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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颖 张秀兰: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大都市人口结构变迁与治理

更新时间:2016-12-02 16:02:14
作者: 高颖   张秀兰  
更多是多元化人口单元的融合及协调发展问题;人口数量众多、来源多样、类型复杂,无疑为城市的人口治理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二)人口流迁促进了平均初婚年龄的延迟

  

   年龄结构是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维度。从人口自然增长的角度看,初婚年龄的变动至关重要,因其与生育年龄、生育模式、人口增长速度等密切相关。

  

   针对平均初婚年龄的计算显示,2004年以来的近10年中,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略有提升,而女性则是直线上升,10年间的平均初婚年龄从25.68岁推迟到27.11岁,延迟了1.43岁;而夫妇双方的年龄则逐年趋近,平均年龄差在10年间缩小了0.8岁(从2.18岁缩减至1.38岁)。这一变化特点与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对于家庭变迁的描述高度一致,即越来越多的配偶婚龄相当、婚龄差缩小,妇女婚龄提高[2,3]。

  

   结合人口流迁类型的具体计算我们还发现,经历过迁移或流动的人口的初婚年龄要高于本地人口,表明流迁经历是促成婚龄推迟效应的重要因素;而人口的流迁又是转型社会的一大重要特征,因此婚龄推迟的趋势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延续。

  

   初婚与生育的时点紧密相关,婚育的推迟促进了代际间隔的增大,延缓了人口增长速度,对目前的极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程度亦有加强作用;相应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问题将是我国未来人口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

  

   (三)人口流入使得异地通婚更为普遍

  

   从流入人口的地域属性来看,大都市通常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口的汇聚之地,从而为异地交往和通婚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之下,婚姻既可能是流动的原因,也可能是流动中的收获。

  

   根据男女双方的人口流迁类型,可以形成如下8种组合形式:本地男+本地女、本地男+迁移女、本地女+迁移男、本地男+流动女、本地女+流动男、迁移男+迁移女、迁移男+流动女、迁移女+流动男;计算显示,近10年的北京初婚夫妇中仅有4成是北京本地人口的组合,两地婚姻的比重高达60%。即使按照更加严格的定义,即只有夫妇双方原籍不同省才视为异地通婚的话,北京近年初婚夫妇的异地通婚率也一直在50%上下。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迁移男+迁移女”、“迁移男+流动女”和“迁移女+流动男”这三类“双外来人口”组合的比重均上升显著,特别是“迁移男+流动女”组合,10年间其比重上升了7个百分点(从2004年的6.78%升至2013年的13.88%)。

  

   异地通婚提升了新移民群体在北京常住人口中的比重,促进了地域文化的交汇与创新,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家庭亲缘关系和社会交际圈的范围,相应的,因家庭照料、社交往来等而产生的出行、居住,以及进一步的人口流入和迁移等的压力亦是巨大的。

  

   (四)“新移民”群体多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域

  

   北京因地貌特殊,产业发展和市民居住基本集中在以中心城区为核心的平原地带,首都的政治服务职能则使其进一步强化了“向心”的集聚力。近年来随着本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完成、乡村地区的改造及居民的“非农化”,北京的人口分布格局已开始向多中心的方向疏解;但另一方面,与户籍紧密相关的福利、教育、公共资源等的分配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落户区域的选择对于家庭而言依然至关重要。

  

   本地人口的户籍分布反映了北京“原住民”的情况,迁移人口则是“新移民”的代表。对比近10年初婚人口中的本地人口和迁移人口的在京户籍分布状况可以看出,两类人口的户籍分布均有从城区向郊区扩散的趋势[⑦],且本地人口的扩散趋势更加显著;另一方面,迁移人口的户籍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区,迁移男性和女性中分别有87.53%和86.75%的户籍分布在城区,而本地男性和女性中的城区户籍分布比例仅分别为55.06%和51.95%。在城区户籍的新移民中,其户籍主要集中在朝阳和海淀两大商业、科教功能区,此外在首都功能核心区(东城和西城)的分布比例也相当高。

  

   此外,我们还考察了初婚人口的原籍和落户到北京之后的户籍分布情况,并从匹配的视角对人群做了进一步细分。由于数据库没有对户籍做城市和农村的区分,我们基于身份证号码前6位对户籍特征进行了郊区/县和城区的划分,农村户籍人口相当于郊区/县户籍人口的一个子集。

  

   从流入人口的来源地(原籍地)我们发现,北京“新移民”中城区来源的人口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尤其是女性迁移人口,有一半以上的原籍分布在城区。从匹配的角度看,不论本地人口还是流动人口,与迁移人口结合者更多来自城区并且在北京也大比例落户于中心城区;而不论本地人口还是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结合者来自郊区/县的比重更大,并且在北京落户于外围郊区的比重也相对更高。上述特征在男性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五)人口流入在婚配过程中促成了明显的人群分层

  

   一个特定社会通常因成员的社会地位及其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而存在某种分层结构,教育和职业则是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层的主要载体。

  

