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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尚君:唐史双子星中稍显晦黯的那一颗

——纪念岑仲勉先生诞辰130周年

更新时间:2016-12-13 23:02:14
作者: 陈尚君  

   在近百年唐史研究史上,惟一能与陈寅恪先生齐肩并论的只有岑仲勉先生,在圈内几成定论,但在圈外则冷热相差很大。虽然十多年前中华书局曾出版十六卷本的《岑仲勉著作集》,但对其成就的认识似乎又一直不是很高,读过几本的,初步印象都认为所论太过琐碎,根本不足以与陈寅恪相提并论。过激的,甚至认为他最多只能算一个唐代文史资料员。我曾很认真地读过岑氏几乎所有能找到的论著,心追力仿,写过几篇几乎与岑氏同题的论文,体会他的治学方法,领会他研治唐史的总体格局与学术建树,有一些独到的体会。今年是岑氏诞辰130周年,也是他辞世55周年,他当年任教的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将召开纪念研讨会,我愿趁此机缘,将一些认识写出,纪念这位难得的史学大家。

  

自学成才、大器晚成的史学家

   岑仲勉名铭恕,中年后以字行。1886年8月25日生于广东顺德。其家据说是商人家庭,祖辈都开米店。其父孝辕公为前清举人,他出生仅三岁就去世了。其父关心海防和新学,留心经世之学,岑氏自云志学之年曾得见其父批读的杜佑《通典》。其伯父简庵公曾师事粤中名儒陈澧,其二兄于光绪末在翰署任职。虽然到现在为止,因岑氏本人自述尚未公开,仅从他本人偶然叙述中披露一二,其门人也有简单叙述,详细情况还不太清晰,大体可以认为是富裕商家走向文化与仕宦的道路,两者并不违格。

   岑仲勉就学以后的最初十年,接受的是传统科举教育,但风气遽变,科举废除,他的兴趣也转向史地、掌故、政典之学。十八岁入两广大学堂,习经史之学,对汉学之考据与宋学之义理皆有兴趣。虽也动过出洋的念头,终因经费难以筹措,弃而入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转学税务理财之学。在当时,文史之学唯大富贵之人方能玩转,博学如王国维,名声中天之时,为其酷爱文辞之学的二子,选定一学海关,一学邮政,即知此二途方能裕家存活。岑氏毕业后任职于上海江海关,月薪250元,收入很高。此后转任广三铁路局局长,从1920年起任广州圣心中学教务主任,达十五年之久,初任课为微积分与解析几何。其间对生物分类学有了浓厚兴趣,尝试用西方分类学作中国植物名实考订,并撰植物分类学书稿五十多万言。当然更大的兴趣还在文史,主办校刊《圣心》,几乎只发他个人的论文,重点则在西北史地与唐史研究。因为此一机缘,他与史学大家陈垣建立通信,研究水平也为陈垣所激赏。陈垣向傅斯年推荐他到当时文史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力从事学术研究,但他一直犹豫。1934年起任上海暨南大学秘书兼文书,1936年转任潼关禁烟会计专员。直到1937年方下决心放弃俗务,入史语所任职。

   以上列举岑氏的早年经历,一是要说明其先人虽有一定的家学根底,但层次并不高,估计其父读过一些经世之书,其伯父知读经与碑帖之学,皆不足以名家,他的文史之学几乎完全靠阅读摸索而得。自学者最大的优势是兴趣浓厚,体悟深切,涉学无界域,无权威,无定见,缺点是不免绕弯路,出疵瑕。就起点言,岑氏与陈寅恪不可同日而语。二是他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经济的涉猎与理解,远较一般专攻文史者为系统。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为1908年清廷为培养本国税务人员而建,主要请洋人任教,修业四年,设统计、海关、银行、商业四科,对外文要求很高。岑氏早年研究植物分类,并曾教授微积分与解析几何,对西方自然科学曾有系统认识。西方生物分类的基础是全球生物物种调查,其分类方法主要是形态分类,核心是复杂的层级分类和细微差异的观察记录,以这种态度研治唐代文献,当然与乾嘉以来一般的治学方法有了根本区别。三是在五十一岁转入专业治学以前,岑氏长期担任实务,在圣心中学和暨南大学的两段经历,主要职务仍属行政方面。即便有机会转入研究所,他仍难下决心,很可能主要原因还在于家累,在于经济压力。五十一岁后的二十年,他的著述总数超过一千万字,也实在很惊人。说大器晚成,恰如其分。

