,这才是实质性、建设性的批评与讨论,简单的“贴金”指责恐怕不是负责任的表现,是没法讨论问题的。情绪化的方式不是我们做研究的人应取的思维和态度,在座的都是饱读诗书的老师和同学,更不能这样。我们评价一个理论或观点,首先要先看其论据,论据能不能够立起来,我认为是最主要的。这个论据当然要连通一套逻辑,这套逻辑背后应当要有一项大的哲理,实际上是社会研究人员不可回避的价值观等等,针对这些内容都可以发表意见。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讨论引到更有建设性的方向上去。

  

应该这样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上述这些内容是我针对社会上关于供给侧改革的一些极端的评价甚至是不负责任的风凉话的回应。回过头来从正面讲,我还是跳出书里面所做的论述,简单地再概括一下供给侧改革。很多地方的同志、工作一线的同志常跟我说,你讲了这么多供给侧改革的看法,我们有些听得还是似懂非懂,能不能更细分和明确地在这方面浓缩一下,努力给我们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切入点。那么我认为,以下几点值得我们重视。

   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跟上时代往前发展的步伐,贯彻中央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第一个关键的事情是如何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制度供给是总书记说的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我们在学理分析上高度认同。所以我在广东说,广东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仍需要总结一下这些年我们哪方面的改革站在前沿上,有没有可能继续推进。比如中国的整个行政架构必须要做一个“伤筋动骨”、“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就是实行大部制和扁平化。广东曾经在推行省管县的行政体制改革中捷足先登,但是很遗憾,后来没有见到新进展,全国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跟进的。我就跟广东方面的同志说,在这方面有没有总结经验?当然也可能有教训,但大方向是争取往前推。这个第一,就是抓改革攻坚克难的制度供给,形成创新发展的“第一动力”。

   第二,作为政府,在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之后还要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政府的独特作用是什么?中外所有经验已给出了答案:除法治、公共服务之外,还有顶层规划。一个政府辖区内的通盘的国土开发和发展建设规划,不可能靠市场主体、基层单位等分散的政府之外的多元主体以试错方式形成通盘合理布局,这种顶层规划是政府非做不可的。其实大家看看现在世界上所有稍微带点现代意义的国家,都在抓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新的理念,是此种规划的供给要做到“规划先行,多规合一”。“京津冀一体化”是最典型的一轮新的动态规划,北京和周边地区这么多的城市病,逼出了一个不得不做的新一轮“京津冀一体化”的规划。那么这种要经受时间和历史考验的高水平的规划,它的牵头者就必须是政府。政府要组织高水平的专家(包括国外的专家)一起集思广益,形成可操作的方案。“京津冀一体化”现在是大手笔,疏解北京非核心功能,把北京市级所有的管理机构三年内搬到五环之外的通州潞河镇。这种顶层规划的供给,需要把所有的功能区、市政设施、公交体系、医院、学校、绿化带等上上下下的公共基础设施都要考虑到,必须经受历史考验。这个供给类似于在两百年前,巴黎曾经做的整个城市改造规划一样(现在还被人们反复地作为案例来称赞)。所以政府必须牵头提供好这个顶层规划的供给,责无旁贷,虽然任务很艰巨。

   第三要组织好政策供给。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有政策设计的权能,地方政府要注意中央政府的导向,同时要利用自己的弹性空间在地方层面做好分级政策设计,尤其是在财政政策方面,(因为分级财政框架下,地主政策的可塑性强)一定要掌握好政策供给。

   第四个是投融资供给。考虑到整个经济生活里面供给侧对于需求侧响应机制的特点,我们首先要处理好组织有效投资的问题。有效投资里面的创新当然又不可少,比如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关心PPP的研究生朋友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学位论文来好好写一下。这种投融资的创新到了PPP这里,不光是融资模式的创新,同时带来的是管理模式和治理模式的创新。我们把它称之为制度供给的伟大创新,而且应努力把它幅射、渗透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和整个运行机制的创新上,正面效应是非常丰富的。

   再往下看是科技的创新,不仅是高科技,也包括一些适用技术,要把它们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科技的创新除了要靠政府组织之外,更多的要靠市场的作用,让市场在科技成果应用的选择中实现优胜劣汰。要想有效地推动科技创新,必须优化制度环境。没有一个像样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制度环境,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不会真的“内生地”可持续地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聪明才智。近来中央已经强调,总理也反复说,要改变科研管理的繁文缛节,国办专门下发了文件,要优化学术环境,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让科学家、专家、教授做科研,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在官本位、行政化规则下,有关部门推出种种清规戒律和知识分子过不去,使科研人员大量的精力耗费在接受检查、填表,费尽心思地处理报销事务等,有些高校甚至出现了导师让自己研究生、学生在楼道里彻夜排队处理报销问题、各种退款的情况。现在普遍听到的就是高校教授和研究人员不愿意接受课题了,跟上述情况有很大关系。这是科技供给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还有必须要解决的供给是人才的供给。我们要本着“人才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的精神,吸引和利用各类专家,把人才的创新能力充分调动到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上面来,这就要做好人才的吸引机制、使用机制和约束激励机制。

   当然还有资源的供给,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掌握好国内外所有资源的供给机制创新,比如物流与供应链供给创新,以及处理好我们环境条件的供给。比如,在北京怎么样遏制雾霾的侵袭,怎么样提高我们宜居城市的水平,怎么样才能变成碧水蓝天、美丽中国。所有这些我觉得都是供给侧改革概念下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今天先说这些。非常愿意和各位做进一步的讨论,谢谢大家!

