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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

————以西南联大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6-12-04 18:33:22
作者: 王奇生 (进入专栏)  
青年团则专吸收“思想进步”的学生;学校党部只可作为学校团部的辅佐和陪衬,不能妨害学生青年团团务。在姚从吾看来,“教职员中,小组织甚多,大半志在利禄。年来政府多方延揽,参政服官者,其数已众,所余非庸碌自保,即是别有怀抱之人。然调高行迂,利害观念太重,即另有组织,实希望甚少。事实上又不便听其徘徊圈外,似宜另加组织,别为一团,聘资望高于彼辈者统率之,与青年团彼此互助,各不相妨。”(21)

   姚从吾重学生、轻教师,与前述蒋梦麟之重教师、轻学生的看法适相反。姚、蒋虽然都认为师生不宜混合编组,但两人的出发点大不同。在蒋看来,学生学力经验不足,好冲动,若无教师指导约束,则如无缰野马,故建议将学生党员置于教师党员的直接指导下,而不宜以“党内同志”关系平起平坐。而姚从吾则认为教师老成保守,“大半”志在利禄,不宜吸纳到国民党组织中来,但他又替国民党担心,如果听任那些利害观念重的教职员徘徊于国民党之外,难免“别有怀抱”。姚从吾将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不过他也看到了青年学生情感胜于理智的一面:“学校青年,血气方刚,人数既众,自不免感情胜于理智,不得志于团者,自易思入党,以相报复。如此则摩擦易生,而党与团步调不齐,予青年及第三者以不良印象。”(22)有鉴于此,姚从吾主张学生只许入团,不许入党;教师则只许入党,不许入团。(23)

   对姚从吾提出的教师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主张,朱家骅回复说: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最近已修正团章,将团员年龄改为16—25岁,此后大学党部,自可专以教职员为对象,党员年龄当在25岁以上。1939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33次会议通过《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各级学校党部仅以教职员为对象,不得征收学生为党员;学生中之党员悉数介绍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校学生,年龄虽满25岁,仍应入团;其已入党者,由中央党部令其加入团部,其党籍自仍保留。”(24)1940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63次会议又通过《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再次重申各级学校党部不得征求学生入党,并划分党与团的活动范围,党的活动范围注重社会,团的活动范围注重青年学生。(25)这样一来,从制度上明确划分了国民党与三青团在学校的组织发展对象和范围,改变了先前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混合编组学校党部的规定,与姚从吾的教师入党、学生入团之主张大致吻合。

   战时各大学是否严格遵循了国民党中央有关教职员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规定呢?

   由于缺乏全面、完整的统计资料,我们无法得知战时各大学党部党员构成的整体状况。据已掌握的数所大学区党部的相关数据显示,有的大学在吸收教职员入党的同时,仍然吸收学生入党。如西北大学区党部即发展了大量学生党员,只是在划编区分部时,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分别编组。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并没有制止该校区党部吸收学生党员,相反批评他们不应将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分开划编区分部。(26)另据中山大学区党部1943年6月的党务报告,该校有党员1200多人,(27)党员人数为全国大学之冠,其中多数是学生;(28)而且区党部的职位亦全为学生把持,以至激起部分教职员党员的不满。(29)

   国立中正大学则声称遵守中央有关规定,“本区征求党员,仅以教职员为对象”;“凡学生中党员年龄未满25岁者,一律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拨归本校分团部暂行保留党籍”。(30)武汉大学区党部最初是将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合编,后遵循国民党中央的规定,将教职员与学生分开组织,学生有三青团,教职员有党部,党部工作注重教职员,而以学生为辅。(31)

   西南联大的情形与中正大学、武汉大学相似。党员以教职员为主。教职员党员中,又以教授为主。1944年1月西南联大区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出席党员79人,请假6人,合计85人,其中教授42人,教员、教官、助教、研究生共25人,职员14人,学生4人。(32)教授党员近占半数。据姚从吾写给朱家骅的报告,此时西南联大教师党员(不含职员与学生党员)合计实有150余人。(33)而是年西南联大教师总数为371人(兼任除外),其中教授155人。(34)由此推断,西南联大教师大约40%加入了国民党。(35)其中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比例可能接近50%。(36)在号称战时“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这一比例实可惊人。(37)

   在战时大学校园中,国民党党部与三青团团部的关系十分微妙。如中山大学等校,学校当局与青年团均为党部之“对手”,“无不与党部为难”。(38)西北大学等校,党、团冲突更为激烈。西北大学校长为CC系干将赖琏(景瑚)。该校党部自然也成为CC系的领地。在赖琏的主导下,“造成系统,排斥异己”,与复兴社势力主控的校三青团团部势如水火。双方各自在教员和学生中扩张势力,闹得校园硝烟四起。(39)

   但在西南联大,党、团关系比较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联大党、团关系融洽而非颉颃。学校当局自始即对教员与学生混合编组党部将带来的隐忧高度警觉。负责筹建西南联大三青团的姚从吾更是极力主张学生与教员分开组织,从而使西南联大泾渭分明地形成了教员入党、学生入团的局面。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最初负责筹建联大三青团的姚从吾后来转任联大区党部的书记。这种资历和身份,使姚从吾在联大党、团两大系统之间起到了很好的组织协调作用,并使联大团部实际处于党部的直接指导之下,从而避免了在其他大学较为常见的党、团冲突现象。姚从吾在担任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期间,初步奠定了联大三青团的组织基础。当他转任联大区党部书记后,仍对联大三青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1944年2月,姚在致朱家骅的报告中,不无得意地宣称:联大区党部不仅能指挥全校党员教师,而且“能指挥团部,领导大部分之学生”。(40)当时外间舆论也认为西南联大是“党团合一”。(41)


