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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柏田: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2)

更新时间:2006-07-13 09:28:29
作者: 赵柏田  

  

  1.苦闷的北京城

  

  1922年夏天,退伍不久的陆军步兵上士沈从文坐火车从湖南来到北京。当他在前门车站下车,出发时筹措到的37元路费——27元是退伍安置费,10元是向亲戚朋友借的——已经只剩下7元6角了。这个神情恍惚的年轻人面对着浩荡的人流和这个颓败却不失气派的陌生的都市,觉得自己简直卑微到了只是风中的一粒灰尘,风稍大一点,就会消失得不知所终。像所有那个时代来到北京的文艺青年一样,他的行囊是简单的,不简单的是里面放着《圣经》和《史记》两本书,这预示着他以后的写作将在这两本经典的引导下前行。这个高高瘦瘦的长身白脸的少年出了站,在旅客登记簿上这样填写自己的身份:

  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沈从文在二十年代的最初几个年头来到北京的目标是含糊不清的,照他后来的说法,他是相信了当时报纸上的说法,以为北京有的是上学的机会,只要成了一个学者,就能加入到中国的文化复兴运动中去。打算虽好,却是需要钱才能实现的。接下来他会发现,尽管他做梦都想着成为一个大学生,但从来没有哪一所大学愿意录取一个连新式标点都用不正确的乡下人。

  1924年11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困顿无路的文学青年沈从文给素不相识的郁达夫写去一封诉苦信,请求援助。时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的郁达夫收到信的第二天早晨,就去沈住的旅馆看望了他。当郁达夫看到这个穷得穿不起棉衣的年轻人在一间冰冷的小屋子里用冻僵的手写着稿时,他的心里肯定涌起了一阵怜悯。他脱下自己的棉衣给沈穿上,并带沈下馆子吃饭。那时的沈,已经饿得走路都要脚步打飘了。刺骨的寒风和胃囊的收缩使他说话都打着哆嗦,费上好大劲才能把一句话说连贯。饭毕,跑堂结算餐费为1元7角,郁达夫拿出5元结账,把找回的3元3角全都给了沈从文。多年之后,沈说起此事还为郁的慷慨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沈从文刚到北京的时候,在一家湘西人开办的会馆里住了六个月,因业主和他沾点远亲,就没有收房租。但离开那家会馆后,直至他离京南下,他一直都住在大学周围一些潮湿阴暗的公寓小客房里。这些公寓有清华、银闸、汉园等。有一段时间他住的是煤堆仓库,只好在墙上开洞当窗户。每个地方他都住不久,因为拖欠房租被房东扫地出门了。有时交房租的日子到了,他不得不大半夜在落满了雪的河边徘徊。如此困顿的生活,也不能消磨去他身上与生俱来的文人天性,沈从文把他所有住过的房子都取了个雅号,叫做“窄而霉斋”。

  有亲戚出于好心劝他回去,去湖南乡下做个老总什么的,也比混在北京出息多了。沈从文这样告诉他们,正是因为在乡下看多了杀人呆不下去才到北京找“理想”的。话虽这么说,走在北京的街头还是会有一种迷离恍惚之感攫住他。就好像这边在北京的是另一个他,还有一个他,在老家的什么地方做着一个小绅士,娶着一个有产者的女儿,说不定还学会了吸鸦片烟,做了两任县知事,有了四个以上的孩子。因为如果他不出来,他的人生几乎就是这样一个规定了的模式。

  设若北京除了贫穷再也不能带给他别的什么,这个年轻人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个古老的城市给沈从文的第一印象是那是一个“博物馆”。他在一篇叫《2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的文章里如是回忆二十年代的北京带给他的新奇感受:

  我是1922年夏天到北京的,开始住在会馆里。我从会馆出门向西15分钟就到达中国古代文化集中之地,就是琉璃厂。那里除了有两条十字形的街,然后还有十几家大小古董店,小胡同里还有许多不标店名分门别类的、包罗万象的古董店,完全是一个中国文化博物馆的模样。然后再往东20分钟来到前门大街,那里是一个北京繁华的街市,还保留了明清六百年的市容和规模。在那里看见许多大铺子,各具特色,金碧辉煌,斑驳陆离,令人眩目,这使我这个来自六千里以外小小山城里的乡巴佬无一处不深感兴趣。然后跑到骡马大街就看到某某镖局的大招牌,还有骆驼在其中走来走去,我就想这镖局背后有没有当年的十三妹在那里,有没有燕子李三在那儿,因此这些印象让我觉得它像明清两代六百年的文化博物馆……

