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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奥蕾:生育权、“计划生育”的宪法规定与合宪性转型

更新时间:2016-12-02 23:41:39
作者: 秦奥蕾  
并以宪法效力引导计划生育法治化实施;二是对作为国家任务“计划生育”形成宪法拘束力,使文本体系化特征的计划生育内容具备宪法检视的可能性。

   追索第25条的立宪目的对于理解“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这一文本内容至为关键:首先,从文义分析,“计划生育”所追求的制度目的是国家框架下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宪法确立或内在逻辑允许的限制生育权法理正立基于此——推行计划生育、通过人口数量与结果调控来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其次,这一目的同时构建了计划生育制度的内在限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是检验计划生育制度的基本标准,应该根据这一标准建立和调整计划生育制度;也即,计划生育作为公民义务形式即生育权限制形式呈现的时候,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才能符合生育权限制的正当目的,这等于说,计划生育必须要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性,唯有如此,其作为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性才不被挑战。由是观之,针对第25条的规范分析指向一个必然的宪法释义学问题:如何解释计划生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之间的适应性?

  

三、生育控制:安放在基本权利面向中的考察

   生育控制,是指基于一定国家目标对于自由生育进行制度化干预的人口治理。[21]生育控制并不是我国人口治理的专利。1974年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的评估报告肯定政府进行人口控制的权力。从比较视野来看,生育控制的国家措施包括几种形式:

   生育控制首先归属人类社会经验范畴。在法治治理思想弥漫现代国家之后,“生育控制”被宪法与法律所审视与辖制。生育控制围绕生育权限制展开,是游走在生育权的自由与社会双重面向中的制度构建,在更为深广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时空中展现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性。生育控制的国家目的、思想源流与方法透过生育权面向被纳入到基本权利内涵之中而得以与法律制度接壤。

  

   (一)生育权的自由与社会面向

   解答“生育权内涵包含生育的基本自由”等于论证“生育”首先是一项归属个人自治的私人事务。人类的“参与自身创造”并不是生理性生产活动那么简单,其弦外之音是个体精神与超自然能力的结合。生育至少关涉了个人最为私密和本质的如下主题: 性亲密行为的自主性、个人基因通过生育的延续与永生、生产和抚育子女的体验。

   但生育权主体的“社会人”角色注定了这一权利同时无法摆脱社会化过程。从性行为到分娩到父母抚育是一个自然巧妙而又深具社会理性的过程——人类性爱的满足与结果被锁定为种族延续与社会完整的必要一环,社会结构利用了“人”的生殖与抚育能力才得以建立并反哺于人类在社会组织中方可获得的生存与安全需求。生育制度是联结“生育”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制度凭据。生育一旦被置入到社会结构中去认知与考察,便遭遇社会结构与社会需求的复杂同构并与其他社会关系发生抵牾,生育权中的自由主义气质受到压迫,个人被迫让渡部分原属于其私人自治的领地,生育自由因此受到制约。“一时的贪欢,造就三生的罪孽”,这大概可以视为“生育”如何从自治到社会、从自由到义务的生活化描述。

   现代宪法框架下,生育控制源于客观社会环境下的生育权限制必然性:一方面基于与其他社会主体的权利冲突解决,一方面让步于社会利益及国家目标而担负一定的法律义务,生育权主体以交付部分自由为代价换取国家积极协助的对价。但生育权以生育自由为前提,排除国家权力干涉的自由内容构成生育权的坚固内核,其法理发轫于生育的伦理价值及其对个体生命与人性尊严的尊重。例如强制堕胎、绝育等极端生育控制措施的合宪性受到质疑。生育控制在生育的自由价值与社会、国家目标间建立协调方案。

   (二)“优生学”视角

   “以干预人类基因方式来改善人口质量”为目的的生育控制是基于“优生学”视角的。1883 年,达尔文的远亲弗朗西斯•卡尔顿(Francis Calton)发明“优生学”概念,这是对达尔文社会主义的医学科学言说,也是对离题万里的欧洲“文明化”实践回应。早期的“优生学”以改进人种或种族为核心,其基本主张是,特定的人种、民族、种族与阶级要优于另外一些,而优势者统治劣势者。

   二十世纪初叶,欧洲社会为解决人口结构对城市化进程的阻碍而推动“优生学”由医学革命发展成为社会运动:例如英国为消弭工业化、城市化中出现的阶级鸿沟以及早已显现的人口素质衰退和出生率下降问题;德国除了面对同上的社会问题之外,还将优生运动视为“人种改良“契机而寻求文化优越性。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被这一理论所“感染”,成为该运动的积极倡行者:伴随美国工业化而来的诸如城市贫民窟、移民、犯罪、酗酒等堆积在贫穷阶层的问题被压缩成经济与社会焦虑而寄希望于优生运动的基因改观。这一运动影响之巨甚至波及到远在东方的中国与日本。

   接受“基因具有优劣层次”预设的优生运动自认为是人类基因的改进途径,并以此进行生育控制的脑后逻辑是“优生”代表了提高国家和种族人口质量的公共利益优于个人自由。婚前检查、节育、强制性绝育等生育控制措施是“优生学”的制度性产物。试以美国为例说明优生运动与生育控制的关联性。优生论者提出,优生即意味着对特定阶级和群体生育控制:“毫无疑问,一些特定群体不应自我决定生育,我们只有首先去除那些不受欢迎的成员才能进行种族提高”。二十世纪初,优生论者主张对罪犯、癫痫病患者、智障者实施绝育,到1920 年,超过一半的州立法和实施优生绝育法已允许对某些不适合生育者进行强制绝育。优生法律意在规制性行为及生育以提高人口质量。其时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显然深受该理论荼毒,在1927年的“布克诉贝尔”(Buckv. Bell)[22]确认了这些州立法的合宪性。直至六、七十年代,这些法律仍然偶尔适用。

