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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希哲 郭德君:孝伦理重构与老龄化的应对

更新时间:2016-11-14 16:28:59
作者: 彭希哲   郭德君  

   [摘  要]老龄政策的制定和运行应该有明晰的价值理念和完整的伦理体系做支撑,在此基础上,相关老龄政策才能更好地发挥效能,基于这种认识,以孝伦理的动态演化为主要考察线索,讨论了目前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和传统孝伦理衰微的主要原因以及对老龄化应对的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以更全面视野审视老龄化、用不同方式营造有利于孝文化重构的文化氛围、在现代语境下为孝伦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通过多种途径让孝伦理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等应对策略。

   [关键词]老龄化;公共政策;政策理念;伦理体系;孝伦理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快速老龄化时期,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不断增加,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持续上升。如何科学应对老龄化,成为政府和学术界乃至全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年初就老龄工作的加强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应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养老等重大政策和制度,做到及时、科学、综合应对;李克强总理就科学应对老龄化的问题也做出重要批示,并强调了要注重相关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1]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16年5月27日就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对策举行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了全面的部署。[2]

   近年来有关老龄化的研究不断深化,大多数研究还是主要集中于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压力方面,如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储蓄率以及消费模式等负面影响,聚焦在老年人口增长对养老金基金平衡和长期护理需求的挑战等领域。虽然研究者大都持比较客观和严谨的态度,并无刻意夸大的意图,但整体看来,在丰富的老龄化研究文献背后还是隐隐渗透出种种担忧,反映出一种比较普遍的思维乃至价值倾向。

   无论从人口学理论角度还是从世界各国人口变动的实际状况来看,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个全球性的发展趋势,呈现出常态化的发展特征。人们对老龄化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对一个未知社会形态的恐惧。老年人在任何类型的社会中都存在,但快速的老龄化进程对传统的经济运行、社会支持和保障制度以及家庭和人际交往方式等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言,老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几乎全新的社会形态,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人类社会没有成熟的历史经验可借鉴,各国之间也没有现成模式可复制,这就要求我们在应对中国的老龄化过程中从理论和具体政策层面都要不断开拓创新,以历史的使命感和现实的责任感开展研究并探索应对之策。

  

   一、老龄政策制定和实施应当有明确的价值理念及相应伦理支撑体系

   笔者曾提出在调整人口政策的基础上重构公共政策体系以应对老龄化的建议,希望通过整体性治理的思路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来应对老龄化的挑战,[3][4]区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期战略和更有效地满足老年人口增长对各种公共服务的现实需求,要达到此目的,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着眼公共政策进行思考仍然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研究路径。

   重大的公共政策体现了国家在该领域的主导价值和公共治理的基本理念,公共政策的制定、选择和运用受到政策所依循的价值理念的影响,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工具效能的发挥程度。因此,仅仅以工具理性的技术性思路来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可能会在短期内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其效能的整合和政策目标的可持续性都可能是有限的,因此,重视公共政策背后的价值体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目前我国的情况而言,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及时总结经验并展望未来,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提出了一系列反映时代特色和发展导向的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对于社会和谐发展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维护我国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小康和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我国制定各项社会政策的基本理论依据。同时,各种针对具体人群和发展目标的公共政策又都必须有其自身的价值导向,其背后都或显或隐地反映出具体的价值理念,如一些有关妇女、儿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体现了男女平等和儿童优先的基本原则。

   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这样事关民众福祉和子孙后代发展的重大议题,要在更为宏阔的视域下加以审视再提炼出明确的核心价值理念,并要在此理念主导下构建一整套相关的伦理价值体系,相关公共政策才能获得坚实的伦理支撑。现代政策工具和研究方法的运用能够使相应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比较精准的目标,但当将认识视域投向与公共政策相关的价值体系后就会发现:目前不少涉老政策领域其实并不缺少公共政策手段,而是政策背后缺乏清晰的价值理念和治理逻辑,公共政策常常成为实现单一政策目标的一种工具。

  