  

抗战迁徙岁月中建立学术丰碑

   1937年以前,岑仲勉仅出版一种专著,即《佛游天竺记考释》,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主要解读法显行记中的地名问题。此书引起同样关注西域南海问题的陈垣的关注。岑寄出自己的已刊各文,并请陈为《圣心》题签,来往遂密。此时他所著《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等书也陆续完成,未能刊布,但许多论文在国内重要学术刊物如《金陵学报》《东方杂志》《史学专刊》《辅仁学志》发表,声誉日隆,陈垣向傅斯年推荐他到史语所工作,得到积极安排。

   1937年7月5日到史语所报到,过两天抗战就全面爆发了。其后战火遍及江南,乃随所迁徙长沙,次年初迁昆明,1941年迁重庆南溪板栗坳,1943年迁宜宾李庄。虽然不断迁徙,但凭借史语所的丰富藏书,岑氏全力以赴,迎来个人学术生涯的巅峰。虽然他仍坚持纯学术而不关涉时事,但今日读他当年的著作题记,如《唐集质疑序》“1937年记于长沙”,《唐人行第录序》“1938年入滇,维时研究所图书在途,供读者只随身零本”,《跋唐摭言》:“时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云南起义纪念后四日,顺德岑仲勉跋于昆明。”《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顺德岑仲勉记于昆明龙头村,时1939年6月月半”,《〈白氏长庆集〉伪文》“1939年11月下旬,草成于昆明龙泉镇”,《〈文苑英华辨证〉校白氏诗文》“1941年3月,识于四川之南溪”,《 从〈文苑英华〉中书翰林制诏两门所收白氏文论白集》“1942年7月下旬,仲勉识于板栗隘张氏新房”,《唐唐临〈冥报记〉之复原》“1945年1月19日,南溪李庄”,如此转徙无定所,仍坚持做最纯粹的学术,这种治学精神,以及在国难中史语所为保证同仁学术研究之努力,真值得今人三思。

   岑仲勉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元和姓纂四校记》,他在抗战转徙之间的所有工作,其实都是为此项工作而作文献搜录工作之间的意外收获。《元和姓纂》十卷,为唐人林宝元和七年(812)所著,缘起是因某次某官授爵,误属郡望,宰相王涯认为应有记录魏晋以来世家谱系与当代官阀望贯的专书,以便参考。林宝受命,广参群籍,以三月之力编成此书。内容其实包含两部分,一部分为依据从《世本》《风俗通》《潜夫论》《姓苑》《英贤谱》等书构筑的所有姓氏之得姓来源与房支递传,另一部分则是北魏以来至中唐为止约三四百年间皇室到重要官员的实际占籍与家族谱系。由于唐以前的谱牒类著作几乎全部失传,该书成为记载汉唐间士族谱系的惟一专书。如果举不太合适的譬喻来说明,汉唐士族社会的总体构成,如同参天的大榕树,无数枝杈如同各大小家族,大支分小支,最后到无穷榕叶,就如同那个社会曾生存的无数个人。正史一般仅记载当时最重要人物的活动,至于这个社会是如何构成,各姓各房间又是什么关系,正史无传但曾生存于那个社会的次一等人物又处于什么位置,《元和姓纂》可以说是研究汉唐士族社会总体构成与所有支脉的惟一专书。宋以后社会转型,这本由近两万人名堆砌的书之不受重视,自可理解。原书明以后不传,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仍编为十卷,馆臣略有校订,是为一校;嘉庆间孙星衍、洪莹重加校补,是为二校;罗振玉作《元和姓纂校勘记》二卷,是为三校;岑校称《四校记》,原因在此。岑校采用穷尽文献的治学方法,致力于该书的芟误、拾遗、正本、伐伪,程功之巨,发明之丰,校订之曲折,征事之详密,堪称其一生著述中的扛鼎之作,也是中国近代古籍整理工作中可与陈垣校《元典章》并列的典范著作。在缺乏系统的古籍检索手段的情况下,岑氏从数千种古籍中采录《姓纂》所记近两万名历代人物(唐人占绝大多数)的事迹,逐一考次订异,并据以纠订前人辑校本的各类错误。《四校记》的意义

