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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制度的语言(哲学)分析——读韦森教授著《语言与制序》

更新时间:2016-12-19 20:35:43
作者: 张曙光(天则) (进入专栏)  
而“制定规则,又要依照规则。于是,问题在于,没有语言规则,如何制定规则;但语言规则又从何而来?”这也是一种循环论证。

   由于规则遵从是一种活动,而规则要用语言来界定、来解释、来说明,并要由语言来构成、来承载,因此,没有语言就没有规则。但是,没有语言却可以有秩序,如,大雁成行、蚂蚁成队。不过,所有社会秩序都与语言有关,因为,没有语言就不会有规则,就不会有制度,就不会有制度调规着的秩序。正如作者所说,“‘institution’一词是指规则调节下的秩序和秩序中显现的规则,即秩序和规则的耦合或整合”。

   (四)语言官能与“先天秩序”

   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一书引发了一场新的语言学革命,他认为,语言官能是人类心智/大脑中由遗传基因决定的一个先天构成部分,而普遍语法则是关于语言官能的初始状态及其结构的说明。据此,他又区分了内化语言和外化语言,前者是指语言活动的产物,后者是指体现在人们的语言行为中的知识体,是生成语言行为的内在规则系统。语言官能则可以被视为“先在于任何语言经验”的一种前“语言获取装置”“一种能把经验转化为知识体系的装置”。这种由人类遗传基因预先规定好的官能和装置受到后天环境的触发刺激而发展成为人运用语言的能力。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重述《逻辑哲学论》中的观点,“思想的本质,即逻辑,呈现出一种秩序,而且是世界的先天秩序:也就是可能性的秩序,它对于世界和思想一定是相同的。但是,这种秩序看来一定是极其简单的。它先于一切经验,又必须贯穿于一切经验之中”,甚至“这种秩序乃是存在于所谓超—概念之间的超—秩序”。

   韦森指出,在人类认识和语言关系的最深层的层面上,乔姆斯基、维特根斯坦与康德是一致的,乔姆斯基的语言官能及其初始状态、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和世界中同一的“先天秩序”,与康德所称的“先天知识”或人的“先天综合判断能力”,所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它们“既蕴含着人类社会制序中的共同的东西(某些一致性),也内涵着生发出人类社会生活形式的无限多样性、可能性。这种一致性(共同性)和多样性(因子)的并存,又恰恰内涵在语言的特性之中”。可见,在人类各种语言中存在着一种普遍语法,它实际上反映了人之成为人的普遍思维结构,使不同语言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据此,韦森认为,“维特根斯坦这种思想(语言)中的逻辑和世界‘先天秩序’的一致性,恰恰指向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天人合一’”,“内在于人的精神本质中的这种先天秩序和先天官能,应该说反映着逻各斯,即反映着存在的结构和秩序。也只有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我们方能真正理解传统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应当指出,这种从思想和世界先天秩序一致性上来理解“天人合一”思想是很有启发的。但是,这种秩序的一种重要特征是它的先验性质,在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中,立足于人的主体性,强调的是主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并未强调它的先验或超验含义。

   (五)语言形式与人类社会秩序形成及其制度化

   语言的具体形式有二:一是口头语言,二是书面语言,即语言的文字形式。一个一般的观察是,以口头语言所界定的规则往往是非正式的约束,亦即非正式的规则;而用书面语言写下或写出的规则,一般多为正式规则。

   言语一旦变成书写语言,意义就被凝固下来,于是,文本脱离了作者最初的意向,具有了自己的生命,这种固定下来的文本意义,能够超越时空,进入每个能阅读的人都能平等共享的意义领域。所以,“语言的文字化,对人类社会中的秩序(习俗、风俗、传统)的维持,对从人类的制序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过程内部的习俗向惯例约束的过渡,对制度规则的生成,均有着极其重要且‘内生’和内在的作用”。

   文字语言超越时空的特征不仅使文字文本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且使其变成一种更宽广的“公共领域”。在文字语言中,词和意、“魂”和“体”、秩序和规则、内在规则和外在规则就同一起来了。一方面,只有有了文字和书写语言,人类社会才有了法律、契约和种种正式的制度规则;另一方面,人们在经济和社会交往中订立制度化规则和签署正式契约的需求,是在人类任何初民社会中产生文字语言的重要动因。正如作者所言,“人类社会生活形式的制度化,只是随着书写文字出现后才有可能”,“一个法治化(rule of law)的良序社会,只是在人们的市场交易、商品交换以及政治机制的运作大多法律制度化的情况下才能形成”。应当指出,文字语言的出现也是人类文化能够积累和传承的重要条件,正因为有了文字语言,我们才能学习几千年前的典籍,才能了解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今人才能与古人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以对抗时间的独裁,抵制遗忘。如果仅有口头语言,这是很难传承和很难做到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语言文字与历史实存及其变迁也是同构的。

   (六)中西文字语言差异与社会制度形构和变迁

   中国语言文字是象形文字,西方语言文字是拼音文字,象形文字是用图像编织的抽象图式来构筑世界的“景象”,而拼音文字则是用“表意”而解释出来的文本来构筑世界的“情形”。作为拼音文字的语言系统,均质欧洲语的口语和书写文字较为一致,作为“图像-形声”文字的语言系统,汉语的书写语和口头语就有较大的差异。

