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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励生:女权主义视角与理论、实证、行动的三重变奏

——评胡玉坤新著《社会性别与生态文明》

更新时间:2016-12-12 15:38:56
作者: 吴励生 (进入专栏)  
除了结构性考察,历史性考察显然也成了胡氏实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

  

   或者毋宁说,许多时候结构性问题是与中国特定的历史状况交织在一起的。比如说,“三年困难时期”与“一大二公”等是跟“秦汉政制”以降的国家动员体系紧密相关的,而“三农问题”虽然跟转型中国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密切相关,但农村问题是个社会学问题,农业问题是个经济学问题,农民问题则是个政治学问题,也即需要在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之内获得基本考察和解决。另外,由于男女身体条件、生理和心理的原因毕竟天然有别,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角色以及分工,诸如从“男女并耕”到“男耕女织”再到“男工女耕”等等,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合理性——但毕竟,妇女的生存条件与权利等都是紧密嵌入于本土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结构之中的。农业女性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妇女遭遇的新问题,而妇女的生存条件和权利则是在新的历史状况中更趋于严峻了,也就是说在许多过去没能解决的老问题基础上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比如上述那些妇女生存条件,除了解放后城市妇女获得较大程度的解放之外,占绝对多数的广大农村妇女并没有获得多少改善,至于妇女“参政议政”的权利,无论城市抑或乡村基本更是一种“被参与”状态。在历史情势完全变化的情形下,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生计、家务等先天条件限制,曾经豪气冲天的“半边天”风流不再,新一代农村妇女更是对之弃之如蔽履,而城市就业由于自身条件除了常常充当产业链最底端工作之外,流于底端服务行业乃至性工作者不在少数;与此同时,由于农民收入增缓、农业基础薄弱和农业发展滞后等,留守妇女“伴随越来越多男性就地或异地非农转移……不仅承受着一家一户低报酬小农经济的弊端,社区共同体趋于衰败的代价,还承受着市场经济失灵的困境……当下困扰乡村社会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包括农地事业、扶贫、儿童生存与发展、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医疗保健及社会保障等,越来越成为社会性别化的发展问题。”(P159页)如此等等。

  

   但毕竟,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学界在行动,而且中国确实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变革。哪怕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语境多重交错,只要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情势在发展,“社会性别与生态文明”主题就可能在理论、实践与行动上产生重要的三重变奏。关键在于朝野方方面面是否准备好了:既能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又能有效应对自身社会的变革。实际上,无论是女权主义话语还是全球化情势与语境,均需在一种政治结构的重大调整之中才能彰显出各自应有的话语分量,世界的政治结构如此,中国自身的政治结构更是如此。诸如气候变化、饮水卫生、传染病(以及核灾难)等等众多生态问题和危机,其跨历史、跨地域也即跨时空

  

   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无法单独解决的,而几乎所有危及人类的生态危机,若能得到起码有效的立体解决也都必须求助所有民族国家,也便是在此意义上,胡氏的理论旨趣其实直指到了世界社会科学的重思与重构。

  

   前提当然是,一如胡氏所做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具体研究所揭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市民与公民权利(并延伸到农民权利和妇女权利等)的重构乃重中之重,胡氏不过更为强调赋权妇女罢了。其实在当下中国特别需要给予全民意义上的赋权,所谓“权为民所赋”就是从中国传统和意义上所讲的相同道理。而胡氏执持女权主义视角,其一番孤军深入的苦心孤诣显得格外醒目,其所附丽的话语则更为犀利。从《从承诺到行动:中国妇女的环境运动》,到《将社会性别纳入农村水供应与卫生项目的主流》《社会性别视域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全球化、社会性别与艾滋病问题》《全球化时代的农村妇女健康》等篇章,从政府组织到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在北京举办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之后,中国妇女环境组织从无到有,各种环境宣传教育和倡导活动层出不穷,调查、研究及培训活动不断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多,则为其进一步详尽具体的研究提供了话语正当性力量。诸如农村水供应、气候变化、艾滋病乃至妇女健康,也均是在一种实证的框架之下所做的详尽研究,并敏锐地发现诸多问题,如水供应项目,男女受益情况不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妇女是家用水的主要使用者和管理者。这与男女两性用水行为是密不可分的。譬如,除了饮用水之外,男性用水主要是为了个人清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妇女用水更多更频繁,这与她们履行与水有关的多重家庭角色与责任的密切的关系,其中包括做饭、洗衣、搞卫生、给孩子清洗以及饲养家畜等。”(P260页)更有甚者,由于妇女跟环境的天生关系,加上文化传统与现实条件的变迁,她们跟土地、跟气候、跟性以及疾病都有更为深刻而脆弱的联系,其间的主题词似乎可用“弱者”(土地)、“坚韧”(气候)、“被动”(性)、“无奈”(疾病)等来彰显。

  