   基于婚姻登记数据库中对教育文化程度的记录,我们将夫妇双方的教育层级从低到高标定为1-5,分别代表小学及以下、初中、技校/职高/中专/高中、大专/本科、研究生。职业分类比较复杂,其层级也不像教育层级这样分明,因此不同的经验研究将职业作为等级变量处理时,划分标准也不一致。本文参照了有关职业结构与社会分层方面的相关研究[4,5,6,7],将夫妇双方的职业层级从低到高标定为1-6,分别代表农林牧渔水利业从业人员、生产运输操作人员、商业及服务业人员、军人和普通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我们首先从个体视角计算了初婚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教育层级和职业层级,另外也从匹配视角计算了夫妇双方的平均教育、职业层级之和,该数值是夫妇/家庭的综合实力的体现。

  

   基于测算结果我们看到,外来人口的流入显著拉升了北京市人口总体的教育和职业层级,特别是男性。初婚本地人口中,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教育层级分别为3.49和3.62,而迁移男和迁移女的平均教育层级分别高达4.48和4.56,辗转流动男性和女性也分别达到4.27和4.20;职业层级方面,本地初婚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值分别为3.84和4.04,迁移男和迁移女的平均值分别高达4.71和4.69,辗转流动男性和女性分别为4.56和4.48。可以看出,迁移人口和辗转流动人口明显居于较高的教育和职业层级,表明人口向大都市流动和迁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向上的社会流动过程。

  

   在匹配视角下,以“本地男+本地女”作为参照基准,可以发现人口的流入通过婚姻匹配过程使得人群的分层特征更为清晰化。“本地男+本地女”组合的平均教育、职业层级之和分别为7.14和7.98,而“迁移男+迁移女”组合的上述值分别为9.31和9.51,此外迁移人口与辗转流动人口的组合的层级之和也都在9以上;另一方面,本地人口与一次流动人口组合的教育和职业层级之和均不足7。显然,迁移人口内部以及迁移人口与辗转流动人口之间的结合占据了社会分层的顶部,而本地人口与一次流动人口之间的组合则分布在底层。

  

   三、大都市人口发展与治理中的关键问题

  

   社会治理是因应我国社会转型的重大战略选择,人口发展与治理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人口持续流动的大背景下,大都市作为各地人口流入和聚集之地,构建良好的人口发展与治理模式,对于促进人口有序流动、维护社会稳定、创新优化城市管理等具有重要意义。大都市中通常以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等泛称不具有当地户籍的人群,事实上此类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长期定居的,比如本文述及的与当地人口或迁移人口结合的非北京户籍人口,基本上是“不流动的流动人口”;显然,高比重的“新移民”群体已经成为左右大都市人口发展格局的主导力量。本文立足北京市,以近10年的初婚人口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人口子集(青壮年常住人口的代表)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从人口规模与结构、社会分层与融合、家庭变迁与养老等方面梳理出大都市人口治理与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首先,大都市人口“低自然增长、高机械增长”的格局仍将延续,未来的人口治理需要规模控制和结构调整并重。目前,我国总体上已处于生育率水平极低的状态,2015年在推行了“单独二胎”政策的情况下出生人口数反而减少[⑧],“低生育率陷阱”值得高度警惕[8];另据最新统计公报,2015年末北京常住人口达到2170.5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占比37.9%,外来人口的增速在放缓,但数量仍在增加[⑨]。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北京市委提出了“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要求,并确定了2300万的人口“天花板”[⑩]。事实上,北京近年来一直在加大人口调控力度,行政管控、产业置换、空间疏导等多种策略并举,2015年年底又推出了“积分落户制度”的征求意见稿[11],进京门槛不断提升。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但同时也造成了人口结构上的偏向性。从本文实证部分的分析不难看出,北京新移民大多落户于中心城区、位于教育和职业层级的高端,而“引进高端就业人口、合理疏导低端就业人口”的“掐尖式”政策导向无疑将这一趋势进一步强化,长期来看难免会造成更大的服务业劳动力缺口。已有研究显示,2012年第二季度北京人力资源市场供给缺口最大的十个职业即餐厅服务员、厨工、营业人员、治安保卫人员、推销、展销人员、清洁工、电信业务人员、话务员、饭店服务人员、保管人员、简单体力劳动人员和部门经理[9]。在外来人口严格受控的情况下,如何满足城市日益增大的基本服务需求将是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而目前精英化取向的外来人口政策显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其次,大都市人口在日趋多元化的同时,也通过婚姻的同类匹配机制形成人群的分类和分层聚集,人群之间的融合与社会稳定问题值得关注。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使原本不相关联的社会群体在同一个城市空间发生各种联系,而国际关系、民族关系、区域关系等日渐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关键因素,人口多元化无疑为大都市的人口治理提出挑战。另外从北京初婚人口的匹配特征中不难发现,迁移人口、辗转流动人口大多为精英阶层,“强强联合”的婚配模式则使其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而且这种优势可以通过代际传递和再生产转移至下一代[10];中心城区的户籍往往与高质量的教育资源相联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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