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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发祥 周贤润: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谱系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视角

更新时间:2016-11-14 16:43:41
作者: 杨发祥   周贤润  
弱化“边陲思维”,才能真正在理论自觉基础上达致学术话语权的至高点。⑬社会学元理论、社会学二重属性论、理论自觉论、人权新论等中层理论,便是基于一种中西关系的视角所作的理论概括。

   在中西关系上,郑杭生提出借鉴国外、跳出国外、批判反思、世界眼光等核心概念,阐明了中西之间开展理论对话的立场,成为中国学术话语概念的重要部分。中西关系的再评判,是“理论自觉”意识的一种先导。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中西方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在“西强中弱”的世界社会学格局中,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自信心大为增强。中西关系的再评判,就是要在社会学本土理论的建构中,“通过对社会现实迫切问题的思考或解决,结合到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并围绕着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和实际需要而向前推进。”⑭说到底,社会学本土化的进程,就是要跳出西方的话语体系,不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从而打破西方的“学术话语”垄断权,创造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概念、自己的术语。⑮因而,对西方学说有分析、有识别的主体意识的确立,逐步打破了西方“学术话语”霸权,这对于弱化边陲思维,展现理论勇气,建构新的社会学世界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中西学术对话和交流的日益频繁,这种中西关系的理念已为中国社会科学界广为接受,并成为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取向。

   其次,开发传统与超越传统:古今关系再认识。中西关系的再评判,是古今关系再认识的基础。正如曹锦清所言:“现在东西方变动太快,目前我们都无法定下来。东西方关系的判断是梳理古今判断的先决条件。这个判断不稳定的话,中国人对自己近代的叙事就不能稳定起来,对未来的预计也会动荡。所以,国内思潮的混乱都跟这有关系,东西判断不清,古今叙事不明,大判断不明,很多微观研究无法进行。”⑯因而,“古今关系”的再认识,就是告诫我们要立足“开发传统,超越传统”,不能一味用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来解读和分析中国社会,拔高甚至神化国外理论,这将使我们缺乏主体评判和意识转换,割离或遮蔽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资源。郑杭生站在历史和民族的立场,从中国的具体情境出发,既洞察过去又解释现在,既立足当下又回归传统,阐明了传统与现代的互构关系。新世纪以来,郑杭生多次提出与阐释了“古今关系”的深层内涵,并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蕴含的“经世致用”、“治乱兴衰”、“去乱求治”等核心理念和思想资源,展开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从而开发传统并超越传统。“传统―现代”论、社会治乱论等中层社会学理论,正是基于这种学术灵感所做出的理论抽象。

   从学术传统与学科发展角度看,中国社会学的传统思想资源可以分为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这两大类。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学传统思想资源,关系到如何从中吸收理论养分,也关系到如何总体观照中西方的理论共性与差异,这是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中如何开发传统的重要航标。传统是现代性话语的修辞。随着社会学理论的全球化转向,如何正确看待自身传统显得更加难能可贵。郑杭生提出,开发传统,就是通过对传统进行某种改造和重新建构来实现,即是以“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来超越传统。例如,他综合传统中国和现实中国以及西方观点,对社会公平这一概念进行重新解读,认为社会公平就是合理的差别,这一更可接受的社会学定义,为开发传统和超越传统做出了最好的注脚。

   最后,立足现实与提炼现实:理实关系再提炼。“理实关系”对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逻辑关系的系统阐述,实现了中西关系与古今关系的有效链接。在理实关系的理论铺陈之后,理论关系并没有停留在抽象概括层面,而是更加立足现实,对中国社会学与社会转型实践及其困境与挑战做出积极回应,从而使中国社会学如何更好地服务现实,使理论建构成为源头活水。郑杭生认为,在中国社会深刻转型的当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现代风险、熟人陌生化、价值多元化、社会急剧分化和环境恶化等“社会事实”,所有这些正在发生或已然发生的社会事实,都是“在一个具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五千年文明的巨型大国中发生的。”研究中国的任何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离开了中国这个社会转型的现实,都将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而,任何有价值的理论提炼或理论解释,都是从这样那样的经验事实和实地调研中总结、提炼而成的,从而避免理论的“无根”性。社会学深层理念论、社会自治论、社区建设论、社会治理论等中层理论,便是从理实关系的视角,基于转型中国的社会事实所提炼出的理论命题。

   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的大背景,郑杭生以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亲自带领学术团队深入到地方和部门以及城乡社区,通过深入系统的实地调查,总结并提炼出基于地方经验和部门层面的社会建设理论。在城乡社区层面,通过走近“历史现场”,从“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自下而上”的基层经验中,发掘并提炼出一系列社会学中层理论。典型的有“杭州‘复合创业主体’或‘复合治理’的经验,郑州推进城市现代化‘三化两型’,广州深圳和谐社区建设理论,以及北京的‘大民政’的理念和实践。”⑰郑杭生认为,从鲜活的实践经验中进行理论提炼,必须具备学科前沿意识和草根情怀这两个基本素养,二者缺一不可。“缺乏前沿意识的草根情怀,往往是狭隘的;而缺乏草根情怀的前沿意识,则往往是无根的。”⑱只有草根意识和前沿意识兼具的理论提炼,才是符合“从现实和实践中来,到现实和实践去”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才能避免在西方社会学理论后面亦步亦趋,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术话语创新和学术特色创造。

  