三、教授的入党情境

   半数教授加入了国民党这一事实,足以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与执政当局之间的复杂关系。它至少意味着,联大教授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群体,其中既有闻一多那样的“民主斗士”,亦有姚从吾这样的“坚贞党员”,更多的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均是战时大学教授日趋政治化的重要表征。

   西南联大的国民党籍教授,除少数在战前即已加入者外,多数是在联大时期新加入的。也有的是早期加入过国民党,后因长期不与国民党发生组织关系,实已无形脱党,战时又重新填表加入。联大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情形比较复杂,不能对他们的入党动机一概而论。

   率先加入国民党的,是担任学校及院系行政职务的一批教授。当陈立夫、张厉生要求蒋梦麟在西南联大建立国民党直属区党部后,蒋梦麟立即拟具计划:“第一步先介绍联大之各长之未入党者入党;第二步介绍北大清华南开各校原来之各长入党;第三步联大各系主任及三校原来之各系主任。如是则三校之健全主要分子,大部分为党员,则以后推行党务,如顺水推舟矣。”(42)1939年7月23日,蒋梦麟召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院处以上教授举行茶会,宣布“凡在联大及三校负责人,其未加入国民党者,均先行加入。”(43)会后不久,冯友兰等十余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即首先加入。冯友兰在1924年冬曾一度加入过国民党,但入党后对参加实际革命活动缺乏兴趣和热情,到1926年便自行脱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冯友兰没有再次加入。1934年10月,冯友兰访苏归来,因其言论有“宣传赤化”嫌疑,被北平公安局逮捕。虽然仅关押了一天,但在冯氏心中,难免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44)此次在联大重新入党,据冯友兰后来解释:“蒋梦麟约我们五位院长到他家里谈话。他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当时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没有发言表态。我回家商量,认为我已经有过被逮捕的那一段事情,如果反对蒋梦麟的提议,恐怕重庆说是不合作,只好默认了。过了几天,蒋梦麟果然送来了党证。”(45)冯友兰的忆述,与实际情形略有出入。查教育部长陈立夫与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给蒋梦麟的指令,并无“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之类旨意。(46)事实上,也并非所有院系负责人都加入了国民党,如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等人即拒绝加入。陈序经在拒绝入党后,其职位并未受到影响。另如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多次拒绝加入国民党,(47)亦未影响其职位。当时的实际情形是,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对国民党的入党邀请,多数采取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冯友兰当时虽然没有加入国民党的积极意愿,而且此前曾以学术与政治须分途为由,谢绝了朱家骅要他为三青团向青年作号召的请求。(48)但他并没有拒绝蒋梦麟送来的国民党党证。这种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大体代表了战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团结御侮”大背景下对执掌政权的国民党之真实心态。(49)尤其是抗战初期,多数知识界精英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在某种意义上也表示自己与执政当局共渡艰难一致对外的决心。(50)即使如竺可桢那样“对入党事极不热心”,并对国民党的一些作为不愿苟同的人,亦表示“对国民党并不反对”。(51)另据朱自清1943年5月9日日记载,罗常培给闻一多一份入党申请书,拉闻入党。闻有些动心,邀朱自清一同参加。朱以“未受到邀请”为由婉拒。受朱的影响,闻才打消了入党的念头。(52)据此观之,后来以“民主斗士”著称的闻一多,直到此际,对国民党尚无明显敌对情绪。若非朱自清劝阻,闻也许就加入了国民党。

   除院系负责人外,有部分教授是因为私人情谊,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国民党。1939年11月,朱家骅接替CC系干将张厉生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在此之前,蒋介石一直将党务交付二陈(果夫、立夫)为首的CC系掌控。CC系对党务资源的长期垄断,导致不少人因厌恶其派阀作风而不愿加入国民党。甚至有些行政部门为了防御CC系势力的渗入而抵制设立国民党党部。(53)与陈立夫、张厉生等纯粹的“党官”有所不同,朱家骅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政学两栖人物。留学德国的学历背景,北京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央大学校长等任职经历,以及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显赫头衔及其所掌控的丰富学术资源,使朱家骅在知识界具有深厚的人脉基础。朱在知识界不仅朋友众多,而且相当一批人对他执弟子礼。正是与学界人物之千丝万缕的联系,朱家骅在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有意要将党务带进校园。在其直接笼络或间接影响下,相当一批知识精英相继加入国民党。在此之前,很多知识界人士对CC系控制的国民党敬而远之。而朱家骅接掌国民党组织大权后,很快成为执政党联络和亲近知识界的一个重要桥梁。

姚从吾原本是一个埋首书斋的纯粹学者,自称“与外间断绝往还,专心治史”,“一向不谈政治,与任何组织不生关系”。(54)当朱家骅推荐其担任联大三青团负责人时,他列举多种理由表示“恳辞”。后得知此事已由蒋介石批准发表,并出于对朱家骅这位师长的尊重,姚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朱家骅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姚也随之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在此期间,姚逐渐对政治产生了“不感兴趣”的兴趣,并由一名“纯粹的”学者逐渐转化为一名忠贞的国民党党员。姚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期间,又介绍身边的一批同事、朋友相继加入了国民党。罗常培、贺麟、雷海宗、华罗庚等人均是在姚从吾的动员和怂恿下,通过朱家骅亲自介绍加入的。姚向朱家骅坦承,在西南联大国民党组织发展过程中,私人情谊远胜过组织关系。当他向朱家骅推荐某教授入党时,除简介其学问品行外,还会介绍该人的私谊关系。姚从吾推荐给朱家骅的人,大多与朱家骅有一定的学缘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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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京)2006年第4期 第125-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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