  

   现场互动

   我是全国总工会的,我想请问贾康老师,今天的《北京青年报》登了一篇报道,提到中国的职工工资涨幅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涨幅。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之下,您认为防止两极分化而进行的收入分配的改革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之间的这个矛盾应该怎么化解?特别是现在的劳动力技能急需要提高,那么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应该做哪些变革?

   贾康:对于这个问题我要说很多话,我尽量简短扼要。劳动者薪酬的提升符合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逻辑,大家的日子应该越过越好。需求是永远不能完全满足的,但是经济学上有意义的可讨论的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货币购买力,就是钱包里要有钱,要籍此引出获得感和幸福感。这种收入的水平,在中国总的来说2010年后已可以对应到人均国民收入三千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阶段”。这几年我们经济发展中的亮点之一,就是中国总体收入水平提升的过程中间,我们的低端劳动者,粗工、壮工、农民工,他们的收入增长幅度比总的平均收入增长幅度要更大些。这种变化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感受到、已经议论了几年的“民工荒”“招工难”“用工贵”的问题。这件事情(低端劳动者价格上涨)正面讲有什么好处呢?现在的基尼系数虽然处于高位,但它是一种稳中略降的变化趋势,没有继续扩大,官方数据是从0.49 缓降至0.46。根据我们的观察分析,这跟低端劳动者收入提高显然是有逻辑关系的,体现了他们境遇的改善。但这个事情从负面讲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我们依仗的曾把我国一路推上“世界工厂”宝座的低廉劳动力比较优势,很快将不复存在,“无可奈何花落去”,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工厂必须要进行产业升级,首先在珠三角等增长极区域要“腾笼换鸟”,否则就不能向前发展了。我们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对于整个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在滑坡、在下降,当然要警惕,如果这时候继续让劳动工资的增长超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没有其他要素的合理权衡,那么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可能就没有了。这个问题也不能回避。

   这里我要说一件事,很多同志推崇最低工资,认为政府应该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这样就保护了劳动者尤其是低端劳动者的权益。其实你做经济学分析就知道,最低工资制度总体来说是政府的一种姿态和符号,你不要指望它发挥多大的作用。如果最低工资定得偏低,那么劳动力价格自然会被市场抬高,最低工资等于白设;如果定得明显偏高,对不起,我们企业权衡之后会用其他的要素替代劳动力要素,更多考虑用机械化的方式。企业有一个经济权衡,一旦这种情况普遍发生,政府的努力事与愿违,反而恶化了低端劳动者的就业环境。

   回到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在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迅速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人口政策必须要调整,现在终于放开二孩。从现在这么低的生育率来看,我们应尽快提出鼓励生育的政策,同时要把对人口数量的调控,转换到提高劳动力人口素质的思维方式上来,这样才能应对中国现在未富先老、很快要进入到超老龄社会这种不良的下行因素对我们的拖累和制约。

   在改善公共福利,特别是低端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方面,要从托底的事情做起。“十三五”要做好农村七千万人口的脱贫工作,就要实现精准扶贫,分析他们的所有致贫因素,对症下药,制定一套高水平理性供给管理的方案。对于已经在城镇就业的劳动者,要特别注意没有取得城市户籍和市民待遇的劳动者,就是所谓的农民工,(‘农民工’是个很荒唐的称呼,准确地讲应该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务工者’)要进一步地提供条件,使他们逐步享受市民化待遇,所以户籍制度的改革,现在就要分出不同的层次:具备条件的中小城市,赶快放开,有压力的地方,要通过“居住证”“积分制”等方式来过渡。

   另外,对于已经享受市民化待遇的职工,在这方面,我们要注意不要陷入极端的和民粹主义的情绪中。实话实说,在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后这种情绪很容易被激发出来,大家都想过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恨不得更快地实现自己的致富心愿。但是如果掌握不好,你本来已经在劳动者群体里面实现市民化了,他们已经能够享受比较高的待遇了,再超出客观限度提出更高的目标是不应该的。如果政府在政策方面只是为了迎合民众的呼声,就会“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续”,就有可能会出现拉美国家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造成的不良状态。拉美国家的政治家普遍地是靠一人一票的竞选来上位,他们在竞选过程中做出各种各样的承诺,争取选举成功,上任以后为了争取连任又要拼命地兑现诺言,那么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在开始一段时间是红红火火的,但很快就没有后劲了,使得福利待遇从云端跌入尘埃,跟着跌下来的是整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后劲,并且激发出一大堆原来潜在的矛盾,这是一种非常不良的状态。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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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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