三、理论应用与学派传承: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的实践探索

   社会学元理论和宏观社会学理论,是中层理论的思想基础;转型中国的鲜活经验,是中层理论的现实基础;而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传承,则是中层理论的团队基础。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的体系建构,正是因为在实践中不断提炼而成,又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检视、验证和完善,才具备了常论常新的魅力。理论应用与学派传承,标志着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的自成一体。

   第一,中层理论与中西方经典理论的对话。“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创新话语,创造特色”,是郑杭生“理论自觉”意识在理论建构中的生动体现。如何在理论建构中,以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既能同中西方经典理论展开对话,又能很好地解释本土经验现实,是一种理论能否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标尺。正如杨念群所言:“我们尝试着从中国传统脉络中梳理出若干可以作为‘中层理论’依据的古典概念,其目的是尽量回避盲目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的规范概念所导致的理论偏失,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一味地拒绝西方观念的借鉴和利用,否则就会陷入传统主义抱残守缺的僵化困境。”⑲郑杭生及其学术共同体,根植中国社会学百年发展轨迹和社会转型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本着站在中国的立场借鉴国外,跳出西方的理论思维,反思性地提炼出自己特色的理论观点,用西方经典理论的精华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建构出中国气派和世界眼光兼具的宏观社会学理论,经得起实践与事实、历史与时间的考验,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派所具备的软实力。

   郑杭生宏观社会学理论比较自觉地同中西方经典理论有效地开展了学术对话,其中层理论更是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具有解释力的基本假定”,就是一套可论证、可检验的“中层命题”。在社会学中层理论的建构历程中,郑杭生同他的学术团队,本着一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敏锐把握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将其放置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比较,从而对中国社会深刻转型做出具有解释力的基本判断,对宏观社会学理论加以深化,形成了丰富的中层理论体系,并逐步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这些中层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推进了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也推动了学术和学科的发展。”⑳例如,治理理论的研究要以“中层理论”为现实抓手,避免宏观层面的价值宣扬与理念假设,避免微观层面的就事论事与隔靴搔痒。同时,治理理论的研究要注重叙事的一贯性,从治理理论的适用性、本土化与国际化三个方面进行系统剖析,这样才能够避免理论建构的碎片化问题。21

   第二,中层理论与地方经验阐释。郑杭生的中层社会学理论,是来源于我国社会转型的实践经验,因而对地方经验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如果说是不断与中西方经典理论的展开对话,使中层理论始终保持前沿意识的话,那么,不断在地方调研中总结、提炼经验现实,则是使中层理论一直保持草根精神的源泉。正如郑杭生所说,社会学研究中,只有接地气,才能有底气。所谓全面接地气,至少要做到在三方面:一是要接现实中国的地气,二是要接历史中国的地气,三是要接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其中,接现实中国的地气无疑是最基本的,但不是唯一的。22本世纪以来,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一边探索理论前沿走向,一边积极深入调研现场,在多个城市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这也是不断深化和检验理论的过程。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通过对当今中国城市社会建设的实地考察,总结出了社会建设的“武汉经验”、“广州经验”、“深圳经验”、“杭州经验”、“北京经验”、“郑州经验”、“中山经验”等地方社会发展模式,出版的系列丛书为提炼社会学中层理论准备了丰富的素材,共同组合了“中国经验”的地方案例。

   社会学中层理论是从不同地区基层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案例中抽象出来的,为探讨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找到了理论与经验的契合点。理论提炼不断阐释经验现实,经验现实又不断验证理论提炼。从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来看,理论建构与理论拓展、理论应用是同步的。“从宏观理论研究到分支理论和中层理论研究,研究关注也从理论构建越来越走向了实际应用。”23例如,郑杭生认为,所谓社会公平,就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配置,这也是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的核心要素。在社会建设系列丛书中,围绕社会公平这一社会学的重要命题,一个新的中层理论——“社会资源论”逐渐形成。又如,中层理论在解读地方经验的过程中,以社会互构论深入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通过从“国家-政府-家”向“国家-企业-社会”转变过程的考察,建构了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型塑国家、国家也型塑社会的交互建塑过程,既更新、构建了社会,也更新、构建了国家24,这正是社会学中层理论中“国家-社会论”的核心要义。再如,个体安全是从个人与社会这一基本关系中逐渐延伸出来,是人类安全中最为基本的、本体性的安全。个体安全论正是以社会互构论为方法论,对个体安全的内涵进行操作化,通过经验层面的验证,以理论自觉过程中“多棱透镜”为方法原则25,逐步形成的一种社会学中层理论。

第三,中层理论与分支社会学研究。中层理论与分支社会学的研究,核心是把理论自觉思想在分支社会学的应用,这是对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的传承与应用。一是将理论自觉意识与环境社会学研究。把环境与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从环境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立场,借鉴国外这一学科领域的理论与方法,深入探讨社会转型期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前沿与热点,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正好契合当前中国社会提倡“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现实理念。26二是理论自觉与法社会学研究。针对当前中国法治化社会建设的背景,重点聚焦法治建设、民间纠纷、犯罪等问题,探索如何建构起一个符合中国本土的法社会学理论体系,需要充分的“社会学想象力”。只有立足中国社会生活的实践,剖析中外法社会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双向视野,并尝试挖掘出社会生活中的经验事实,才能展开有深度的学术研究,得出真正具有中国经验的理论解释与创新,既能指导中国的实践,又能建构起与西方理论对话的“中国理论”27。三是中层理论与其它分支社会学的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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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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