   汉语是一种“字本位”的语言,均质欧洲语是一种“词(word)本位”的语言。洪堡特深刻地分析了东西方语言与思维形式的关系,明确指出,“拼音文字不过是符号的符号,不受任何连带概念的干扰;它处处在伴随着语言,而不排挤和冷落语言。除了声音以外,拼音文字不引发任何附带印象,因此可以确保思想的自然秩序”。然而,“每一种图像文字都激起现实事物的直观形象,而这样肯定会干扰而不是支持语言的作用。……文字本来只是符号的符号,现在却成了事物的符号;它把事物的直接表现引入思维,从而削弱了词作为唯一的符号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语言文字与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申小龙指出,“语言是以特定民族形式来表达思想的交际工具,而同时,语言形式本身又是思维过程的一部分。人类思维中概念的形成、推理的展开,都需要有语言形式的‘模铸’才能形成和巩固下来,人的认识才能推进。因而,语言形式和思维形式、思维方式都有密切的联系”。从一个方面看,运用图像文字的思维较注重“形”与“象”的组合,更宜于形象思维,而运用拼音语言的思维显然更自然倾向引发人在逻辑链条中把握思维与世界的关系,因而,更宜于表达那些抽象的思想与关系,更宜于抽象思维。前者形成了高深的书法艺术,后者导致了科学、逻辑学、理论科学的发展。前者使中国人更注重形意和文化的“内功”,靠非正式的礼俗关系处理人事关系;后者使西方人更张扬地注重外表,注重人际间的抽象关系和规则约束。正因为汉字更能从其直接存在的形意上内蕴、保存和传承更加久远的中国文化传统,因而更可能含有维系传统文化的内在张力。再加上汉语方言发音的差别明显小于各国英语发音的差别,不管流行什么方言,都使用统一的汉字,因而易于克服方言的差异和其他更大的语言障碍,增强内在文化凝聚力和传统维系的“强韧性”。因此,“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在经历了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入侵和朝代更替之后能一直维持下来,汉语文字肯定在其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费正清和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所说,“中国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族国,这一点至少应从其文字中找到部分原因”。

   从另一个方面看,有两种文字体系,一是表意体系,二是表音体系。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的结构,最直观地体现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申小龙指出,汉民族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是主体思维方式,它不是把外在对象和思维主体对立起来,而是从思维主体的内在意识出发,按照主体意识的评价和取向,赋予世界以某种意义。这种建立在主客体统一、人与自然合一意义上的主体思维方式,在观察和理解自然现象的具体运作中很自然地将主观观念和情绪投射到自然界,视自然具有人的特点。

   从历史上来看,汉字系统的生成和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成型是两个同构在一起的过程。汉字生成所潜涵的人文精神,自然会从原初形态上影响汉语以及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因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家族社群主义文化,在中国文化的精神品格中,是无“独立自我”意识的。韦森认为,中国人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和较多的人有俯首遵从上级和长官命令的行为外在特征,可能都与少年时期学认汉字时的“强行灌输”和“强迫接受”过程有关,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中国知识分子学汉字和受教育的过程本身,就是被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孟之道所濡化的过程,再加上科举制度所创设的仕途之路,“中国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维持一个大一统的礼俗社会,并无力在近代自发生成或说完成向法律制度化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和转变,自然有其文化、语言甚至文字语言学习机制上诸多原因”。由此可见,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解释“李约瑟之谜”和“东方世界的衰落”(即“西方世界的兴起”的反题),也许更为深刻、更为根本和更有意义。

   (七)中西语法差异与社会制度形构和变迁

   语法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词源部分,二是句法部分。词的语法分类决定着语言的内在规则,在其他语言中,都是从分析词的语法属性开始,根据语法属性把词构造成句子,而汉语的语法只有句法部分,它不是根据语法范畴来确定词与词的联系,把词连接为句子时,汉语并不利用语法范畴,其语法也不是建立在词的分类的基础上,汉语中的词往往没有确定的语法形式,词的意义和用法非常灵活多变。这一方面导致了汉语思维的深刻性,使得悟性承担着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束缚了形式表达的发展,也不利于思想得到更细腻的处理。据此,作者猜测:“汉语本身就其基本形态及其生成过程来说反映了一种自由的自然秩序,而拉丁语和印欧语系中的拼音文字则反映了一种逻辑重构的理性秩序。”。这一概括虽然确当地指出了两种语言文字的特征,但也容易产生误导,一种自由的自然秩序却外化出一种没有独立自我意识的行为方式,其中显然存在着一种矛盾和张力。

   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则是思维模式。语言文字的特征必然关涉到思维形式的特征。汉语语义和语法的多变、含混和灵活性型塑了中国人思维的整体性、灵活性和模糊性,正如季羡林所说,“东西方的思维模式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分析、分析、再分析,认为永远可以分析下去。而东方的思维模式则是综合,其特色是有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的概念”。

   语言是社会生活形式以及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一面镜子。汉语尚简,且灵活多变,是一种没有形态制约的人治语言,不仅与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的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等生活形式密切相关,而且也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艺术上折射和反映出来,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历史的“镜像”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从汉语这面镜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礼俗制序和充满人文精神的礼乐文明的基本特征”。

基于此,韦森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不仅提出了“语言-文化-生活形式综合体”的概念,而且提出和初步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汉语以字灵活组词这一整体特征,“与传统中国社会中历代朝廷的以礼治国、以德为政的施政导向,人际间灵活多变的关系网络,以及不注重在一种清晰界定权利空间中用刚性的契约关系调节人们之间的活动和交往方式这些传统中国社会的总体生活形式的外征有没有关系,这里我们显然不能把传统中国社会的生活形式的特征、汉民族文化的通约性与汉语的灵活语言人为地判定为孰为因,孰为果,但至少我们还是能够观察出来它们之间的某些相似性、‘同向共生性’以及这些特征之间选择性的亲和性”。应当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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