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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制度的语言(哲学)分析——读韦森教授著《语言与制序》

更新时间:2016-12-19 20:35:43
作者: 张曙光(天则) (进入专栏)  
但“说到底只不过是个语言现象”,又有点绝对化了。这里的关键是,人类的交往及其秩序与人类的语言是生成和演化的,而不是决定。作者的进一步讨论也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语言与理性、道德和正义感的关系,似乎缺少一个环节。许章润的论述可能更为恰切,“理念和价值,萌生于心,辗转于口,落笔于文,则此干众生群居互惠之局,方始蔚为人文景象”。因此,语言是灵魂的血液,是文明积淀的精华,因而,构成存在的家园。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而欲灭其史,当先灭其文。弱化、放弃自己的语言言说,甚至将母语自我次殖民地化,则语言不存,斯文断绝,等于是文化自杀。这是至理明言。

   作者讨论了斯密的语言观及其在斯密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斯密认为,语言的形成过程是一个自发社会秩序的生成过程,是在人类个人无意识地相互交往过程中自发生成并自发演化的,“一般规则是不知不觉地和缓慢地自我建立起来的,是人们模仿和对声音相似之喜好的结果,这构成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语法规则的基础”。其实,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原理表明,市场经济秩序和道德准则也与语言一样,是人们无意识地交往和社会博弈的一个自发结果。因此,作者认为,“可以把斯密的语言学理论认作是全面把握斯密经济社会思想导向的一根主线”。尽管斯密有《修词学和纯文学讲演》和自发秩序的思想,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语言问题只是附带提到,经济学与语言的关系也未展开讨论,经济学的语言转向是一个现代问题,是在新的层次上向斯密经济学的回归。

   在现代经济学家中,博弈论大家鲁宾斯坦迈出了经济学语言转向的第一步,这一步虽然不大,因为他不是从反思经济学的语言问题开始的,而是从对语言的经济分析切入的,因而仍然没有摆脱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窠臼,不过,此举意义深远。他在《经济学与语言》中提出的五个问题,都径直指向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交叉处的一些最深层的问题,比如,有着不同语言的人类为什么会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词语为什么会有确定的意义?不同的语言为什么能相互转换或翻译?这就使其处在了一个能够与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认知生理学家沟通和对话的位置上。不过,鲁氏是出于自己理论理性的直观以及当代主流经济学最优化推理的思想习惯而径直探讨经济学与语言问题的。他说,“经济理论是对人们相互作用中的常规性进行解释的一种尝试,而人类相互作用中最基本的或非物理性的常规性就是自然语言”,因而,“经济学试图将社会制序解释为从某些函数的最优化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常规性;这一点对于语言也是适用的”。

   不仅如此,鲁宾斯坦对博弈论进行了初步的语言分析,如果把《语言与制序》中引用鲁氏的一些话放在一起,也许会明白其所包含的重要意义,他说,“词语是任何经济模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一个经济模型与一个数学模型的实质性的差异就在于,经济模型是数学结构与解释的组合”,“我相信,博弈论的模型只是被用来描述人的理性,而不是直接与现实有关”。“纳什公式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抽象意义,而与其可检验性无关。数字的使用……使模型的含义变得模糊,而且创造了一种幻觉,使人们误认为这可以得出数量结果”,“我不相信,除了澄清人们讨价还价结果的思维逻辑外,纳什的理论还能做更多的事。我看不出这种思维将如何全面地解释真实生活中的讨价还价结果”。这不仅指出了博弈论的局限性,而且也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正如经济学家李普曼在评论《经济学与语言》时所说,“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一个词语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函数的世界”。

   应当指出,人们的日常语言确实具有模糊性的特征,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争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人们语言中词语的含糊性引起的,正如李普曼所说,“不是人们对世界有了精确的看法而含糊其辞地交流,而是因为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就是模糊的”。当代主流经济学家由于忽视了经济学的语言转向,曲解了语言模糊性的真谛,而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他们认为,由于日常语言的模糊性,故用日常语言所写的经济学还不是“科学”,只有用数学公式推导证明的经济学道理,才是“科学的”。这就是当代经济学中数学模型的建构成为时尚、数学推理大行其道的根本认识论原因。其实,数学公式和数学推导过程本身也是一种“话语”,数学作为一种“话语”本身也是一个语言问题。当代主流经济学并未理解数学语言,只是拾起了数学形式主义关于合理性的唯一判据就是无矛盾性的牙慧。这不仅构成了主流经济学数学建模分析的基本理论信念,而且使现代经济学变成一种非常专业化的和形式化的形而上的体系。然而,语言的逻辑不同于数学的逻辑,数学逻辑无法解释人类的生活和行动。因此,经济学家应当学习和借鉴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经济学的语言分析。

  

