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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印等:制度、环境与劳动积极性:重新认识集体制时期的中国农民

更新时间:2016-11-24 12:23:43
作者: 李怀印   张向东   刘家峰  

   【内容提要】关于集体制时期中国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和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欠缺,近几十年来,无论在官方媒体的宣传还是中西方学界的解读中,皆已被广泛接受,视为当然。人们还把集体制农业的这些问题,归咎于劳动报酬中的平均主义政策和劳动监督管理上的各种困难。本文利用来自全国16个省的131份乡村史访谈,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问题放到集体化时期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重新加以考察,强调不同的正式制度(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收入分配制度、国家对农业资源的抽取过程)、非正式制度(包括村落内部的社会网络、行为规范、集体制裁、性别角色等)以及非制度因素(当地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和人口压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制约和激励村民在集体生产中的行为。此一制度环境的复杂多变,带来了农民行为模式的多样性,也解释了集体制下的农业生产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

   【关键词】生产积极性 集体制 生产队 制度环境 毛泽东时代

  

一、前言

   数十年来,中国公众乃至学界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集体制农业的认识或想象,或多或少都受到安徽凤阳小岗村故事的影响。根据官方宣传,在原先生产队的经营体制下,该村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民生活窘迫,温饱长期得不到解决。1978年冬,更因为一场前所未有的饥荒,村民的生计受到严重威胁。被逼无奈之下,18户农民秘密商议,分掉了生产队的耕地,各户保证为集体交足公粮和各项税款,余粮则全归自己。结果,村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增。次年,小岗见证了奇迹:全队粮食总产猛增至十三万余斤,是1978年产量的3.6倍;人均纯收入也增至400元,是上年的18倍。(钱江,1994)受小岗事迹的鼓舞,凤阳县其他各生产队纷纷仿效,实行了包产到户。接下来的几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其他各地次第得以落实。根据官方的标准说法,包干到户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步,是广大农民应对集体制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自发之举,而生产队劳动管理和收入分配中物质激励的缺位或激励不足,又是农业生产低效之症结所在。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集体制农业的解读,与官方宣传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从“理性选择”的预设出发,认为中国农民与其他经济体中的个人并无二致,皆会权衡得失,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据称,中国的集体化农业生产之所以低效,原因首先在于1957年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村民们失去了退社的权利,使得避免偷懒的约束机制不复存在(Lin, 1990;Lin & Yang,1998);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据说在集体经济下,“农业生产的特殊性质使得对农业活动的监管极为困难。每位农民,无论其工作的质量和数量如何,每天都得到固定的工分。这种报酬方式以及由此产生了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模式,导致劳动积极性的低落和农业生产率的停滞”。(林毅夫,2008:32)

   有众多证据表明,当劳动报酬采用平均主义的方式时,或是在生产队负责人没有履行好监督职责的情况下,集体劳动中确实存在“怠工”问题,即使那些“最强壮和最受尊敬的劳动者”,都会兴致阙如。(Unger, 2002:91; 参见Siu, 1989:229-232)除了集体劳动中激励不足之外,生产队内部独特的收入分配方式也成问题。按照此种方式,分配给农户的粮食,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所谓口粮,其数量取决于每个农户的人口多少,与是否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无关,目的是确保其生计;二是所谓工分粮,其数量取决于每户对生产队的劳动贡献。口粮比重越高,则工分粮比重越低,劳动激励也越低。当口粮高达粮食分配总量的70%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自然受到不利影响。同理,年终决算时,生产队可供分配的现金(如果某户全年工分的现金值大于其口粮和工分粮的折价)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便会大大降低。

   值得强调的是,过去的相关研究中一直强调的高度平均主义的劳动报酬和收入分配方式,事实上仅仅存在于毛泽东时代最为激进的年份,亦即“大跃进”(1958—1960)和“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1966—1969)。而在集体化时期的其余年份,则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劳动计酬和收入分配制度,且均把每个社员的劳动投入与其集体收入加以挂钩,从而产生了一个具有高度“物质主义”取向的激励机制。(Huang, 1990:285)曾有学者对20世纪70年代河北省某生产队的数据加以分析,发现该生产队的农户收入分配,总体上“与所挣得的工分成比例”,“生产队的成员为了取得更高收入,积极投入生产劳动”。如果“劳动和收入挂钩更紧”的话,农民在集体生产中本会有更高的积极性。(Putterman, 1993:162, 175-176;另见Putterman, 1987, 1988)

   既往对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解读,尽管对集体制下的劳动积极性问题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解读,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皆把生产队成员视为自私的个人,认为只需了解劳动报酬和收入分配中的微观经济制度,便足可解释他们在生产过程里的种种行为。对这些研究者来说,农民在集体生产中的不同表现,归根到底是由生产队内部的制度安排,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劳动投入与报酬之间的挂钩程度所决定的。本文区别于以往研究的地方在于,它承认并强调微观经济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更关注村民日常生产劳动背后更广阔的历史和制度环境。有两套制度对理解这一背景以及生产队成员的行为最为关键。其中一套制度正式而清晰可辨,如等级分明的集体组织中“基本核算单位”的级别和大小,集体粮食产量中国家索取部分所占的比例,用来计算社员劳动投入的不同形式的工分制度,收入分配中口粮和工分粮的比例,现代农业投入(化肥、杀虫剂、改良种子、农业机械等)的有无和使用程度,村民在集体组织之外谋取收入的机会,等等。这些正式制度均由国家制订并加之于农业集体组织,在毛泽东时代的不同时期一直在变。另一套是不易被察觉的非正式制度,例如当地社会关系网络、亲属关系、共同体行为规范、集体制裁、家庭制度、性别角色等。不同于普遍适用于所有集体组织的正式制度,这些非正式制度在不同的地方或不同的生产队,呈现为不同的形式,且形态相对稳定。此外,尚有非制度性的因素,包括每个地方的地理和生态环境,尤其是土壤肥沃程度、区域耕作模式、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本地人口与耕地比例等,对农业生产的制度环境和农民在集体生产中的行为抉择起到同样重要的影响作用。总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型塑了村民对生产队的依存度,以及他们在集体制度下的劳动积极性。

