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焦宝乾:法教义学在中国:一个学术史的概览

更新时间:2016-11-20 11:24:36
作者: 焦宝乾  

   摘要:  长久以来,“法教义学”这一颇具德国色彩的法学用语及其研究取向,在中国法学界并不为人所知。但是,随着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的推进,法教义学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包括法理学和部门法学的整个法学界的广泛关注。法教义学坚持对于法律事业的内在态度,是一种典型的“法学内的法学”。从国外大陆法系经验看,法教义学是法学的正宗。围绕法教义学在中国这一主题,基于学界在此领域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本文对法教义学在我国的形成、发展、相关学术争议及未来走向问题,做一个学术通览式的考察,由此展现出法教义学在我国的宏观发展脉络。研究表明,像在我国这样成文法传统的国家,如欲发展法学,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学知识体系,必须要认真对待法教义学。

   关键词:  法教义学,注释法学,法律方法,社科法学

  

   法教义学不是一种学科,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种研究立场,体现的是一种研究方法。恢复法制与法学教育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体现了典型的德国式法学思维的法教义学在我国学界经历了从无到有、并渐渐成为贯穿法理学和各个部门法学的重要学术话题的演变过程。尤其是近些年来,法教义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备受人们关注。本文拟围绕法教义学在中国这一主题,基于学界在此领域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著作、论文、译作等),对法教义学在我国的形成、发展、相关学术争议及未来走向问题,做一个学术通览式的考察。因此,本文主要是一种粗线条式的勾勒,很多地方是通过学界的研究,去展现法教义学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当然,必要的地方,也会加入笔者的一定评论。另外,法教义学往往跟各个部门法结合在一起。因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有“宪法教义学”、“民法教义学”、“刑法教义学”等称谓。国内近些年来也对部门法教义学做过很多研究。但限于篇幅,本文将不涉及具体部门法领域的法教义学研究。


一、法教义学研究在中国的独特学术背景

   “法教义学”这一法学用语及其研究取向,在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其实并不为人所知。其用语的出现及使用至今大概只有十来年的时间。法教义学坚持对于法律事业的内在态度,是一种典型的“法学内的法学”。[1]在我国,建设法治的过程一直面临着较为复杂的因素,法律与法学的发展依然要受到诸多法制以外因素的影响“处在这种情态之下,法律问题从一开始就明显不仅是法律问题,而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和文化问题。”[2]相应地,在法学研究中,中国学者似乎已经习惯于那种没有法学界域的意识。典型者如梁治平:“我并非有意要疏离于法学界,在我的头脑中,其实并没有什么‘界’,我很早就习惯于不按学科或者知识上的分类来给自己下定义。我只是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3]这种视域开阔的研究方法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法学研究中颇为常见。只是到后来,才有越来越多的法律学者意识到并吁求限定法(理)学的研究范围。[4]

   如果说法教义学是一种“法学内的”研究立场,那么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研究中一直盛行的是各种“法学外的”研究立场。因此,要对我国的法教义学做一个知识史的考察,换言之,如欲对法教义学在中国的发展阶段进行学术上的概括与总结,实际上则需要从“法学外的”研究立场说起。这恐怕是中国作为一个法治与法学的“发展中国家”自始就会容易碰到的现象,其实既很正常,同时又显得有些不可思议。而且稍不注意,这种时间上的顺序很容易被人搞错。比如季卫东教授在新近发表的论文中即认为,2014年发生的法学方法论之争的背景是,近两年法教义学在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开始抬头,并对既有的学术潮流,特别是社科法学提出挑战或者抵抗。针对有关新动向,属于“社科法学”阵营的一些学者纷纷提出质疑和反驳。[5]这里对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两支研究取向在我国出现的时间的认定上有不妥之处。在我国,对法教义学问题本身的直接研究,大体上是近十来年的事。相比之下,社科法学的研究取向在我国出现得要更早。以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法社会学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法治重建开始,法律社会学首先作为一种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向在中国发展起来。”并且,再到后来法律社会学在中国又经历了第二、第三波的继续发展。[6]这个过程多少有些吊诡,因为“以批判并改善法教义学的僵化封闭为指向的社科法学进路的出现,实际上还要早于法教义学的自觉:批判甚至先于批判对象而存在了!”(中国人民大学张翔语)。[7]因此在中国,很有意思的一个法学研究现象是:别看法教义学的研究在时间上要晚些,可是对这种研究取向的批判却在它真正在中国产生之前就已经轰轰烈烈展开了!

   典型者如邓正来教授,2005年在《政法论坛》连载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邓教授在论文中对中国法学中具有重要影响或者仍具有重要影响的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在这四种理论中,“法条主义”恐怕最接近于本文的“法教义学”。在他看来,由于“法条主义”所关注的基本上是既有法律条文中的具体概念、具体规定和具体制度这样一些技术性颇高的专门问题,因此严格地讲,“法条主义”论者并没有就他们自己的各种“法律说法”形成某种类似于“权利本位论”那般系统的理论或理论模式。在这个意义上,邓正来认为,“法条主义”充其量只是一些可能的理论倾向。