   传统“优生”运动的历史出局至少基于两点:一是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以“优生学”为理论盾牌实施完全政治化的生育控制方法以实现其“纯化雅利安人、创造杰出民族”目标的失败,“优生学”为此被钉上残暴与专政的标签;二是冷战后对亚非拉不受规制的人口数量爆炸之担忧导致“优生学”研究从人种、种族改造转变为对于过量人口控制。以美国为例,亚非拉人口膨胀刺激了美国社会神经,其在宪法界的反应是以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自由主义价值为号召荡平禁止生育控制的法律藩篱:1965年“格里斯诉康涅狄格(Griswold v. Connecticut)”[23]案允许节育;1973年“罗伊诉韦德(Roe v. Wade)”[24]案允许堕胎。这为政府资金支持的“家庭计划”的法律确立奠定了宪法基础。“家庭计划”是生育控制由优生学向经济主义目的转向的新制度性产物,其目标在于帮助家庭完成自我生育控制以实现生育更优化。

   (三)“经济主义”视角

   “控制人口数量以适应经济发展”作为国家目标进行的生育控制是基于“经济主义”视角的生育控制。是否以及如何基于经济发展目的而实施生育控制,其关键是认定“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特质。经济学研究认同,“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资源稀缺性”,有效利用资源是经济学的精髓,依据该原理,对“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判断往往要基于“人口”属于“资源”还是“资源消耗”的论断。

   林林总总的现代“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论的理论基调概有两点:第一,将“人口”置于自然资源消费者的地位,为节约资源而限制人口数量、减少生育。古典人口控制论的集大成者马尔萨斯提出,“人口增长必然会超越土地、食物等生活资料增长而造成人口过剩,因此抑制人口增长成为必要”。这一论述构成了西方人口限制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渊源,许多国家对“人口数量增长与资源关系”保持警惕正是基于对这一理论的实践。二战之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面临有限资源下的人口迅速增长问题,现代马尔萨斯主义建言发展中国家,“放慢人口增长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在人口与经济的关系里,中心问题是降低生育率和增进经济发展。”第二,肯定“人口”作为“人力资源”即经济创造力要素(效率)的意义而主张适度人口与生育控制。例如萨缪尔森认为,“人力资源”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之一。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学术建设者们也认为,劳动力是一种稀缺资源,人的知识、能力可以转化为效率要素而成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动力,这一理论导向是经济增长需要保持适度人口规模与生育率。

   二战之后,经济主义生育控制观的历史上位决定于几条线索的合流: 第一,经济视野人口治理的学术积淀与世界经济时代的来临。古典经济学家在马尔萨斯人口论之前已经储备了“人口与消费”、“人口与财富”关系等的研究[25]。“1948年至1998年的大和平时代里,如此多的国家共同经历如此长期的持久的经济增长,这种情况可谓史无前例”,世界经济时代的“经济话语权”特征造就人口治理的经济主义视角方兴未艾;第二,亚非拉人口大膨胀同时呈现出土地食物匮乏的极度贫困景象,客观历史境遇铺陈出以经济视角理解生育控制的必要性,同时为制度实验提供了手术台;第三,如前所述,“优生”生育控制论的终结创造了转轨经济主义生育控制观的理论真空,没有人口压力的西方国家也担忧第三世界人口过度增长导致的贫困问题演化为全球安全危机而加入对生育控制的关注,“优生”生育控制有一部分走向了经济主义控制观。

   饶有兴味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经济主义”框架下的生育控制路径进行了站队式选择。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将“人口”作为“消耗资源”对待而实施限制生育措施,而发达国家追求一种适度人口规模;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采取严格的抑制生育措施,而发达国家则较多使用经济调节的柔性方法进行生育控制。柔性调控方法较少损害生育的自由意志,同时在技术上调整灵活,更利于应对经济运行复杂性与变动性而追随于实质经济发展目标。但发展中国家的选择笔者以为有两点解释角度: 柔性调控方法的制度运行成本更高,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可调动的经济储备与资源来实施调节性生育措施,造成柔性制度操作从实证角度的客观不能。其次,运用比例原则简单分析这一现象: 决定生育控制经济主义立场选择的是“经济水平”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的根本地位,当物质条件不足以满足支持社会成员生存需求的基本意义时,基于经济发展而采取的严格生育控制措施具有正当目的。这同时意味着,一旦发展改变国家经济状况,即促成国家具有经济资源运用能力之时,柔性调控方式则是更为合宪性制度选择。

   (四)“女性主义”(feminism)视角

   以保障女性自由与权利而进行的生育控制是基于女性主义视角的。女性主义思潮兴起于二十世纪初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内部,六七十年代在北美、欧洲复兴。生育自由是女性主义思潮中最受关切的话题之一。女性主义并不是一支独立理论,它的思想影响力表现在建立制度设计的女性问题意识,即生育对女性造成了社会环境下的客观不利而避免在法律制度中给予女性不公正地位。在现代宪法框架下,自由主义、平等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女性主义生育控制的理论媒介。

自由主义的女性生育观认为,生育首先属于女性自我控制身体的私人事务,女性享有对其自我治理的意志自由。允许女性节育和堕胎、不科以能够影响其自由选择的直接法律义务或法律负担是对其制度兑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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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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