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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雄:共有金融:产权、情感和需求共同体

——陕西白水社区发展项目的人类学个案研究

更新时间:2016-11-21 19:15:57
作者: 张超雄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陕西白水县“社区发展基金”项目的分析,探讨了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金融的“共有金融”。其核心是以大家的共有之钱公平地为其中的每个人生钱。其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共有产权。在共有产权之下,没有利益追逐和资本剥削,是一种共有与个人所有的结合,它为马克思提出的“共同占有之下的个人所有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实例。第二,共同的伦理和情感。这些包括基于拥有感的在认知和心理层面的主体建设,以及基于熟人社会中亲情的社会伦理。第三,平等主义的需求共同体。其平等主义体现在一系列的民主协商、监督和分配机制中。此外,成员彼此需求的这个共同体摆脱了“欠”与“还”的债务观念,转向了一种互惠的共生观念。

   【关键词】共有金融 社区发展基金项目 共有产权 拥有感 平等关系

  

一、引子:白水社区发展基金项目与诺贝尔奖?

   陕西白水县社区发展基金项目(Community Development Fund,CDF)被媒体称为永远不走的“农民银行”。从2007年至今,CDF一直由农民自己坚持运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是如何创造这段奇迹的?为什么有学者会认为他们的贡献可以获得诺贝尔奖?

   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和他的格莱珉银行模式为世界贫困人群创造了一线曙光。格莱珉银行选择了市场,其目的是力图通过让穷人享有贷款这个“基本人权”使他们成功进入市场以消除由市场造成的不平等。格莱珉模式无抵押小额贷款的理念是不需要慈善的,以避免礼物之毒①(Parry, 1986);不需要政府和国家,穷人通过适当的金融工具进入市场,提高和发挥个人能力,使弱势群体可以公平地进入市场,免遭金融排斥和高利贷剥削,进而摆脱贫困 (尤努斯,2006)。格莱珉模式挑战了资本市场的利益最大化,强调重建社会价值取向,试图建立一个普惠金融服务体系。这里,小额贷款的核心是商业性、自由的个人、个体能力的提高,从而既实现了小额贷款机构商业上的可持续发展,也提高了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格莱珉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为社区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努斯也因此获得了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格莱珉银行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在很多地区的实际操作

   中经受质疑 (Rahman, 2004;Hulme, 2007;Stoll, 2013)。因为这样的运行背后,依然有着资本追逐盈利的阴魂,有着明显的商业化伦理之下“欠债”与“还钱”的金钱关系,甚至逃不出资本主义金融剥削的本质特点。白水的CDF项目却没有被这些阴魂笼罩,他们的CDF既没有专注追逐盈利,也非欠与还的商业化债务关系,更不存在金融剥削。这些普通的村民挑战了资本主义金融,超越了格莱珉银行的局限,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许真的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近些年,“金融”从一个描述经济活动的中性名词愈发变成一个扰乱经济活动,制造贫富区隔的标签。而“金融危机是什么引起的?”这是近几十年经久不衰,无确定解,却被无数人实践着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宿命?是盛世中冒风险的人性?是金融市场结构性的缺陷?还是相关机构混乱的运作能力?争论不休,不过我们最起码看到了结果:金融市场动荡引起的经济衰退几乎影响了全球40%的人口,分配不均的问题愈发明显。一些本就处于劣势的国家被进一步推向了衰退,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继续加剧 (福克斯、米歇尔,2003)。

   这些问题不是金钱本身造成的。钱本身并没有“必要恶”。金钱和金融活动能否为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终究是要看人们给予了它们什么样的意义。西美尔(Geory Simmel)认为金钱发展成为可以统一一切的量度,一方面,钱是“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西美尔,1991[1957]:265),挖空了事物特有的文化价值;但另一方面,钱的客观性也可以消除社会中的不平等,向着强调独立自主的主体和自由的方向发展。然而,这种“自由”往往是把个体从各种社会关系中解脱出来得到的空无状态,所以重要的还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被填补进去(西美尔,2002[1900])。

   目前的金融道德和经济正义正在遭受质疑。当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被极为不公正地分配,既没有实现其社会目标,亦没有成全个体发展。很多人认为导致全球经济体系对整个人类社会的不公正的根源正是金融体系中商业伦理的丧失(希瓦,2003)。当下的金融建立在风险转移的游戏上, 取得的利润属于私有化的银行机构和少数个人,而风险则由民众承担(施密特,2012)。伦理道德的丧失,让人们变成孤魂野鬼般的自由个体,金钱无可避免地会走向西美尔所说的第一个方向:让一切事物丧失其特性,只能由得金钱来衡量。何嘉琳(Karen Ho)在华尔街的田野研究中表明当下金融机构的员工已经不再作为“人”,而是沦为了资产和工具。公司的利益和大多数员工的利益被分隔开,利益倒向少数股东。何嘉琳呼吁金融机构本身首先应该以一种社会组织的道德基础立身(Ho, 2009)。而重建商业伦理,势必要将“人”完整地拉回来,去思考人和人之间,道德和市场之间的合理关系(Zaloom, 2006)。正如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强调的,每个人都是由和其他人的关系构成的独一无二的节点。在此基础上构成的“人性经济”(human economies)中的货币是社会属性的,是用来缔造、维持、重组或者断绝人们之间的关系的(格雷伯,2012:201)。