   近些年来,法学界普遍流行一种对法释义学或法教义学的贬抑情绪。作为一门适用法律、解释法律的传统技艺,法教义学一面被贬为呆板、机械、闭关自守的代名词,另一面又被认为过于随意,容易沦为解释者摆弄的玩偶,乃至无良知者予取予求、上下其手的遮羞布。[8]这大概是在法律移植和法律现代化整体背景下,我国规范法学所不可避免所要遇到的障碍因素。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学界同样存在对概念法学的辩护性研究,[9]这其实从反面昭示着,起步没多少年的中国法学依然延续了对概念法学的轻视,也可见法学发展中学风的浮躁!但在此时世纪之交,有几篇这方面的反思性研究应予以注意。陈金钊教授提出,法律规则是极为重要的法律现象,几乎所有的法学家都注重对其进行分析、注释,西方法学的三大流派基本上都是在不同角度围绕规则展开论述的。因而可以认为,法律规则是法学的核心范畴。[10]郑永流教授也深刻反思了法学的自主性问题。[11]类似的研究取向一直延续到后来部门法学界。如有诉讼法学者通过对形式理性的研究认为,在我国实现法治的过程中,要清醒认识到法的形式化缺陷,但当前没有必要刻意地强调这种缺陷。[12]舒国滢教授的批判更是振聋发聩:我们的法学过去未曾受到过严格的方法论的“规训”,以至于我们的学者难以保持理性、严谨和科学的问学态度,难以保持思想谦抑的心情。[13]当然,在中国这个法律移植背景的国家,法教义学这种境遇也能够让人理解。反观这一研究的发源地:即使是德国法学界内部,也对教义学一直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法教义学被认为是法律学科的核心,其系统化的思维是理解法律和对其统一适用的关键;另一方面,它又被认为只是德国法学独有的特色,它与其他学科相脱节,成为交流的障碍,甚至还被认为是学术界和司法界针对于民主立法的自我授权的伎俩。[14]

   值得注意的是,跟对概念法学、法律规则、形式理性的重省性研究在时间上大体不差多少的是,我国法律方法论也逐步兴起。法律方法论的研究跟法教义学之间有密切联系。为了推进法律方法论研究,人们需要从方法论的高度,认真对待“法教义学”“法条主义”。因此,不少学者后来在回应邓正来“中国法学何处去”的难题时,一种不约而同的理论趋向即是,将法教义学的立场与方法引入到中国法学研究中。[15]其实,在中国语境下重新反省“注释法学”、界定“法理学的范围”,甚有必要。进而探讨以实证规范法学与近年来新兴起的法律方法论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自身的知识”的理论境遇、条件、前景(必要性与可能性)等问题,或许能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探索出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

  

二、法教义学研究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法理学和一些部门法学者开始意识到法教义学的重要性,并且越来越关注此研究。如下按照专题分别予以综述。

   (一)法教义学与法律方法论

   法教义学与法律方法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兴起后,学界曾经围绕“法学方法论”抑或“法律方法论”之学名使用问题产生过一些争论,而这又涉及到其跟法教义学的关系。林来梵教授和郑磊立足于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认为所谓“法学方法论”,其实可转换为“法律学方法论”这一概念,进而主张采用“法律学方法论”的提法。不过,他们也意识到采用“法律学方法论”之概念在我国法学研究的语境中所要面临的系列难题,尤其是,在我们的法学概念体系中,迄今仍未完全确立法律学、法教义学这类的概念,因而移植这类概念就成为前提性的条件。[16]有人主张用“法学方法论”之称谓,认为这一名称似乎更便于凸显法教义学依循现行有效的法律进行解释和适用之本旨。法教义学研究是对实在法进行解释和体系化的研究,法律解释性是法教义学考察的核心命题,是对规范陈述在具体案件事实当中意义的研究。[17]可见,法律方法论研究往往需要秉持法教义学的立场。

   围绕跟法教义学密切相关的问题,即法学的科学性,无论在德国,[18]还是在当今中国,[19]都有不少争辩。后来学界又对法学“科学主义”的理论进行批判和清算,并对法学本应有的实践品格进行学理论证。[20]西方法学史上那种“法律公理体系之梦”在法律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实践性构成了法学的学问性格,法学应当回归实践之学本身。[21]对法教义学的研究,还离不开对中世纪注释法学和后

   来的评注法学的发掘。[22]注释方法也是一种最为基础的法学方法,对法律法规的注释、释义也是法学家一项基本工作。[23]在中国大陆也有法规释义方面的不少作品,如全国人大法工委即编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释义丛书”。[24]但整体而言,相比之下,我国大陆学界及法律界对法规的注释方法的能力与水平还有很大提升余地。虽说如此,在我国学界,注释法学、注释方法还曾遭受过不少人的鄙视与不齿。其实,与注释方法颇为近似的“法条主义”是一种重要的立场与方法,在我国,尤其需要澄清法学界长期以来关于“法条主义”的教条之误,拓展对法律实践和法学实践的深入理解,[25]

   研究法教义学,自始无法绕开对国外相关理论的翻译介绍。迄今,这方面已经推出一些译作。[26]笔者在国内较早对法教义学作过一定研究,考察了法教义学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及其与法理学、法哲学等法学的关系等问题。[27]后来学界对法教义学的源流、界定、特征、功能等基本理论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28]还出现了对此进行系统研究的博士论文。[29]在德国、日本,法教义学更多是部门法学者关注的问题,但我国学界对法教义学的一般理论研究,则大体始于十来年前,不少法理学者参与并主导着对法教义学的一般理论研究。这是很有意味的法学现象。

   (二)法教义学的界定

在对法教义学的研究中,如何界定法教义学?一直难有定论。虽然法教义学缺乏一个受到普遍认可的界定,但有学者认为各种分歧之中仍然具有强烈的家族相似性:法教义学乃是将现行实在法秩序为其坚定信奉而不加怀疑的前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219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