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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利红:论日本行政法解释学的形成与发展

更新时间:2016-11-29 09:43:18
作者: 江利红  
“自然法”、“法律原理”等反映在社会生活秩序中自然形成法律规范。而支撑这些法律规范的是全体人民的法律意识,以此为基础,普遍适当的法律原理无需官僚或法院的实施,不需要经过繁琐的注释或解释就可以成为谁都明白的日常生活用语。但是,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并不彻底,在立宪君主制下,法律解释是统治人艮的根据,法律通过官僚在职务上的训令等周密的解释实施,这种官僚的形式主义是统治人民的方法,从而逐渐形成了官僚法学中的形式性解释学。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与德国的解释法学、注释法学、概念法学最为繁盛,这是官僚制国家的“产物”,是官僚法学的典型特征。[43]

  

三、现代公共行政发展背景下曰本传统行政法解释学的缺陷

   “二战”后,随着新的《日本国宪法》的制定、行政法律制度的重构以及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日本传统的行政法解释学也逐渐显现出其弊端。

   (一)宪法原理的转换与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

   “二战”后,日本重新制定了宪法,并在新宪法之下重构了行政法律体系,现实的行政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日本国宪法》与宪法原理的转换

   “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在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的强压下废除了“明治宪法”,并重新制定了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日本国宪法》。在该宪法中,日本放弃了“明治宪法”中所采用的天皇主权原则,确立了国民主权原则和国会中心主义,并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和对国民基本人权进行保障的内容,由此实现宪法原理的根本转换。

   2.行政法律制度的重构

   随着宪法原理的转换,日本在“二战”后废除了“明治宪法”下所制定的《诉愿法》、《行政裁判法》、《警察法》、《行政执行法》等行政法律制度,构建了与现行宪法相适应的行政法律制度,主要包括行政组织、行政活动、行政程序、行政救济等法律制度。而日本传统的行政法学基础理论是在解释“明治宪法”下的行政法律制度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因此,为了适应现代行政法律制度,传统的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也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

   3.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

   行政法是有关行政的法律,行政法学以现实的行政活动为对象。而日本在“二战”后,特别是在经过上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后,公共行政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行政主体方面,除了传统的行政机关外’许多公共行政主体也在进行行政活动;在行政的对象、范围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干预的程度增大,行政的领域不断扩大,行政的对象也逐渐复杂化;在行政活动的形式方面,多样化的趋势明显,为了实现某一行政目的,往往综合运用多种行为形式。面对着规制缓和、给付行政增多、公私职能分担发生变化等现实公共行政的发展,行政法学理论当然也应当进行相应的变革。对此,日本行政法学者在反思的同时,积极地构建新的理论体系。

   (二)日本传统行政法解释学的缺陷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以及社会关系中各种矛盾的激化,通过日本传统行政法解释学方法所确立的法律规范与现实的具体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的矛盾也被激化,针对该方法的疑问也逐渐被提出。[44]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日本传统行政法解释学欠缺独立性

   从行政法学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行政法学是在摆脱民法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从两者的关系来看,行政法学以民法学为模范而构建自己独立的方法论与体系论,但时至今日仍然遗留有民法学的印记,由此存在着行政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否尚未充分的问题。日本传统行政法解释学理论的特点在于,从行政法学理论框架的形成过程来看,有关行政的私法并不属于行政法,也不适用行政法的各种原则,而被排除于行政法的研究对象之外。对于在行政法框架内产生的法律现象,行政法学使用特定的工具性概念。这种“将行政法作为国内公法”的观点原本是导人德国行政法学的结果,由此构建了独立于民法解释学的行政法解释学体系。在确定与民法不同的行政法范围的同时,在行政法的内部系统地构建了与民法相并列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即行政法的总则部分在公法秩序的框架内通过概念构成的方法系统地构成了一般性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45]例如,传统行政法学在总论中模仿民法上的法律行为理论,将属于公法领域的行政机关的各种行为以一个统一的概念进行把握,在此基础上进行体系性的考察。这个概念就是“行政行为”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即“行政行为理论”。[46]行政法并不局限于个别性的行政法律规范的条文,而是综合地解释复数的条文或复数的行政法律规范,因此,有时运用“法律概念”进行说明,例如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公定力等概念。[47]

   但与其他法律领域相比较,行政法的解释存在着特殊的解释原理。其理由在于:行政法律规范自身的特殊性、作为行政法律规范对象的事实的特殊性、行政法律规范解释适用者的特殊性。具体而言,第一,行政法律规范具有流动性的特点,变动的可能性很大,因此,解释者经常忙于探讨现行法的含义。而且,在行政法律规范中,不确定性的概念很多,各种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因此,如果解释者的世界观或价值观不同,容易引起解释的对立。第二,在作为行政法所规范的对象的生活关系的背后,多数人的复杂的利益纵横交错,因此,行政法的解释并不能受到固定的、统一的单一原理的支配,而必须考虑复杂的事实关系的本质。第三,行政法律规范的解释者主要是行政机关,因此,行政机关在解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8]从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来看,行政法学一方面借用先进的私法学特别是民法学中的概念来谋求自身的体系化,同时又从同属于公法学的宪法学中独立出来。现在对于行政法学的独立性已经得到肯定,但行政法解释学本身尚未形成独立的方法论。

