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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立深:行政事实认定中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

更新时间:2016-12-28 15:33:40
作者: 于立深  

   摘要:  “不确定法律概念”是法理学和各部门法中经常遇到的基础术语,它们被用于行政法律规范和行政诉讼判词之中。不确定法律概念不仅仅涉及到法律适用中的解释问题,其所指涉的事实认定的争议性,使得概念解释进一步复杂化。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事实相互缠绕、相互印证,在做出不同种类的行政行为时,对二者相互关系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差异。在实务中,行政执法者、法官、律师和学者们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共识,通过行政解释、技术标准、裁量基准、专家意见使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进一步法定化,主张常识性的经验判断与专业论证相结合,注重不同文化形态和政府规制目标下的不同理解。同时,不确定法律概念所关涉的行政事实认定,应该达到一定的证明力标准才能被采信,对该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才能被视为有说服力的解释。

   关键词:  不确定法律概念,行政事实,法律解释

  

   公共利益、重大利益、不利影响、严重影响、影响城市规划、社会稳定、社会风尚、公序良俗、就近入学、严重危害、严重违法、重大违法、情节严重、情况紧急、情况复杂、嫌疑、疑似等术语,常用于行政法律规范结构和行政诉讼判词之中,它们在行政法学上被称之为“不确定法律概念”(以下简称“不确定概念”)。本文对相关行政法律规范和案例展开了初步的分析,试图发现当事人、行政执法者和法官在事实认定中对不确定概念的差异性认知和理解;对不确定概念的解释是如何影响行政执法中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以及如何影响行政裁量权的;试图为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与不确定概念解释之间的合理关系找到一条可行的、较清晰的方法论进路。

  

一、不确定概念中法律解释与事实认定的纠缠

   (一)不确定概念的解释学梳理

   不确定概念,是各部门法都存在的基础概念。民法学者将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作为民法的基础问题加以阐释。不确定的民法概念通常表现为两种:封闭的不确定概念和开放的不确定概念,前者如危险物;后者如合理、不合理、公平、显失公平、善意、恶意、重大事由等。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法官需要对含有不确定概念的法律条款予以补充认知。[1]不确定概念之所以成为民法解释的对象,是由不确性概念的高度概括性、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适用上的开放性等特质决定的。民法解释学探求不确定概念的具体化路径和方法,包括文义解释、个案中的立法目的和意图的利益考虑以及案件事实的认定,等等。[2]

   刑法学上的不确定概念主要是对刑法分则中概念的解释。即使一些概念实质上不属于不确定概念,而是确定概念,亦需要解释。例如,在破坏交通工具罪中,“汽车”是否包含大型拖拉机,“电车”是否包括缆车(架空索道),也存在争议。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中的某些概念,例如数额较大、多次盗窃、[3]特别残忍、猥亵、淫秽物品、明显高于、明显低于、较大、巨大、严重、特别严重、恶劣、特别恶劣等等,则属于不确定概念。它们指向某种违法的生活事实,对其解释将影响到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和量刑的合理性。不确定概念与犯罪构成要件、案件事实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对刑法概念的解释以案件事实认定为基础和目的,通过解释使刑法规范和生活事实相互作用。

   德国学者麦茨格将构成要件区分为两种:一种是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即立法者以日常用语对客观事实做出一义的记述,法官对客观事实仅需进行知觉的、认识的活动即可确定的要素。另一种是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立法者不是记述单纯的事实关系,而是采用极为概括性的表述,即提供了空白评价,法律适用时需要规范的评价活动、补充判断。在规范的构成要件中,立法者在表述构成要件时,既要描述一定的事实,又要使用价值关系的概念或评价概念,例如何谓“猥亵”,需要执法者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做出评价、判断。[4]

   张明楷认为不确定概念在刑法分则中的使用,旨在解决法律所调整事实的无限性与法律规范数量的有限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或者矛盾。情节严重、情节恶劣、公共危险、淫秽物品等概念,具有模糊性,但是不等于含混性,也不属于不可知性,对其解释是划分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标准。对其的实质解释是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之上,需要以法律规范作为逻辑前提参酌生活经验法则和观念、社会评价的一般观念及其变化、案件事实的社会影响等。[5]

   在法理学方面,分析学派法学家哈特阐释了法律规则的“不确定性-语言-裁量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哈特在1956年所写的遗失而又复现的《论裁量》一文中,将对裁量的研究范围覆盖至行政裁量权。[6]哈特认为立法者并非上帝,他们对未来事实相对无知、对未来目的相对模糊。“不确定性”是法治的组成部分,需要填补由于语言局限造成的模糊法律规则。[7]哈特的法律规则不确定性理论实际上涵盖了对不确定概念的解释。恰如丹宁法官所言,人类没有神明的预见力,人类没有理想的、清晰的语言,因此法官有义务对法律编织物“皱折熨平”。[8]

   综合民法学、刑法学和法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不确定概念是法解释学中的基本问题。法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法律规范结构中的不确定概念表达出来的。

   行政法学者认为,立法者不得不采用不确定概念来制定法律规范,它是实证法国家永远无法避免的趋势和“先天之不足”的结果。[9]在行政法中,不确定概念是指在法律条文中,常使用一些概念不具体、不明确的用语,法律适用者可以斟酌实际情况来决定或者阐释其内容。[10]不确定概念强调事实与法律条文的关系,而行政裁量强调行政行为选择的自由。不确定概念是行政法无法避免的客观现象,这既有语言自身表达力不足的原因,也有法律规范预见和概述社会事实之能力不足的问题。甚至在立法博弈中的权力斗争和妥协,相对模糊的概念形式也被故意或被迫使用,遂导致了行政法中不确定概念更普遍的存在。