  沈从文在成为作家之前,在北京到底熬了多久,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这并不是一个秘密,有关细节都能在他早期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的小说中找到。开头,为了考大学他大概奔忙过一阵,后来便做各种各样的杂活。他在京州印刷厂做过工。曾到一家图书馆谋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1925年,一个县政府招考录事,他也想去参加考试。因为这个职位已录用了别人才作罢。走投无路的沈从文还考虑过去当一名警察,还差点进了一所摄影学校。在最困难的时日里他甚至想再去当兵,甚至还去排练过站队。直到招兵站要他按指纹、领伙食津贴时他才大梦初醒一般溜掉。他甚至想过回湘西,但那一年北伐军北上推进截断了他去沅江的归路,只好继续留在北京,其实,即便路途畅通他也回不去,因为他找不到回家的路费。

  无奈之下,沈从文不得不通过写作来谋求经济上的独立。著书都为稻粱谋,这是曾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资助过他的郁达夫说过的话,但卖文为生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对他这个年轻的写手而言。《晨报》副刊刚开始登载他的小品时并不付稿酬,只是象征性给几张买书的书券。1925年后,才给他每月4到12元的稿酬。多年以后,沈这样对他的传记作者说,尽管他很早成为了一个职业作家,但开始时每月的稿费收入很少有超过40元的。

  

  2.三人行

  

  1925年7月,沈从文来到北京郊外的香山,在他的“阔亲戚”熊希龄开办的香山慈幼院里做一个图书馆员,每月支薪20元。他被安置在一座寺庙门楼的小屋子里。这是他来到北京两年半后找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虽然不太愉快,但总算有个正经的活做了。

  有一天他在山上听到了鸡的叫声。这叫声让他惊奇,也让他兴奋。鸡在那里活泼泼地跳舞,让他想起了家乡湘西的鸡,但他觉得北京的鸡还不如湘西的鸡来得活泼。闲居无事,山上小麻雀的声音、青绿色的天空、谷中的溪流、晚风,牵牛花附着的露珠、萤火、群星、白云、红玫瑰,都使他“想起了梦里的美人”。他还经历过北京郊外强劲的风沙,去看灰尘扑面的土路上从容不迫地走着的骆驼,这个北方城市乡土的一面让他感到既陌生又熟悉。尽管少不了人事上的纠葛摩擦,他似乎安于这样一种生活了。朋友陈翔鹤去香山看他,居然看到他像一个中古时代的文人高士一样,坐在一棵大松树下,抱着一面琵琶,弹奏着不成曲调的《梵王宫》。

  此时,在京漂流的文艺青年、《民众文艺》的编辑胡也频和新婚的妻子丁玲也正在山中度蜜月。夫妻两人住在碧云寺附近的一处屋前屋后全是枣树的房子里,每月租金9元。日常营生中的买小菜、买油买盐,两人都自己上街来做。蹲到廊下用一把鬼头刀劈柴,两手当撮箕捧了煤球向炉子里放下,这是还不脱新妇的腼腆模样的丁玲的职责,当然她做得很是笨手笨脚。胡也频自然也不闲着,为一点儿醋同一点儿辣椒,也常常忙匆匆地跑到街口去。沈从文以一个小说家的目光观察到,他们不写文章,也不出去找什么事做,好像全身心地投到了婚后新鲜的生活中去,让他羡慕的是也不大见他们为经济的事犯过愁,因为所有的开销都有湖南丁玲娘家的接济。

  沈从文和胡也频的相识,缘于年前他以一个女性化的笔名“休芸芸”向胡主编的“京报”副刊《民众文艺》投稿。文章登出来不久,胡也频和一个叫项拙的朋友一道前往北京西城一个叫庆华公寓的房子里拜访了沈从文。沈这才知道,这个和自己差不多年龄的热情的年轻人来自福建,原先在山东烟台的海军预备学校念书,学校解散后,就和几个同样爱做梦的朋友一起流落到了北京。他们那个家庭作坊式的编辑部,就设在西单堂子胡同内西牛角胡同4号他们的住处,离沈的住处也不太远。可以想像这次会面给孤独中的沈从文带来的惊喜,“这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我以后的方向。”多年以后(那时胡也频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他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如是说。沈从文以一种自嘲的语气,把这次会面称作“两个不能入伍的海军学生与一个刚退伍不久的陆军步兵上士的会晤”。他不能记住更多的细节,只记得“说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他湘西老家的土话,不叫喝水,叫吃水。

