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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键: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全球治理的转型

更新时间:2006-07-11 02:14:22
作者: 胡键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全球市场改革和信息技术的巨大推动力兴起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方向相反的两股全球浪潮,并构成了全球社会运动的实际内容。与此同时,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又使国际社会成为一个“风险社会”,而民族国家的自私性,使得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变成为维护最强大国家利益的工具,因而无法实现全球的“善治”。这样,全球“风险社会”就为全球社会运动成为一个全球治理层次而发挥相应的功能提供了可能。但是,全球社会运动毕竟是国际环境中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同时也缺乏必要的强制性权力,因此,全球社会运动的治理功能是非常有限的。

  【关键词】全球社会运动 风险社会 全球治理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国际社会行为体走向了多元化,国家虽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但已不是象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那样基本上是唯一的行为体,除国家行为体以外,国际政府组织(IGOs)、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以及跨国界的全球社会运动(global social movements,即GSMs)都成为国际社会非常重要的行为体。这些不同的行为体构成了全球治理的不同层次,并推动着全球治理结构的转型。

  

  一、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90年代以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为标志的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网络化趋势,把许多原来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社会运动变成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一部分,并正以空前的规模在全球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蔓延开来。这就是当今时代所特有的全球社会运动。

  威尔逊在《社会运动导论》一书中曾经指出:“社会运动是有意识的、有组织的集体活动,旨在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引发或阻止社会秩序的大规模变迁”1。全球社会运动则可以看作是在国际层面发起的非制度化的各种国际集体行动,旨在影响各国和全球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在国际关系史上,尽管全球社会运动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但大规模的全球社会运动是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兴起的。阿根廷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伊丽莎白?杰琳指出,“现代的社会运动史表明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比如,工业革命之初出现的工人运动就具有国际性。这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一口号在150多年前就表达了工人阶级发展的全球观点。20世纪,这种世界性和全球性也表现于其他运动——20年代的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较近的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土著人运动和当前的人权运动——的目标、战略和领导。事实上,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在全球背景下同时展开的。”2

  今天,“全球化”这一概念早已被炒得烂熟了,尽管对它的内涵存在着许多争议,但是,最初,它主要是指经济的全球行为。这正如艾墨里杰说:“全球化就是指穿越国家的和地区的政治边界的经济活动的拓展。它反映在有形的和无形的商品和服务(包括所有权)通过贸易和投资途径在不断地加快流动”,“国家与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地加强”3。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全球化不过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但是,全球化并非仅仅是指这一内涵。持自由主义理念的大多数论者认为全球化是国家主权、政治社会的“埋葬者”,所以他们主张在研究当今国际关系时应该采取“全球中心”的方法,而不是采取“民族国家中心”的方法4。由于全球化论者一般大都是“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论者,在他们看来,“民族国家中心”的研究“不能给人们提供关于世界社会的理解”5,因此,而在“世界社会”论者卢曼看来,政治垄断存在于领土国家,而领土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正在失去影响。卢曼更指出,世界社会意味着没有世界政治、世界议会和世界政府的非政治社会;伴随着世界社会的分化,后政治世界的图景正在形成,而图景的遁点即是完全分散化的世界社会,它分解成无数自我再生产的、自我调控的子系统。与此同时,政治调控和民主的合法性认证在这幅世界社会的图景中被删除了。6

  上述观点尽管遭遇到了不少的质疑和批评,但它的确揭示出全球化主观的一面7。贝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论者尽管不是为某种政治制度制造一种意识形态,但无意之中却创造了一种世界强权政治的世界主义伦理,即“通过赋予政治制度以世界主义的使命,国际政治——西方把维护人权写进它的旗帜——的道德化,像填画册一样填补了这块空白。关于民主十字军东征的说法也许并不夸张,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将来也会凭借世界自由贸易和人权的极端双刃剑,为更新其独特的自身合法性而格斗”,在这种全球化中,“‘全球时代’也许会因此而演变成一个没有东方的全新的‘全球西方’,而它本来是必须面对东方来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这种情形“表面上看是人们用‘全球社区’的标签替换了‘西方’的标签,实际上是东方从世界政治舞台上消失的结果”。8因此,从主观一面来看,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西方化”和民族国家的退化。也正因为这样,“全球化”被有一部分反全球化论者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同义语9。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出现了两种不同目标的反全球化运动。一种是旨在维护本土文明、本民族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体系的反全球化。这主要是因为,在这类反全球化论者看来,虽然全球不平等的原因有很多,但其首要的原因则是全球化10,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是决定全球不平等制度的因果机制11。因此,这种反全球化运动包含着追求全球正义的内涵。另一种则是反对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的产业空洞化和由此产生的失业增加、社会福利下降等现实经济问题,因而其中不乏民族排他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内容12。但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反全球化运动,它都同全球化本身一样也走向全球化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构成了当今全球社会运动的两个方面,也是全球社会运动的实际内容。

  