   2.日本传统行政法解释学具有统治性

   日本传统行政法学认为行政法是公法,其核心是“行政主体的优越性”或行政行为的“权力性”。[49]日本传统行政法解释学也注重于保障行政权的优越性,对于特定领域中的国家行为先验地承认其权力支配的性质,并以该权力性作为前提构成行政法的解释理论。传统行政法解释学认为国家在本质上是统治团体,将基于认为并不存在欠缺权力的国家这种朴素的政治学认识的国家形象作为先行事实而承认,这种认识被直接反应到法律解释之中。[50]传统行政法解释学具有作为“市民性行政法”与“统治性行政法”的两面性。但德国国法学或美浓部达吉行政法学的目标并非在当时宪法所规定的价值体系内为了实现由立法者所选定的具体性法规的目的或价值的“技术性”法律,而是创设继承德国国法学的“市民性行政法”体系,即在考察行政法律规范时,努力将具有一定外在性的法律价值纳人到实定的行政法律规范之中。因此,在考察现行宪法下的行政法时,不能价值中立地考察脱离于宪法价值的实定行政法全体,而必须以宪法中基本人权保障的观点考察实定行政法。但传统行政法解释学的另一个侧面在于作为“统治”所应有的姿态的行政法,创设从官吏培养的必要性出发构建的“行政法体系”。从现今的情况来说,未必一定要从现行宪法中基本人权保障的观点来考察实定行政法,而是在切断与这些法律价值的关系基础上试图构建独立的体系。从日本的行政法学与德国国法学的比较来看,由于“二战”前日本政治、社会条件的限制,不得不以后者作为重点。[51]虽然“二战”前许多法学者也积极介绍自由法学的解释方法,但随着日本法西斯政权的确立,这些萌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此时的行政法自由解释并非为了保护国民的权利与自由,而是为了行政权力的恣意服务。此外,行政原则上是实现价值的形成性行为,与此相适应的法律规范在本质上也是面向形成的规范。而且,行政法解释必须在考虑极其复杂的利害对立的同时实现行政目的,因此,在行政法中承认行政权的优越地位的情况较多。[52]从这点上来看,传统的行政法解释欠缺科学性,往往简单地立足于“国家权力优位”、“公共利益优先”等学说进行解释,这被认为是行政法学理论的特征。[53]但现代行政法的理念在于保障国民的权利利益,与这种注重保障行政权优越性的行政法解释学并不一致。

   3.日本传统行政法解释学局限于法学方法论的问题

   传统行政法学以法学方法考察行政法,“法学方法”的特征在于从纯粹法学的侧面考察“行政”这一社会现象,而排除其他“非法学”侧面的分析。这种法学方法是从“先进的私法学”特别是“民法学"中引进到公法学领域中的方法。[54]在公法学领域,首先在宪法学中为了对抗“国家学的方法”而提倡“法学的方法”。[55]而日本在引进德国的行政法学理论的同时,也输人了德国式的法学方法,现代日本行政法学理论的框架就是以对应于“法学方法”的“基础概念”构成的。例如作为行政组织法基础的“行政主体”概念就是在基于法学方法的宪法理论中的“国家法人说”在行政法学理论中的“投影”。[56]但是,法学方法论所带来的缺点之一是放弃了在法律实际状态方面的考察,但法律的适用、法律制度的运用并非机械的执行活动,而是自身具有多种关系者的创造性过程。为了开拓对于行政过程实际状态分析的领域,仅仅运用一般性理论并不充分,而必须明确行政实务的实际状态。

   法学方法的第二个欠缺在于过度偏重于法院纷争的处理,将其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病理”的方面,而忽视了作为其反面的正常方面,无视或轻视行政过程中合目的性、简易性、经济性、节约性、适时性、迅速性、对于国民的考虑、柔软性等各种标准。这些视点在行政改革或新制度设计之际显得尤为重要,其中的一部分也已经被实定法所采用,但其法学意义却被忽视了。例如,随着对应于国民行政需求的新手法的不断运用,必须将其纳人行政法系统之中,因此,对于新的手法或制度的研究在今后是不可或缺的。

   在现代行政法学中,作为基础的仍是“物的观点”,这是十九世纪后期在德国形成的“法学方法”的分析视角,被作为以往国家学的方法的对立而出现,其中舍弃了政治学的视点、社会学的分析、文化的洞察等,转化为纯粹的法学考察。其结果使得日本行政法学被限定于法律解释或法律技术分析的深化、法律体系的构建、合法性的维持等视野,其目标指向作为裁判规范学的高度化,结果产生了“作为事实学问的行政学与作为当为学问的行政法学之间的对峙”,这种使得行政法学陷人纵向“锁国”状态的原因并不限于与行政学的关系,在与法社会学、国际法学、经济学、经营学、财政学、心理学的关系上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但是,这种行政法解释学的极度自我限定问题在现今阻碍了其自身的发展,成为了限制其发展的桎梏。因此,应当通过行政法解释学的构造性变革,促进其方法论的转换与纠正。具体而言,应当从支撑行政法学的“法学方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与各临近学科进行积极的交流,以“自由的眼睛”考察日本现实社会中发生的行政现象,发现其中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开放的议论构建新的法律体系,这是二十一世纪行政法学的课题。[57]

   4.曰本传统行政法解释学通说与非主流观点的关系问题??

如上所述,在日本的行政法学界,除了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行政法解释学的通说之外,还有很多非主流的观点。其实,通说与非主流观点的区别并非绝对的,所谓的区别仅仅是支持者的多少而已。在日本的行政法中存在着众多的解释论上的问题,例如,公私法二元化的问题、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问题、行政行为的分类及效力等问题、行政裁量的问题、司法审查的界限的问题等,对于这些问题,各学者问问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解释,但其中为多数学者所承认、特别是法院在判例中也较多采用的方法就被认为是“通说”的方法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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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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