  自此以后,沈从文一直这样称呼他的朋友胡也频:海军学生。

  大概是这次会面之后的一个星期,一个积雪未融的上午,“海军学生”带着他的女友来到了沈从文的住所。若干年后,沈从文回忆起这个叫丁玲的女人第一次来到他房里的样子:是一个爱笑的胖胖的女孩,圆圆的黑脸,长眉,穿着一件灰布衣服,下面是短短的青色绸裙,站在房门外边,也不说什么话,只是望着沈笑,似乎在犹豫着要不要跨进门来。沈从文问她姓什么。那女子说,我姓丁好了。那语气就像麦尔维尔在《白鲸》的开头说叫我以实玛利吧,一开口就是小说家腔调。沈暗暗好笑,嘴里却不说出来,那么一个胖胖的模样,却姓丁!大概在沈的感觉中,这是一个瘦子才配有的姓。果然,女人走后,胡也频告诉他,那女人不姓丁,姓蒋。

  沈从文猜测,“海军学生”是出于一种炫耀的心理才带他的女友来这里的,但胡也频告诉他,那女人是听到有人夸沈长得好看,才特意来看看的。沈从文搞不清他的朋友说这话时,脸上的笑容是真诚的还是讥诮的,但被人在暗底下夸奖总是开心的。

  胡也频也带沈从文去过他女友的住处,那是丁玲在通丰公寓租住的一个小房间。沈从文观察到,她租住的这个房子同自己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样的硬板床,一样是潮湿的、散发着霉味的地面,墙上糊着破烂的旧报纸,窗纸上涂鸦着许多人头和古怪的符号,丝毫没有一个女孩的住所应有的洁净和脂粉气。

  当交谈中得知这个女人也来自湘江下游,和自己谊属同乡,沈从文心里突然涌上一种柔软的、自己也陌生的东西,他怜惜,且不无惊奇:这样一个女子,住在这样一处简陋的屋子里,居然不生病,不头痛,还若无其事地坐在一张小条桌旁看书写字,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后来的事实证明沈的这一直觉是对的,要不了几年,这个生活在穷困线上的女人就要以一部《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炮走红,成为最入时的女作家,并在丈夫死后投身政治成为一个“红色圣女”。

  但现在还是1925年北京郊外的香山,以后的变化此时还未露丝毫端倪。他们是贫穷的,也是快乐的。贫穷没有减少快乐,倒反而放大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点点欣喜。他们常常在幽静的山谷寺院中一同散步,为了观赏落日,还常常忘了吃饭。还在中秋夜去香山静宜园的小池里划船。这段快乐的日子随着丁、胡夫妇回京很快就结束了。第二年,沈从文在《现代评论》社里谋到了一个发行员的职位,既然有了个糊口的饭碗,他离开了让他总觉得憋闷的香山熊氏别业又回到了北京,重新住进了北河沿的汉园公寓。

  理所当然的,沈从文又过起了穷困的生活。穿不起像样一点的衣服,过冬了连炉子也生不起。他的朋友胡也频、丁玲夫妇在贫穷上倒是和他保持了惊人的一致,装上了炉子,却买不起煤,来了客人只好烧些旧书旧报取暖。沈时常饿肚子,时常感冒。寒冷干燥的空气让他鼻孔时常淌血。写作时只好一只手握笔,一只手撕块破布捂着流血不止的鼻子。他穷得上医院挂号的两角钱也拿不出了,就这样还得挣钱接济母亲和妹妹。这期间他写了一些自伤穷困的小说,小说里的主人公常常患着呼吸系统疾病——就像他的传记作者金介甫所说——这成了他作品主人公的传奇性特征,如同西方十九世纪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患有结核病一样。困扰这些人物的除了贫穷和肺病,还有时代和青春期的这些疾病:性的饥渴、失眠、精神疲惫和偏执狂。

  这些小说中的说话人总是一个怒气冲冲、又过着狼狈不堪日子的年轻人。他们没有金钱去实现人生的梦想,懦弱的个性又让他们无力献身革新和时代的洪流,只得在自轻自贱中躲在小公寓里“纵情痛哭”(《老实人》),直至进入梦乡。其大致情状就像他那个时期的一个短小说中的一个饿着肚子在街头闲逛的年轻人,“魔鬼的人群啊!地狱的事物啊!我要离开你!”这样发泄一通,“他便又返到他那小鸽笼般的湿霉房子中了”(《绝食以后》)。这些小说人物易怒、古怪的性情和狼狈不堪的生活,正是沈从文在1920年代的北京的一幅自画像。

  此后的几年,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三人成了意气相投的伙伴。他们都是想上大学而名落孙山,可谓同病相怜。又都野心勃勃想要打进中国文坛。在香山度过一段日子后,三人都跑到北大去当了一段时间的旁听生。北大在蔡元培主持时广开门户,谁都可以去大学旁听,旁听生与正式生的比率最高时达到三比一。在沈从文的介绍下,有段时间三人还合住一套公寓。从银闸、孟家大院、汉园,再到景山东街的一套住宅,他们总是一同搬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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