  二、全球社会运动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吉尔平曾断言,“世界经济的迅速全球化把治理问题提上了国际经济的议事日程”13。实际上治理被提上全球化的日程不只是全球化的力量,反全球化作为另一种全球化同样也是把治理推向全球的重要力量。不过,国际政治领域所讨论的全球治理迄今为止并没有一致的、明确的含义,但基本上认同这样的内容,即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解决全球性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秩序。然而,由于全球治理是以政府的作用和国家主权无足轻重、民族国家的疆界模糊不清为前提的,这种情况下,全球治理就很容易被视为最强大国家主导下的世界政府或联邦主义。正如赫尔德和麦克格鲁所说,最强大国家倡导全球治理总是以它们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因此,作为全球治理的国际规制在原则上缺乏独立的权力,其作用主要是为了促进最具支配地位国家或国家联盟的利益14。可见,政府间或政府间联盟的全球治理仍然是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前提的。这种国际社会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所覆盖的只能是国际社会很小部分的领域,甚至只是覆盖着最具支配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间联盟的利益领域,还有相当大一部分领域处于“无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之下15。这就意味着作为全球治理主体的国家行为体相互之间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根本不能独立地实现全球的“善治”。换言之,全球治理不是单一层次的,而是多层次的,只有多层次的治理才有可能实现全球的“善治”,特别是包括各种跨国行为者共同作用来维护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16。而在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边缘发挥全球治理作用的则是以非政府组织或非政府联盟的全球公民社会系统以及各种形式的全球社会运动也应该是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主体。特别是随着全球社会问题的日益繁杂,诸如国际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地震、海啸等具有突发性、全球性等特点的全球问题,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在应对时显得相对迟缓,而非制度化的全球社会运动却能够有效地进行补充。在这种情形下,全球社会运动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重视。

  从客观方面来看,全球社会运动能够发挥全球治理功能的原因在于,当今人类正处于一个“全球风险社会”之中17。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技术全球化,同时也是一种风险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类社会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风险,如大规模失业的风险、贫富分化加剧的风险、社会冲突的风险、制度变迁的风险、生态风险,以及经济增长过程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高科技带来的风险和抽象科学研究的不充分性所引致的风险,等等18。因此,斯科特?拉什认为,不仅从自然风险的意义上看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大大增加了,而且从社会结构面临风险的意义上看,从个人主义消涨的意义上看,从国家所面临的威胁的意义上看,我们所面临的风险都大大增加了19。特别是生态危机、全球环境问题、全球经济危机、和平问题、人权问题、腐败问题、社会公正问题以及全球恐怖主义网络所带来的危险使人类生活在一个全球风险社会之中。在这种情形下,围绕这些问题及其所带来的种种风险而兴起的全球社会运动如绿色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生态运动、社区发展运动、反战运动等等,在维持国际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从全球社会运动自身的角度来看,全球社会运动能够发挥全球治理功能的原因在于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在全球的层面上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全球社会运动为个人提供了影响国际政治的参与机会。长期以来,国际政治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但是,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兴起的全球社会运动使主权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不再享有排他性的行为能力。或者说,主权国家所具有的对权力(价值)分配的垄断性决策权及实际能力明显降低,它不再是控制分配过程的惟一主体,众多的跨国家行为体包括个人都已参与到全球性权力分配的过程中来20。于是,个人在全球事务中获得了向国际社会呼吁、游说的机会,并相应地对国际政治进程施加影响。所以说,全球社会运动“通过行动者而不是政府提供渠道来影响全球政治环境中的公共议程或所采取的决定,通过使政府增加对全球公众的责任性,通过扩展对国际上的问题的公共讨论,促进了全球政治的民主化”21。

  其次,全球社会运动促使国内政治决策国际化,进而影响国际政治事务。传统而言,国内政治决策完全是国内政治精英的事,但是,全球社会运动催生了全球公民(cosmopolitan citizens)意识特别是全球共同体(global community)意识和全人类社会意识,从而使国内的政治决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监督之下,特别是批评甚至抗议腐败、低效、侵犯人权、不平等、破坏生态环境等消极现象,迫使政府改善自身形象更加负责任地行动,督促国内政治精英更快地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回应和更多地承担“国际标准”化的社会责任。另外,全球社会运动还能够影响甚至设置国内政策议题,推动国内政府针对议题运用国际机制来解决问题22。

  再次,大多数全球社会运动都倡导国际道义,追求全球正义,这对不公平的国际秩序具有一定的矫正作用。在传统权力政治学支配下,国家只是“争夺权力和财富的斗争”的工具23。受国家自私的影响,国际秩序往往体现了最强大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意志,因此,这种国际秩序难免包含着极大的不平等性。诸如绿色和平运动、生态运动、人权运动、反战运动等社会运动,它们用自己的行动在国际社会中呼唤着国际道德,倡导国际道义,追求全球正义,它们强烈呼吁国家尤其是最强大国家的行为应该符合国际道德标准。它们的主张或许是“乌托邦主义”的,但至少可以使最强大国家不至于为了一己之私而在国际社会为所欲为。

  此外,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还增大了国际间信息流量,打破了强国与弱国之间的信息“储蓄差”,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强国因垄断信息而垄断国际权力。在国际社会中,信息不对称随处可见,特别是体现在国家间的信息“储蓄差”上。一些强国因掌握着先进的信息技术而获得信息的垄断性“储蓄”,由此而获得了国际权力的独占,从而加剧了国家间的结构性失衡24。全球社会运动则利用自己掌握的媒体资源和技术手段打破强国的信息封锁,使各种信息(包括技术)迅速在国际社会畅通无阻地流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间的结构性失衡;同时,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有利于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培育起更广泛的“公民社会”地带,有助于增加国际机构的透明度和提高责任感25。

  

  三、全球社会运动在全球治理中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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