   作为社会科学家,胡氏在调查中发现问题之后,总是要苦口婆心地提出某个对策,如水项目:“像清洁水的统一供应和维持等公共服务无疑有赖于社区共同体的集体行动……即社区动员应该先行于水管铺设和挖井等技术性干预。换言之,在社区水供应项目实施之前就应同当地人特别是妇女有深度互动,以确保双方的期望和责任得到明确的澄清和理解。假如想在社区参与以及人们的行为转变方面有较显著的改进,那么,就必须使当地村民行动起来,以确定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并为此采取行动。”(P263页)又如气候问题:“在减缓气候变化,可赋权妇女采取保护农田的耕作实践,其中包括桔干机械化粉碎还田、绿肥种植、增施有机肥等以增加农田土壤碳汇。动员妇女积极参与植树造林,特别是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京津风沙原始治理工程等生态建设项目,从而为增加森林碳汇做出贡献。关于适应气候方面,应在以下方面赋权妇女,其中包括发动妇女参与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灾能力;采用优良的抗旱、抗涝、抗高温、抗病虫害等抗逆品种;参与水土流失治理;采用农田节水技术提高灌溉效率;节约和保护水资源以及更多地利用非木材的林产品等。”(P283页)其对策的针对性及对症下药的准确性,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胡氏还总是要在诸多论文的结尾提出某种展望或期望,如:“要从根本上提高妇女的地位,单靠提供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是远远不够的。满足妇女实际需求的干预必须辅以解决她们的战略性需求,包括改变劳动、资源及权力分配的现存模式。享有清洁水和环境卫生是妇女的一项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从制定改水改厕政策和战略的顶层设计到草根一级的干预活动都需要重新反思并加以调整,以便真正赋权农村妇女,从而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性别平等与公平待遇。”(P268页)又如:“艾滋病问题不仅是个人权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作为全球社区的一员,实现不可或缺的社会公正尤其是社会性别公正——在立法和国际政策框架内确保边缘群体的权利并进行赋权——是从根本上预防和遏制艾滋病的关键所在。两性不平等的政治特性呼唤我们做出超越保健部门的以社会公正为原则的全方位政治回应。”(P306页)如此等等,其实所指大多是中国政治公共性的阙如,妇女基本处于无权状态。而所谓社会性别公正只有在“社会公正”的理论诉求基本得到兑现的前提下,才可能得到真正的承诺,而且还不仅仅是赋权妇女,而是赋权于公民、市民和农民也即全体人民,公平的正义问题才可能得以落实。

  

   但不管怎样,在全球化语境里面考察中国妇女问题乃至中国问题本身意义重大,因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全球化已深刻影响到我国广袤疆域的每个角落,并导致了国家政策、市场力量和人们日常实践的根本转变。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迅猛发展的城市化、日益增多的非正规部门、逐渐市场化与私有化的医疗卫生部门以及不断削减的政府对健康、教育及其他社会项目的投资等,无一不与中国融入全球体系息息相关。”(P312页)恰恰是由于融入了全球化,中国妇女问题才更趋严重,妇女生存状况更趋严峻,而在原有文化-政治结构并未得到有效松动且可能有效变革的情形下,所谓“男主外、女主内”传统导致农村妇女大量日常劳动被忽略不计,所谓政治参与从来就是亲亲尊尊,不要说农村妇女,即便城市妇女参政议政者也是“按比例”的“花瓶”,所操持的不仅仅是男性话语更是官场话语本身。在这样的文化政治格局里面,完全可以想象诸如农业女性化以及“三农问题”,特别是繁重家务劳动常被重复不计又摆脱不掉的诸多女性困境。所有种种,通过一些简单的理性假定是很难从根本上扭转的,哪怕是通过人们总是期望的立法层面。社会公正或者“公平的正义”,显然需要全面赋权于人民的前提下,再特别强调赋权妇女才可能出现一些曙光。

  

   也就是说,社会公正即意味着某种程度上只能通过自治达致,否则难以想象:“以社会性别为基础的干预应着眼于改善妇女的社会经济与地位,从而增强妇女个体和群体的自我保护能力并降低其脆弱性。这一切更凸显了加强法律、教育、宣传、经济、行政等整合性措施的必要性。以便促使男女平等上的真正转变。为了弥补市场失效,政府应担负起健康保护和社会保护的责任。”(P306页)因为只有在“强政府”和“强社会”的双强基础并互为前提的可能性上,所谓公平意义上的平等才是可能的。有关种种整合性措施,只有在赋权全民并由全民创造出强大的社会需求,赋权妇女尤其必须在自我组织的基础上,妇女通过教育以及技能培训等,真正参与到经济发展的大循环中来,而不是只能依附于“大政府”主导的经济与社会的全面管控的大背景,然后被动地指出由于农村妇女先天教育缺失后天技能培训缺乏而只能沦落在经济与社会的边缘,除了从事看不到前途的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也常常是性工作者行业,并为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病传播铺设温床,伤害的就不仅仅是妇女健康更是全民的生命安全,因此要求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与救济。真正强大的政府当然应该随时向市民社会伸出援手,对于健康保护和社会保护随时施行强而有力的干预和救济,但前提是,强大的市民社会首先能够做到社会与健康的自我保护,甚至监督要求政府履行“干预和救济”的起码义务,所谓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就这样形成了。所谓公民权利只有在成熟的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当中才能逐渐得到落实和保障,世界秩序和全球正义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道理相同。换句话说,当我们真正造就了双强的政府与社会,中国的社会科学可能就真的可能迎来了春天,以中国为根据的社会科学就可能为世界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贡献出中国智慧,中国的女权主义视角与话语,尤其是理论、实践与行动的三重变奏,道理也一样。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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