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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华 陈鹏: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权力的性质来源及界限

——兼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

更新时间:2016-11-15 15:37:46
作者: 管华   陈鹏  

   摘要:  高校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并不因为《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规定就成为国家权力,仍然是学术权力。它来源于我国宪法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这一基本权利,属于社会权力范畴。高校学术委员会的权力作为科学研究自由的制度保障,不得妨害科学研究自由,也不得超越科学研究自由本身的界限。《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在立法目的、参与主体、法律责任和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尚有完善的空间。

   关键词:  高校学术委员会;《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科学研究自由;学术自由;学术权力

  

   2014年3月1日起实施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以下简称《规程》)甫一出台就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期待它的实施能够提高学术委员会在大学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促进大学去行政化,实现学术繁荣,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奠基。除了教育部已于2013年11月16日核准的首批6所高校章程外,随后制定、修改大学章程的各高校,正在依据《规程》对本校大学章程里有关学术委员会的内容进行调整和规范,从而掀起了一股学习、理解《规程》的热潮。

   已有的对高校学术委员会权力的研究具备以下特点:一是关于高校学术委员会的文本研究、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成果较丰富,而围绕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展开的研究较少;二是从教育学、教育政策对学术委员会的研究较为丰富深入,而从法学角度对学术委员会权力的研究尚处于觉醒、萌动状态。[①]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核心是法治,学术委员会作为大学最重要的治理主体之一,其权力的性质、来源及界限都有必要从法学角度予以揭示。

  

一、高校学术委员会的权力不是国家权力

   根据《规程》第15-18条,高校学术委员会享有审议(决定)、评定、咨询和裁决等四方面的权力。《规程》第3条要求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事项上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学术委员会行使的权力是学术权力。在《规程》生效前,部分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也行使了上述部分权力,那么《规程》对学术委员会权力的规定究竟是对学术委员会新的授权还是对学术委员会已有权力的确认?经由《规程》的规定,学术委员会的学术权力是否因此具备了国家权力的性质?

   《规程》的法律性质是教育部制定的部门规章。《规程》规定高校学术委员会享有四项权力看似是对学术委员会的授权,其实不然:

   首先,任何主体都无权授出自己所不享有的权力。无论是学校学科专业的规划还是学校教学科研成果奖的评定,无论是学校内部的重大决策还是校内学术纠纷的裁决,基本上都属于《高等教育法》第32-38条规定的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范围,本身并不属于教育部的法定职权范围。因此,不能将《规程》作为教育部向高校学术委员会授权的依据。只能将《规程》理解为对《高等教育法》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关于大学自主权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细化与实施,高校学术委员会也并没有因《规程》而获得本属于教育部的教育行政权。

   其次,从权力的运行方式看,学术权力也不属于国家权力。在现代社会,国家是“占有合法的物质暴力垄断权的人类共同体”,“是使用暴力‘权力’的唯一来源”。[1]60国家意志主要以国家强制力的行使来表现,其物质载体是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国家暴力机构。学术权力和国家权力一样,都具有“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2] 81但是学术权力的支配性体现为在学术问题上的审议、评定和决定,它不具备暴力强制的色彩,也不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而是由“专业同行”实施。

   最后,从权力来源看,学术权力来源于大学自主权和大学自治制度。不同于地方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和特别行政区,大学自治制度不属于国家政治制度范畴。地方自治基于民主,而大学自治则基于学科专业。学生虽属大学成员但不同于居民,在大学只是暂居,与教师地位不平等。自治地方在财政、人事方面往往有自主权,大学一般只是在教学、研究、课程及进修等事项上有自主权。[3]164-165

   总之,学术委员会所行使的学术权力不是来自于教育部规章的授权,其性质不是国家权力,其自主、自治的依据也不是国家的地方自治制度,需要从宪法上进一步探寻学术委员会权力的来源。

  

二、高校学术委员会权力来源于科学研究自由,是社会权力

   虽然学术委员会的权力来源于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或大学自治制度,但是并不存在一个全世界通行的大学自治模式。在美国,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自治范围不同,即使同为公立大学,根据各州不同的法律设置的其自治权也各不相同。[3]169一般认为,大学自治的内容包括:一是决定研究计划与内容之自治;二是决定教育课程等教育内容之自治;三是大学人事之自治;四是教育预算及设施之自治;五是学生选择之自治。[4]320但德国大学教授的任命就受制于政府,英美大学教授的任命就完全自主,法国和意大利任命权却又属于国家而非政府。[5]

   因此,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来源只能从我国现行法律去中寻找。一般认为,大学办学自主权来源于《教育法》第28条、《高等教育法》第11条和第32~38条。那么,从宪法的角度看,我国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从何而来呢?