   大家都在试图从各个方面分析这些道德冲突的根源:是少数人和多数人的不平衡?是个人得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是利己和利他的冲突?还是私有制和公有制的争端?哪一边更重要?哪一种更加公平?更加有效率?更加节约社会成本?哪一种更可能解决金融带来的不平等?一方面,大家批评自由市场和私有化。自由市场只是一个理想中的模型。即使是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也同时指明了经济活动还是需要其他的道德基础(Smith, 2010[1759])。虽然大家已经不再接受经济人的理念,但是有关自由市场的叙事却依然是业界的主流话语(Rendorff, 2010; Mirowski, 2013;Hart & Ortiz, 2014)。“自由”和“平等”与其说是一种观点,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携带权利的话语,为很多在权利高点的人带来了好处。另一方面,大家认为从自由市场转向公有金融(国家和公共机构)同样难以寻找到出路。因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金融活动总是存在代理人垄断的问题(王景新等,2015)。美国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被认为进入了金融社会主义时期:政府通过国有化的方式收购或将资金注入自由市场上无法生存的金融机构。这种模式被讽刺地定义为柠檬社会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Krugman, 2009;高田创、柴崎健、十原哲夫,2012)。

   于是人们希望在市场和国家之间或之外寻求到其它策略,尤其希望找到针对世界上遭受金融挤压的弱势群体的有效措施。尽管格莱珉银行模式无疑为世界带来了新的资本金融模式,在中国格莱珉银行模式却困难重重、难以为继,其表现为拖欠贷款严重、工作人员贪污挪用公款频发等(冯兴元,2014)。在中国操作格莱珉模式二十年的“中国小额信贷之父”杜晓山认为格莱珉模式在中国水土不服的原因是其公益性质所导致的产权不清和责任不明,而且风险控制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闫军,2015)。尤努斯则指出,中国的格莱珉银行模式出现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缺乏支持这种东西的司法体系和法律保障(李宁,2012)。基本上,格莱珉模式在中国的实践免不了走向之前提到的两种矛盾:第一,有着市场商业性质的小额贷款,出现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现象。为了保证贷款的回收,贷款向有钱的农户倾斜,而失去了减贫的初衷。第二,来自国家信用社的贷款很容易出现赖账的情况。村民在出现还款困难的时候容易对于国家贷款采取赖账的态度,认为钱反正是国家的,是公家的,不是自己的,就像“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中“吃公”的牧羊者一样(Hardin, 1968)。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是国家理应管农民,特别是发生天灾人祸的时候。上述观点中,涉及产权、伦理,以及欠与债的社会关系,即贷款的公有产权特点、伦理的商业化特点以及欠与债的资本主义金钱关系。

   本论文研究的陕西白水县的CDF却与之不同,它是一种不同于商业化金融也不同于国家公有金融的共有金融。并且,白水CDF的小额贷款项目虽然在很多制度设计上沿用了格莱珉模式,重点则完全不同,它为弱势群体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白水CDF志不在于培养可以成功进入市场的个人。作为社区自主发展(Community Driven Development, CDD)项目的子项目,其理念是社区先行,希望从社会关系和社会伦理中汲取力量,使个人可以在社区中得以和社区共同生长,以达到减贫的目的。白水CDF这种基于社区的理念如何和小额贷款的关注个体发展的诉求相结合,其深层金融逻辑究竟是什么,亦是大家关注的问题。本研究识别了白水金融活动的三个主要特征:和个人所有不冲突的共有产权、基于共享情感的伦理建设、互需互惠的社会基础。以上三个方面相互依存构成了白水共有金融的基础。本文将通过对白水CDF项目的分析,从这三个方面对白水的共有金融模式进行探讨。

  

二、共有金融与共有产权

   共有金融的雏形在初民社会可以找到。他们以互惠的方式相互借用农具或者工具来增加他们的生产劳动所获。这是一个“借✕✕生✕✕”的逻辑。“金融”的最一般含义无非就是借钱生钱,按照《货币的终结》的作者格列柯(Thomas Greco)的观点,早期的货币来自互惠交易。相对于初民社会的礼物和强制转移,货币是在互惠交易中起着一种交易媒介或支付方式的基本作用。如果货币系统的任何一项特征破坏了互惠性,便带有了欺骗性并有损货币使用者的共同利益 (格列柯,2010)。在此可以清楚看到:“互惠”、“共同利益”,是货币的本质,当然也是以货币生货币的“金融”之本质特征。而资本主义金融令我们看到的是互惠的剥夺和非共生的不公平。白水人之所以成功,要点之一是他们的共有产权提供了互惠的基础,也同时避免了罗默在“一般剥削理论”中所提出的由于产权的不公平分配所导致的各种剥削(Roemer, 1982)②。

   产权在人类社会早期,更多的是社会关系的注脚,因为当时的经济关系更多地依附于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即使在当代社会,产权除了是一个法律和经济的概念,更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谁拥有了什么,能使用什么,被分配到什么,说到底是他/她和这个世界的关联的表现,亦是社会关系的体现。正如菲吕博腾(E. G. Furnboth)和配杰威齐(S. Pejovich)所指出:“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对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菲吕博腾、配杰威齐,1994[1972]:204)。通过对产权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地金融活动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社会规则之上。

白水CDF项目的本金有两个来源,一是世界银行对中国政府的贷款。这笔贷款不需要村民直接归还给世界银行。只要项目运作成功,资金的所有权就归属于自然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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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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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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