   四、制度分析的语言反思

   对制度进行语言分析是《语言与制序》的核心内容,也是需要认真把握的。该书的很多精辟分析也出现在这里。

   (一)制度形成的语言分析

   所有制度经济学家,不论其对制度形成持何种观点,是理性设计论,还是自发生成论,抑或是一致同意论,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忽略了制度形成中的语言及语言运用问题。然而,人类社会中的种种习俗、惯例和制度均与语言及语言的运用相互密切关联。正如韦森所言,它们“存在于语言中并以语言作为其存在的载体,用语言来界定、来表述,而且它们必定在人们的语言活动中生成,在人们的语言活动中存在,并通过语言的载体在人们的语言活动以及文字交流中演化与变迁”。然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证,经济学家乏善可陈,只能从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那里寻求借鉴。韦森正是通过对现代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理论的梳理,向我们揭示了其中的奥妙和秘密,以下的讨论旨在对其做一简要评述。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就把语言看作一种行动,把词语看作行动的结果,“言出什么,就是做了什么”,言即是行。特别是奥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中提出了“语言行为”的概念,明确指出,既然语言活动从本质上是执行一种动作的话,那么,就可以根据句子里动词的用法来划分语言活动的种类。他先把语言分为“记述话语”和“施事话语”,后又分为“以言表意行为”“以言施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由于制度具有语言的维度,必须经由某人的言说宣布或书写话语界定下来,因此,“施事话语”或者“以言施事行为”导致了制度的形成。这种“以言施事行为”是一种符合惯例的行为,是遵循某一惯例而实施的行为,否则,既不可能是以言施事行为,也不能形成制度事实或制度规则。“这不仅意味着人们不能随自己的理性计算(最大化)任意创生制度,而且必须且必定按照现有的约定成俗的惯例(包括适切言语及其语言用法)来构造和设计制度规则,来构建制度实存。”

   任何一项制度的约束,从形式上看都是语言的约束。事实上,一个施事话语,向外对他人说,有可能与制度规则的生成或制度实在的存在有关,朝内对自己说,就有道德律令在其中。所以任何制度都有道德的考量。这就为制度分析指明了方向。正如作者所说,“只有把伦理学以及语言学的思考放在经济制度分析逻辑推理的基石或者说起点上,才会有真正接近人类社会现实的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学(家)不讲道德”是站不住的。

   (二)语言现象与制度现象

   在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看来,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制度,人类所有的制度现象都可以归结为语言现象。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社会制度,语言与其他社会制度、语言现象与其他制度现象有什么相同之处,又有什么相异的地方。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都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s)”,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自成一类的存在”。这就是说,尽管语言内部有语法规则,但语言并不是一套建立起来的规则体系或正式制度,而是一套形成并沿革下来的惯例。因此,作为社会制度,语言是每个要说话的人和能说话的人都必须遵从的,它比以语言为载体的社会习俗、惯例和正式制度的应用范围要广泛得多和普遍得多,后者只是与其相关的人才遵从的。

   其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它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与其他社会制度,特别是法律规则和规章制度相比,语言更具有一种“集体惰性”,其变化要滞后于其他社会制度的变化;它与社会大众结成一起,更不适宜于创制。这正是人类社会一般制度变迁的巨大张力的一个主要语言根源。因为,其他社会制度的型构和存在均需要一定的约束条件,并受一定的制约,在现实中,主要是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已有制度变迁的张力,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似乎不受任何约束,它是最复杂、最广泛的表达系统,也是最富有特色的表达系统,构成整个符号学的一种范型。据此,把符号学中的语言与经济学中的货币相比,作者认为,“语言符号的这种任意性使得它像商品交换中的货币一样能成为其他社会制序的承担者,并为其他社会制序无限演化和变迁创造可能性”。

   总之,“语言是一种比其他种种社会制序更根本的‘元制序’”。这是《语言和制序》一书的重要结论。其依据是塞尔关于语言在其他社会制序中的四大功能:一是从认识论上看,在制序事实中,语言是不可或缺的,“语言是制序实在的状态指号”;二是由于制序事实本质上是社会的和能够交流的,其交流的手段首先且主要是语言;三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是极其复杂的,展示这种复杂现象自然需要语言;四是“由于制序实在总是独立于制序中的人的欲望和性向而在时间序列中持存,这就要求一种独立于参与者的前语言心理状态的对制序实在持存的代表来实现其持存。这一代表就是语言”。所以,“语言制序对于其他社会制序而言均是先在的”,而且“构成了制序实在的连续性、延续性和继承性”。不过,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语言是“元制序”,那么,笔者有一个问题,“元制序”是一个还是多个,从心灵哲学的角度,会不会有其他的“元制序”?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都与心灵有关。

   (三)语言言说和规则遵从

   维特根斯坦提出了“生活形式”的概念,使用相当灵活,有时是指整个人类社会或整个民族的人们行动中出现的、并历史地传承下来的习惯、习俗、风俗、传统、制度以及人们行事方式的整体和总和,有时又是指它们的局部。韦森作了进一步的辨析,认为“维特根斯坦所言的‘生活形式’与我自己近年理解的、宽泛含义的‘社会制序’概念基本上是等价的,或者说,我所理解的种种‘社会制序’的总和就构成了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生活形式’”。

   维特根斯坦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和韦森教授的解释似乎都有一些混淆和不足,如果把人类活动分为三个世界:生活世界、规范世界和意义世界,那么,“生活形式”的概念混淆了生活世界和规范世界,并且缺少了意义世界。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言说乃是一种活动,或者说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由于人们用语言的媒介进行交流和沟通,才形成了种种社会博弈和社会生活,才有了种种生活形式,而生活形式的构成要素就是习俗、习惯、惯例、法律等具体的社会制度。所以,语言就成为生活形式的构成条件,“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由于一说语言就意味着人已经遵从规则了,它首先表现为人们遵从语言内在的语法规则,其次表现为人们遵从各种由语言编织、界定和构建出来的其他规则。可见,人遵从规则与人说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同构的,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人遵从规则的悖论”。其实,维氏的这一理论颇有点费解,也有不少争论。韦森的如下解释要明白得多,一谈到遵守规则,就自然会想到制定规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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