   这项研究运用上述视角,对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劳动积极性进行了初步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14年对不同省份131位村民所做的深度访谈。参加访谈的包括河南、山东、江苏、湖北、安徽等七所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大学教师,他们随机挑选其亲属、邻居或者熟人作为受访者。所有受访者均曾在20世纪70年代或更早做过生产队干部或社员。

  

二、工分制的实践:计时工分与计件工分

   计时工分制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集体制下各地普遍实行的一种劳动计酬方式。它根据劳动者每天的劳动时间来计算工分,农闲时每天需工作8—9个小时,农忙时则需要工作11—12个小时。一般情况下,依据劳动力等级的高低,社员被分为两类:“全劳力”,即青壮年劳动者;“半劳力”,即少年和老年劳动者。除此之外,还有“副劳力”,即辅助劳力,即年龄更小的儿童和年纪更大的老人。因此,在计时工分制下,社员挣多少工分受三个因素的影响:劳力类型、性别和任务难易程度。同样是男劳力,由于年龄和体质的差异,一个全劳力每天可以挣到10个工分,甚至更多,一个半劳力仅能挣到7—9个工分。女劳力的工分同男劳力有明显的差距,一个女性全劳力每天可以挣7—8个工分,半劳力挣得更少。至于辅助劳力,不论性别,往往一天只能挣3—4分,最多不过5—6分。(FB1、SX9、ZJ1)①

   各地计算工分的方式并不相同。例如,在河南的大部分生产队中,社员以“论晌”的办法来计算劳动时间,即把一天分成三个时间段(晌):第一段是早晨6点至8点;第二段是上午8点至中午12点;第三段是下午1点或2点至傍晚5点或6点。通常一个成年男劳力在这三个时间段所得的工分,分别是2分、4分和4分(HN31);或者每晌都是3分(HN15)。成年女劳力的工分低些,三晌分别能挣1.5、3.5、3.5个工分。(HN6b)值得注意的是,一年之内的不同时期,一天的晌数并不相同:农闲时每天只有两晌,农忙时除了常规的三晌外,中午还有一晌,并记上3分工。在农忙季节,有时社员天刚亮即出工,忙上一大早。捉棉铃虫就是如此,须在早晨棉花枝叶上尚有露水时及时捕捉,一旦太阳高照、露水蒸发之后,虫即会飞走。(HN17)

   除了上述“标准”做法之外(即每个男性“全劳力”一天10分工为标准,计算不同等级劳动力的日工分),还有一种村民们称作“小工分”的计算方法,曾在河南及其他省的部分地方实行过。即以每个成年男性一天20个工分为基线,根据农活的费力程度,每个男性“全劳力”可挣17—20个工分。(HN39)比如说,拉大车十分吃力,干完一天,即可挣得20个工分。(HN14)

   在计件工分制下,每个人挣多少工分取决于任务完成的数量。不同于计时制只能反映一个人在集体劳动中所投入的时间(社员们如果花了同样的时间,干了同样的农活,即获得相同的工分),计件制则与农活数量挂钩,多劳多得 。另外还有一种小组计件的方式,即给某项任务预定一定的工分额度,参与此项任务的社员在完成之后均分此定额。村民们谓之“包工”或“定额”。下面是不同地方使用计件制的农活及工分定额:

   插秧:每300平方米水田记10分(FB1);

   割麦:每垄记3分,或者按筐算工分(HN4、 HN49、HN17、HN18);

   摘棉花:按斤算工分(HN29、HN17、SX6);

   犁地:按亩算工分(HN36);

   收谷子:按垛算工分(SX6);

   出窑:按搬运砖块的数量计工(SX1);

   锄地:每亩记50分(HN35);

   除草:按畈算工分(HN8),或每15斤草记1分(HN49);

   挑水:每挑记1分(HN35);

   灌溉:按亩算工分(HN21);

   收集粪肥:按筐算工分(HN49);

   砌羊圈:30分(HB5)。

   然而,无论计时还是计件,工分的标准并非始终如一。生产队长要根据农活的难易程度和社员的实际能力、人手多寡,灵活地调整工分标准。比如,在计时制下,当人手过多时,队长会适当降低标准,减少相应的工分数,反之亦然。(ZJ1)又如,在计件制下,春季时草木稀疏,社员割10斤草用作饲料,记1个工分;夏季草木繁盛,队长就会提高标准,每割16斤草,才能挣1个工分。(HN17)

  

三、集体生产中的怠工问题

受访者多认为,计时工分制下,怠工是集体生产中常见的问题。山东南张庄村的某位干部这样抱怨:给队里干活的时候,“因为是按时记工分,所以很多人都是去凑热闹,农活也不怎么认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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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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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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