   (一)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来源于科学研究自由

   大学不是国家机关,其权力不可能来源于宪法第3章《国家机构》。在我国宪法文本的其余部分,可能与大学自主权有关的规定有以下几处:第一,《序言》第7段,中国各族人民将逐步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第二,《总纲》第19条,“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第三,《总纲》第20条,“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第四,《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46条,“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第五,《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47条,“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上述五处中,最直接相关的是第四处的受教育权和第五处的科学研究自由。第46条作为一个整体显然是针对尚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儿童的,因为成人并无接受强制教育的义务。[6]受教育的义务仅限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主体仅仅是“适龄儿童、少年”。[7]因此,可以排除其与我国大学自治权的关联性。

   于是,与大学办学自主权直接相关的就是第47条的科学研究自由。一般认为,本条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相当于或包含了外国宪法中的“学术自由”。[8]158-159本文基本认同“科学研究自由”与“学术自由”是同义语,但并不打算运用“学术自由”这样的概念装置,原因是:首先,“学术自由”字样在我国《宪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均未出现,上述法律中均使用的是“科学研究”字样,只有《纲要》和《规程》中出现了“学术自由”字样,而《纲要》不具备法律效力,《规程》则属于法律渊源中效力最低的法律渊源——规章。[②]其次,由于各国法律规定不同,所以各国学者对法律意义上的学术自由概念界定各不相同,如德国、法国、美国及日本的学术自由概念与内容就各不相同。[③]美国学者哈奇森甚至把学术自由分为“校内自由”和“校外自由”两种,前者包括讲授争议性问题的自由、拒绝向国旗致敬的自由、选择教学方法的自由,后者包括结社自由、参与政治性活动的自由以及发表公共言论的自由。[9]美国人之所以把宗教信仰自由(拒绝向国旗敬礼)、公共言论自由都划归学术自由的领域,是因为美国宪法并无“学术自由”条款,不得不借助宪法第1修正案、第14修正案去发现宪法“未列举的权利”。德国的学术自由就是研究与讲学的自由,那是因为德国《基本法》第5条规定了“研究与讲学均属自由”。我国学者基于不同的知识资源对学术自由进行的解释,恰恰脱离了我国宪法文本的规定,就好像学术自由在我国宪法中不存在一样。[10]正如萨维尼所说:“与立法本身之中包含的概念有所偏离的概念是很多错误的间接来源”,如果与立法不一致,“在逻辑上精确的阐述某个定义没有太大的意义”,“充其量只能说它是多余的”。[11]23-24

   (二)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是科学研究自由的制度保障

   1787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并没有提到科学研究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也没提到科学研究自由,最早提出学术自由的是1849年法兰克福宪法草案以及1851年的普鲁士宪法。学界对于将“科学研究自由”作为基本权利往往持质疑的态度,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误会:

   一是世界各国宪法专门规定学术自由的不多。[12]实际上,在全世界可查的129个国家的现行成文宪法中,79个国家的宪法直接而独立地确认了对学术自由的保障,占61.24%。[13]

   二是科学研究自由对人并非不可缺乏、不可取代。[④]从历史上看,科学研究自由确实专属于大学师生。在高等教育普及的时代,公民享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人人都有可能行使科学研究自由;即便备而不用,但也不可剥夺。我国宪法第47条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其主体就是全体公民。个人只要能够自学研究方法,拥有获取学术资讯的渠道,并不需要进入大学才能开始研究活动。从文明发展的视角看,如果个体没有科学研究自由,将新知识出现的机会完全扼杀,只会使该文明形态在诸文明的并存竞争中被淘汰。[⑤]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研究自由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权利。同时,科学研究自由也具有其他基本权利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与受教育权相比,科学研究自由针对的对象是高深学问,往往处于已知与未知的交界处,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角色淡化,只是资深研究伙伴。与宗教信仰自由相比,科学研究自由不受任何先验性目标或某种既定世界观束缚,不允许存在某些既定的、不能继续深入追问的内容;[16]315所发现的真理是研究得到的,永远是未完成、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与言论自由相比,科学研究自由强调的是知识而不是意见,不断的同行评议界定了何为专业知识。每个人的意见是平等的,但知识却分对错。[17]14、3-4言论自由服务于民主正当,科学研究自由服务于民主胜任。[18]

   综上所述,科学研究自由作为基本权利是可以成立的。宪法教义学认为,基本权利具有三种功能:防御权功能要求国家履行消极义务,受益权功能要求国家履行给付义务,客观价值秩序功能要求国家履行保护义务。考察我国宪法关于科学研究自由的规定,恰好完整的囊括了这三方面:第一,第47条第一句“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要求政府承担消极义务,政治权力不得任意干预、限制科学研究自由。第二,第47条第2句“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要求国家承担给付义务,对科学研究自由予以支持。第三,第19条、第20条,国家发展“高等教育”、“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其载体只能是大学和研究机构,要求国家履行保护义务,为科学研究自由提供制度保障和组织、程序保障,集中体现为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和大学自治制度。即便是立法机关,也不能完全废除它。

既然学术委员会的权力来源于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而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是科学研究自由的制度保障,追根溯源,学术委员会的权力也就来源于科学研究自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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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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