   (二)不确定概念的指陈

   1.概念的不确定性与不确定概念

   在行政实践中,不确定概念具有特殊地位和用途,它涉及到法律解释问题,但是对某一概念的多种释义和不同理解,不能断定这个概念就是“不确定概念”,因为概念自身都含有不确定性的成分,这是由人类所固有的理解局限性造成的。因此,那些内涵和外延看起来很明确完整的概念,例如在行政执法中,机动车、脐带血、[11]违法所得等概念也包含着不确定性的成分,它们是否都属于不确定概念尚有争议,因为凡是法律概念都存在缺陷,“不可能有对概念最终的或者能够穷尽一切方面的定义,哪怕是在科学中也不能如此。”[12]行政法学不应该机械地理解和扩大不确定概念的种类,将“政府信息”、“住宅”、“超生”等概念均视为不确定概念并不合适,也不必要。

   当然,对确定概念的解释歧义也会影响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从而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例如,职工上下班途中受到火车事故损害的,应否认定为工伤?法官认为“机动车”概念不宜限于道路交通领域,《工伤保险条例》(2003年)第十四条第(六)项所规定的“机动车”,应当作通常意义上客观合理的理解和解释,不仅包括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还应当包括轨道交通中的火车、轻轨、地铁等符合机动车技术特征的交通工具,这才符合保护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职工利益的立法目的。[13]正因为“机动车”概念的歧义,新《工伤保险条例》(2010年)将第十四条第(六)项修改为:“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认定为工伤。

   2.构成要件中的价值概念

   不确定概念出现在两种情形中,第一种是行政相对人违法构成要件中的不确定概念。例如,“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就是构成要件中使用的不确定概念,这不是裁量问题,而是事实认定问题。法院对构成要件中的事实认定一般不予审查。第二种是后果要件中的不确定概念,如“从重处罚”,则是裁量问题,属于行政自由选择领域。

   在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中,不确定概念实质是对未来事实和证据标准不确定状况的描述,即这些不确定概念是对未来事实的一种模糊定性而非准确严格的定量描述。通常这些概念是由价值性或者规范性词语进行表述的。行政法上的不确定概念,一般区分为经验概念和规范概念。经验概念涉及实际可感觉的或可体验的现象或事件,如黎明、夜间、干扰等。经验概念偶尔需要解释。规范概念则必须经由评价才能阐明意义,评价中则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价值因素。例如,公共利益、重大事故、职务的需要,等等。[14]规范概念也叫价值概念。行政机关适用价值概念时,可以有多个正确答案的可能,经验概念涵摄事实时,理论上一般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行政机关无判断余地。[15]

   概念是“对已成型的现实加以描述。所有关于生活素材的法律概念,都是描述性的概念”。[16]类似于刑法分则,行政法律规范中大量的不确定概念多指向当事人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不确定概念是对当事人行为构成要件事实的定性描述。对不确定概念的解释或者判断,仅仅涉及对法定事实要件或活动方式的理解和认定。[17]行政裁量的客体是法律后果,而不确定概念的客体是法定事实要件。[18]不确定概念关涉法律事实,属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对事实问题的认知和判断问题,并不是裁量权选择问题。因为不确定概念只是被发现,而早在发现之前,它就已存在。不确定概念的历史是发现史,不是发明史,更不是概念构造史。[19]

   (三)法律解释与事实认定的相互印证

   法律规范包括事实要件和法律后果两个层面的内容,为了达到行政行为合法合理的法律后果,不仅法律适用需要解释,事实认定也不是单纯的认识问题。案件客观事实的查明并非简单地指向事实的发现,而是必须对事实的性质进行界定。例如,发现某人存在公务员管理法上非“品行良好”的事实,如发生了“一夜情”,但是不能就此认定该公务员在行为事实上就是不良好的品行。“事实”不是客观事实,而是法律事实,即通过解释法律来找到被解释的“事实”。无论是行政执法者还是行政诉讼法官在“流转往返于事实与规范之间”时,[20]其基本工具无非是法律解释方法。

   由于不确定概念的存在,行政执法和行政诉讼将面临着双重的不确定性:概念的不确定性和事实的不确定性,这将导致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对不确定概念所牵涉的证据证明力不断地提出质疑,即追问:行政机关或者法院所指称的“事实”符合不确定概念本身的定性描述或预断吗?例如,他们追问所发生的损害利益是“重大利益”还是“一般利益”?在这里,对“损害利益”的事实认知取决于对“重大利益”内涵和外延的法律解释和证据证明力高低的判断,因此对法律事实问题的理解也就变成了对不确定概念的诠释,法律解释问题和事实认定问题无疑被纠缠一起了。

   行政执法者或法官是否有能力消除不确定概念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值得探讨。一般是通过法律解释方法来消除不确定概念的“不确定性”,从而找到近乎唯一正确的答案。[21]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在描述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时,多处使用了“深夜”一语,“台湾行政主管部门”在“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案件处理办法”中明确了“深夜”系指“凌晨零时至五时。”显然,“深夜”概念的澄清有助于判明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构成。

解释概念的方法虽然也是对事实确认的一种方式,但也可能使事实认定变得非常复杂。例如,在行政处罚和刑罚中都有“猥亵”概念,在是否构成“猥亵”的事实定性中包含着复杂的内容和材料,既要根据行为举止和行为实施的全部客观表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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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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