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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当农村寄宿学校成为底层再生产空间,如何科学地关爱留守儿童

更新时间:2016-12-09 11:43:13
作者: 李涛 (进入专栏)  
相反,关爱体系建构的经验信息多来自于经媒介公开描摹而被主流话语定型化的部分极端个案,这些个案很容易被过分渲染,给整个留守儿童群体贴上恶性的社会标签。

   我在大量田野调查中,发现随着心理叛逆期的到来和个体社会化的提前,底层乡校三年级以上、与父母分离持续半年以上的绝大多数男孩反而不太愿意见到父母,同辈群体给他们提供了另一种温暖。这种温暖本应与来自父辈和学校的关爱并不冲突,但在日常生活中,同辈的关爱往往解构了自上而下的关爱。这是一种有意的个体心理保护还是一种无意的真实社会心理状态?暂且不得而知。

   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关爱体系,需要研究者深入中国底层村落通过科学严谨的实验观察,才可能打破当下体系中一成不变的“父母亲情”、“临时妈妈”等项目逻辑。更为严峻的是,目前的关爱政策与现实的学校规训彼此混淆。关爱不是通过留守儿童在校园的自由空间中发挥主体性来实现,而是用无数的“禁止”和“规训”去弥补教师、尤其是生活教师不足,而只能单向度依靠“控制网”减少留守儿童违规的现实。“

   保证安全即是给予关爱”的潜在逻辑恰恰偏离了关爱体系建构的核心精髓:即在劳动力大量外出的现实下,何以让学校成为留守儿童真正喜欢的地方。不容乐观的是,在现有的以成人世界为中心的关爱体系的持续实践下,中国西部地区寄宿制学校中的留守儿童往往越被关爱越陷入规训和抗争的痛苦中。

   一点不成熟的改进建议

   在现有的体制之下,微观的底层学校如何加以干预,目前来看,它是系统的问题。如果要支招的话,从宏大一点讲,学生90%的时间在学校,所以学校还是主体和核心。如何让学校变成让孩子们喜欢的地方,而不是充满了禁止和限制,不让做事情?怎么样改变我们的态度,怎么去营造一些与学生共同生成进步和发展的校园文化,而不是站在管理者便利的角度,学校管理者权威的角度去“控制”?

   这就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当前关爱体系的逻辑和学校的逻辑不一致,与学生主体需要的逻辑不一致,那么怎么样把这些逻辑实现有效的纠偏,这里要做的工作很多:

   第一点,明确校园安全法,这个十分重要。要明确什么样的责任是学校的,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由第三方去评估,不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学校,以至于学校不敢去做很多事情,像春游这样的活动,明明是需要的,但怕出事情,负责任,所以就不去做;

   第二点,要明确学校的职责范围,而不是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学校,将学校变成全能的地方。学校应该有多重文化,需要有些平行文化,需要自下而上的文化,共同去解构学校枯燥的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强大文化。这就涉及到政府部门和社会志愿者如何进入到学校场域中去,志愿者的介入是能够真正形成抵御学校自上而下的权威文化的。学校有心理老师、生活老师,首先应该作为基础配置配足配齐。但是这还不够,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专业,没有跟这些孩子们成为朋友的能力。农村学校中大量存在学生和老师之间赤裸裸的对抗,怎么样将二元的对抗变成三元甚至四元的对抗,需要有缓冲地带,这很重要。现在教育学口没有培养这样的人,各个师范大学没有这样的专业,只有社会学学科下面的社会工作专业培养这类人才。而社工专业毕业生大量进入社区企业,从事教育的并不多,因此存在很大的缺失。既然政府已经明确留守儿童的关爱体系是可以通过政府部门购买社会服务,那为什么这一块仍然发展得不好?首先,可能来源于经费不足;其次是这块专业队伍不足;再次是这方面社会组织力量培育不足。我在学校调研时就会不自觉扮演了一个中间缓冲的角色,当出现问题时,通过我的转达和沟通来减少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直接对抗,这种通过中间人来增进彼此沟通理解的方式很有效。

   第三点,考试的制度要在农村学校实现有效的平衡,这有待于中考、高考等基础性选拔方式的改革。比如现在英语成为了基础筛选很重要的一方面,而农村没有英语培训班这样的资源,与城市相比,农村学校一开始就在起跑线上落后了。很多农村学校的校长希望留守儿童能在选拔考试中脱引而出,但现实情况是,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学校中能考上高中的学生只是少数。校长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在保证小部分想升学也有能力升学的学生得偿所愿的基础上,如何让另外的大多数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有健全的人格。例如他们可以进入职业技术教育,或直接进入社会工作,而不是在“屌丝”和“土豪”的两重身份之间被边缘化。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教育分流的合理化和让农村教师真正形成有学习力的群体。农村老师现在的状态是普遍知识老化,而且不愿意学习。这和当年的“塾师”不一样,塾师边教学边想着考科举,所以会促使自己不断学习。而现在的农村教师由于流动渠道有限,缺乏学习动力。因此有必要打破他们的“天花板效应”,至少在过渡阶段,应该让这个职业形成自由的流入流出,开发一套能够与其职业发展紧密结合的有吸引力的晋升机制。针对乡村教师的困难,建立城乡教师间的“转会”制度十分必要。再比如,公务员是一个在中国基层社会比较有职业吸引力的职业,能否让优秀的教师有资格进入到公务员体系,或者实施农村教师考公务员加分等优惠政策,哪怕以乡村教师作为一个职业跳板吸引真正优秀的人才来从教几年也是好的。事实上,“为美国而教”项目之所以持续的不错,就是因为给这些志愿者教师提供了相当好的服务期完成后职业选择和优厚待遇。

   另外,我国目前缺少一部《校园法》。其他国家都用法律文本的形式规定了公立学校应该获得多少数额的经费,而我们现在的校长需要社会关系强的人来担任,因为基本的投入都要依靠他们去筹集、去争取,他们就变成了社会活动家。而我认为校长应该回归教育家的本质,安心于办学。

   第四点是真正实现村落的就地城镇化,实现产业链自上而下的转移,这是未来从根本上改变留守困境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国资博士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广西钦州学院兼职教授,任国际学术辑刊《中国农村教育评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执行主编。

   本文系李涛在2016年11月11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的学术讲座《重新理解留守儿童——底层乡校再生产的日常微观发生机制研究》录音整理稿(节选),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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