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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立: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主要内容及启示

更新时间:2016-12-07 10:36:12
作者: 桂立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叶怒启则签发了下面的指令:(1)指示调查人员迅速审查那些被控告为准备或实行恐怖活动的人的案件。(2)指示司法机关不要停止对犯死罪的人执行死刑来考虑可否赦免,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不可能考虑接受这种申请。(3)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对上述罪犯一经判决后立即执行死刑。这一指令成了大规模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动的依据。”〔14〕“事实很明显,很多在1937至1938年被污蔑为‘敌人’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经济活动家,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而始终是忠实的共产党员;他们只是而且常常是在无法忍受野蛮的刑讯的时候才接受这样的污蔑的。”〔15〕“已经确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9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逮捕和枪决(大部分于1937至1938年)。”〔16〕“遭到同样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有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在有选举权和咨询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即绝大多数,都以反革命罪名被捕了。这一事实本身表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对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与会代表犯有反革命罪的指控是多么荒唐、野蛮和违反常识。”〔17〕那么,这些被迫害的无辜者“怎么可能承认他没有犯的罪呢?只有一个办法——对他使用肉体上的压迫手段,施以酷刑,使他失去知觉,剥夺他的判断力,夺去他的人的尊严。供词就是用这种办法获得的”。〔18〕赫鲁晓夫列举了被审讯者折磨致死的几位共产党员——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和鲁祖塔克,尽管他们不承认自己被屈打成招的供述:“在我的全部所谓供词中,除了强迫我在各个纪录件上签的字之外,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我的供词是在检察官的压力下招认的,他从逮捕我的时候起就折磨我。打那以后,我才开始写那些荒诞无稽的东西。”〔19〕对于所有这些,斯大林本人都是有责任的,1939年1月20日,斯大林向各州和边区委员会书记,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内务人民委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各级组织的首脑拍发了一份密码电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阐明,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从1937年起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中使用肉体镇压手段是容许的……仍然必须加以使用。”〔20〕“这样,斯大林就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批准了对社会主义法制的最粗暴的践踏,以及酷刑和镇压,从而导致我们看到的那种对无辜者的诽谤和自我控告。”〔21〕

  

   (四)报告对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表现的评价。第一,斯大林忽视了关于德军即将对苏联发动进攻的情报和警告,没有采取必要的的措施来作好国家的防御准备,致使苏联军队在战争初期遭到了德军毁灭性打击。第二,由于斯大林的多疑善妒,再加上诽谤性控告,有许多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1937至1941年间被消灭了。包括当时还没有能提到的陆军总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苏军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乌克兰军区司令员亚基尔元帅、远东军区司令员布柳赫尔元帅等等。第三,批评了斯大林在苏联军队和人民以付出重大代价(人员损失达2660万,其中穿制服的人员有866.84万)取得了对敌人的伟大胜利以后,开始贬低那些曾为取得对敌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指挥员。与此同时,斯大林却竭力表现自己是伟大的领袖,千方百计地向人民反复灌输伟大卫国战争中苏维埃国家取得的一切胜利都应归功于斯大林的英勇、大胆和天才,而不应归功于其他任何人。

  

   (五)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二战中和二战以后所犯的错误。其一,斯大林践踏了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1943年底,采取并执行了把全部卡拉恰伊人和把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驱逐出他们原住地的决定。1944年3月,全部车臣—印古什人被驱逐,并取消了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1944年4月,全部巴尔卡尔人被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驱逐到遥远的地方。其二,二战后斯大林又制造了“列宁格勒事件”冤案,杀害了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前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罗吉昂诺夫等人。制造了“医生谋杀事件”,斯大林下令逮捕了一批苏联著名的医学专家,并亲自指示如何进行调查,如何审问被捕者。其三,斯大林制造了“南斯拉夫事件”,他曾经说过:“我只要动一动我的小手指头,就再不会有铁托了。他就会垮台。”这也反映了斯大林的多疑善妒和目空一切。

  

   (六)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的错误行为。斯大林亲自动笔修改1948年出版的《斯大林传略》,“他恰恰是着墨于他认为对他的功绩颂扬不足的地方”〔22〕,把自己吹嘘为“最伟大的领袖”“绝代和旷世的卓越战略家”“军事天才”等。斯大林听任部下以他的名字命名最大的企业和城镇并在全国建立了斯大林纪念碑。秘密报告最后表示,要“以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来谴责和根绝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不符合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的,同时对企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恢复这种做法的一切尝试作无情的斗争”。〔23〕要恢复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的观点。要突出集体领导的主要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要“对个人滥用职权的任意胡为作斗争,彻底纠正由于个人崇拜消极影响而长期积累下来的肆意践踏社会主义革命法制的恶劣行为”。〔24〕

  

   三、“秘密报告”给我们的启示和教训

  

   (一)如何看待和处理个人崇拜的问题,是一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开了这个问题的盖子,应该说是有贡献和积极意义的。当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由于秘密报告的公布(西方国家的公布)确实在当时和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这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事情。事实上,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和他的领导人的声誉、荣誉而长期掩盖这个领导人所犯的错误(甚至不惜为此歪曲历史事实)延续错误,还是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长远健康的发展而揭露领导人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并在此基础上改正错误,继续前进),历来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真正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是鲜明的,那就是我们不管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从来都不害怕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也从来不回避讲自己的错误。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早在1892年,恩格斯就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中写道:“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25〕列宁也说:“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予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直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理论的真理来看,而且从实践方面来看,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有使我们看到旧方法的不正确,那末我们今天就决不能学会用新方法来解决自己的任务。”〔26〕他还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的训练阶段,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27〕

  

   (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没有解决好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导致个人崇拜的原因主要是没有解决对党的领导人尤其是对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监督问题。列宁去世前,曾经有过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提出要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扬民主和加强集体领导,他在1923年1月23日口授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中明确强调任何人都必须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指出:“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致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28〕这种思想有利于解决“谁来监督总书记”的问题,是一种很好的思路。但是,斯大林不同意列宁关于最高领导人要接受监督的思想。列宁的这一文献最初发表在1923年1月25日《真理报》第16号上,当时就删去了上面所引的列宁关于不顾情面进行监督的话中的“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中央委员的威信”一句。后来在斯大林时期出版的《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中也删去了这句话。〔29〕正是斯大林这种党的最高领导人不需要任何监督、反对任何监督的思想成为了他后来大搞个人崇拜的根源,他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实行个人专断,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和全党之上,犯了一些重大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值得重视的是,201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强调,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领导干部制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内不允许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不允许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30〕这是否是朝着最终解决对党的最高领导人实施监督问题的重要一步。

  

(三)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在会后也得到了苏共关于秘密报告的材料。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就如何看待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文章指出:“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31〕文章在充分肯定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前提下,分析了斯大林犯个人崇拜错误的原因:“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32〕应该说,当时中共和中共领导人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还是持支持和肯定的态度的。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加写了后面四段文字。1956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的时候谈到了斯大林问题,他说:“有人以为一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就十分美好,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了,这其实是一种迷信。”〔33〕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明确提出了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观点。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34〕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意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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