   已远远超越对一部书的校正,其揭示的大量汉唐人物线索为这一时期的文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矿藏,称其为人事工具书也不为过。此书刊布于沧桑巨变的前夕,传本不多,加上五十年代后学术风气的变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学术重视,另此书采用传统的校书不录全书的体例,仅于出校处录文,读者如不核对《姓纂》原书,则不尽能体会其真旨,也限制了一般学者对此书的利用。中华书局委托孙望、郁贤皓、陶敏整理该书,将《姓纂》原书与《四校记》拼合,1994年出版,并编有索引。从署名来说,岑氏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与林宝与三位整理者一并列出,稍有些吃亏,但其学术意义仍无法遮掩。

   这期间岑仲勉完成大量论文与专著,中心是围绕《姓纂》校订工作展开,更大的规划则是对唐代史事站在现代学术立场上的重新认识。为求《姓纂》二万人名之取舍斟酌,他几乎翻检全部存世与唐五代史交涉的典籍,几乎所涉每一种书都发现各种文本脱误、事实讹晦、传闻不实、真伪混杂的情况。读《全唐诗》,目的是遴取人名记录,很快发现该书小传多误阙、录诗多讹脱之类大量问题,月余检遍,随手所札乃成《读〈全唐诗〉札记》一书。《全唐文》成书于嘉庆间,文献取资与作者小传皆较《全唐诗》为优,在他如炬目光下,仍发现众多误漏,乃成《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所得倍于劳氏。读唐人文集,则成《唐集质疑》。对白居易、李德裕等重要文集,则反复推敲寻研,皆有多篇长文加以研索。因感时俗喜以行第称呼,历经千年,多难得确解,乃排比文献,取舍归纳,著《唐人行第录》,为多数人落实了本尊身份。他特别重视对唐人缙绅名录之考订。对前人有专著者,如《登科记考》《唐方镇年表》等皆有所补订。翰林学士在中晚唐政治史上的地位众所周知,但存世仅有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初备梗概,唐末僖、昭、哀三朝则尽付阙如。岑撰《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和《补唐代翰林两记》,使一代制度及学士出入始末得大体昭明。唐六部尚书下之各司郎官,多属清要官,传世有右司郎官题名石柱,清人赵钺、劳格撰《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考索每人事迹。岑氏反复斟酌原石及拓本,发现清人所据有误录、缺录,更严重的是石刻拼接有误,乃更精加校订,成《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及《新著录》二种,尽力还原真相。《姓纂》清辑所载姓名多讹夺,要求其是,务必广征石刻。岑氏对宋代以来的石刻专书作了系统梳理,发现前人考订方法存在众多偏失,乃成《金石证史》《贞石证史》《续贞石证史》等系列札记,逐种考定,阐释义例,追求真相,足为石刻研究之典范。对正史、《通鉴》《唐六典》《唐会要》等基本典籍,用力更勤,如《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摘出司马光疏失达数百则之多。以上论著,所涉问题之广,考订之细,征引之富,审夺之慎,发明之多,不仅并世无二,前后亦难见出其右者。在抗战及稍后的多期《史语所集刊》上,岑氏几乎每期都有三五篇以上论文同期刊发,著述之勤,亦皆可见。

   今人阅读岑著,惊其该博之余,也常会有所疑问,研治唐史,基本典籍已经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用得着这样不避细琐地加以寻索吗?我想,传统史学重褒贬,讲义例和笔法,忠奸既分,颂德斥恶即可,不必计较细节和真相。但现代史学的任务则首先要穷尽文献,究明真相,再加以分析评判,务求准确可靠,以岑氏治学之严苛,阅读所及,多能发现前人之不足及究明之办法,因此留下大量具体的读书记录。看似琐碎,其实取向大端是明确的。或者换句话说,他早年学经济,习数理,特别是研究植物学,所学是西方一套科学精密的治学办法。转治史学,都用科学的态度审读群籍,不断发现旧籍之不餍所期。在生物分类中,由大的门类到具体属种的科学分类,任何细节的差异对判读物种归属都应加以考虑,以此方法治唐史,岑氏对所有一手文献不加区别地加以审夺,去伪存真,恰好他又精力过人,效率惊人,因此有如此多的涉猎。

  

  

《隋唐史》所见岑氏治隋唐史整体构想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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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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