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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兴庆:从经营权看农地三权分置

更新时间:2016-11-21 18:30:10
作者: 叶兴庆  
例如,在农民非农就业比重很高、人均土地面积很小的地方,“确权确利不确地”就是一种比较好的承包权实现方式。

   第四,赋予承包权有限的处分权能。承包权建立在成员权基础之上,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前提,除可以有偿退出即有偿退还集体经济组织或有偿转让给本集体其他成员外,承包权不能向外部人员流转交易,也不能抵押、担保、继承。

   第五,鼓励探索市场化退出机制。对在70年承包期内,举家外出又没有劳动力返乡务农的承包户,在自愿的条件下,引导其有偿退出承包权。这一改革目前的紧迫性还不是特别迫切,但是需要探索一系列退出的途径,例如宁夏的平罗、重庆的梁平、四川的内江等地目前正在进行的实践。但需注意的是,根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地方政府不得强行要求进城落户农民转让其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或将其作为进城落户条件,而是要通过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逐步建立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的相关权益退出机制,积极引导和优先支持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相关权益。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格外注意的一点,是如何处理好现阶段的稳定承包权与保护经营权、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的关系。在此之前,中国之所以要格外强调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出台了土地承包法,与一系列时代背景有关:先是村集体在农民负担较重时通过“反租倒包”侵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后是工商资本与基层组织强迫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此外,在新型城镇化还没有完全落实,农民转移进城这条路还没有完全打通的前提下,承包权的确还有继续维持的意义和必要性。

   但出于一系列现实的考虑,我们也不应无限制地继续提升承包权的产权强度:首先,当前的农村土地更多的是一种生产要素,不应继续将其当作农民生计保障的唯一组成部分。据相关统计显示:到2015年时,在全国农民的平均收入构成中,真正的种地收入只占了21%,即五分之一左右。农民收入的非农化趋势日益明显,意味着承包地对其生计的保障作用、增收作用都在大幅度下降。

   与此同时,中国也正在通过建立低保、新农合等体制,将土地承载的保障功能逐步地剥离出来。这一体系保障程度可能仍旧较低、面临着提高保障标准的难题,但体系已经比较健全。因此,若要真的对经营权进行平等保护,就应避免继续依赖通过地租去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及提高保障水平。

   其次,很多人认为,为促进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必须把农户承包权做大做实,方能令承包户放心地流转土地。事实或许并非如此简单,根据日韩等国的经验来看,拥有小块土地所有权的农户获准出售或出租土地后,在初期确有一部分农户转出了土地,但大多数农户并不积极,他们即使就业和收入高度非农化,也宁愿土地撂荒而不愿出租或出售,意在坐等土地升值,结果陷入流不动的僵局。上世纪50年代土改前,中国的“大地主、小佃农”体制曾经阻碍农业生产力发展,在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中,则应避免“小地主(承包户)、大佃农(规模经营户)”难题,注意避免因承包权的产权强度过大导致的小块土地分割限制农业现代化的难题。

  

   转自: 《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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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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