   二、孝伦理的重构在应对老龄化挑战中具有重要价值

   在涉老政策领域,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涉老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为保障老年人权益和积极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保障。199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中国首部为保障老年人权益而制定的法律,[5]从多个角度出发对切实维护老年人权益进行了全面规定,以后还根据现实发展在不同时段及时进行了修订,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保障老年人权益最重要的法律依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的政策、意见,对老龄工作的推动同样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虽然如此,就我国老龄化发展趋势以及其所带来的压力和各种社会矛盾交错形成的复杂现实而言,涉老法律法规和社会政策体系依然存在诸多缺位,已有法规条例中的一些内容也存在落后于现实发展需求的情况,同时由于缺乏相应配套措施等原因,其中一些法律规定并未真正得以落实。除此之外,虽然许多老龄政策背后也体现出了对弱势群体高度关怀的人道主义价值取向,但还是缺乏明晰的价值指导理念和比较完整的伦理支撑体系,其结果是各种涉老政策的制定和落实缺乏整体性和连贯性,呈现出了碎片化的特征,其实效性因而也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如若无法真正形成尊老孝亲的浓厚氛围,一些老龄政策和法规就很难予以落实。以家庭养老为例,在我国的一些重要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中,都强调了家庭养老的基础性地位,将子女回家看望老人作为公民的一项法律义务或责任;2016年民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印发的《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提出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帮助家庭实现居家养老的功能;[6]徐晓新、张秀兰也提出应当重视公共政策的家庭视角,将“支持家庭发展”纳入基本国策。[7]但在现实中间,我们所提倡的尊老孝亲还缺乏必要的理论解释,有关家庭养老的政策措施还缺乏清晰和完整的价值理念和坚实的伦理依托做支撑,在一种充满人文情怀的社会氛围中,其政策效应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笔者认为,与老龄政策相关的伦理价值体系并不需要进行全新的构建,因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数千年中华文化绵延的进程中,立足中华本土的孝伦理在理论和实践不断调适的过程中已经积聚了异常丰富的内容。因此,比较可行的方式是在汲取传统孝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再赋予时代内涵以使其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积极的文化效能。不论是以核心理念为引领使各项涉老政策成为一个连续的整体以最大限度发挥系统的合力而言,还是从切实发挥家庭养老功能的角度来看,孝伦理在当代社会的重构都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三、历史视野中孝伦理的动态演变——传统“孝”伦理的内涵分析

   (一)孝伦理是传统家庭伦理的重要构成部分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形成了完整的家庭伦理道德体系。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农耕社会非常强调家族整体力量的发挥,唯有如此才能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社会中提高生存能力。传统家庭、社会伦理的形成固然有人的主体因素在其中,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现实生存的需要。在以后演化过程中,自然和人为因素密切互动,使其普适性特征愈来愈明显。因此,传统社会家庭、社会伦理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历史阶段性。从原始群居到家族体系,再到家庭组织,一方面社会生产力提高导致了家庭独立性的增强;另一方面,为了减少外在风险,对家庭内部关系的有序性不断提出了更高要求,家庭内部伦理体系的产生和成熟正是源于这种现实的需求。在此过程中,家庭和社会伦理又实现了密切互动,因为社会是无数扩大的家庭,同样也需要相应伦理体系协调复杂的社会关系,而这反过来对家庭伦理又产生了莫大影响。同样道理,家庭伦理也是社会伦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不同家庭之间的伦理也有相互影响,从而直接影响了社会伦理的发展。在家庭伦理中,主要有两种关系需要协调,一种是纵向的代际关系,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孝伦理;另一种是横向同辈关系的调整,在此过程中产生了调整夫妇、兄弟等伦理关系,纵横两种基本伦理既相互独立,又密切互动,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伦理的总体关系。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传统社会对孝伦理还是体现出了明显的偏重,“孝”从而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道德品质,也是人应遵循的最为恒常的道德法则。事实上“孝”的内涵非常丰富,它虽然是源自人内心深处的自发情感,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在伦理道德体系中的自然体现,但若仅仅停留在自发阶段,鲜明的个体差异性使其很难成为普适性社会道德规范,因此必须要对其进行理论化、体系化的构建,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中国古代哲人对人伦关系进行深沉思考后给“孝”赋予了丰富内涵。

   (二)传统孝伦理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

   在儒学体系中,在一个长时间序列内,在持续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孝伦理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用回溯性视角审视,在每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中国古代的哲人都进行了开拓性理论创新,从基础性孝伦理体系的构建到各种规范的不断拓展,孝文化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首先,在生活层面,传统社会对孝行提出了极高要求,对长辈的孝行决不能止于生活方面的简单照顾,而是在内心深处要对他们真诚地尊敬,外在行为和内心感情才能获得理性的统一。因此,人不能为获得孝顺长辈的名声而实施孝行,必须要屈从于自己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其次,孝行存在于长辈完整的生命周期乃至去世以后,而不仅仅是某一个生命阶段,也就是说,孝行必须是持续性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坚持行为的统一性。王利华认为,可能由于对先祖亡灵的崇拜,在一系列祭祀过程中抽象和演绎出传统孝道观念,其后才扩充到在世亲人,孝伦理在此过程中逐步演化为比较完整的体系。[8]这种观点是否合理有待商榷,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传统孝伦理对此进行了很高的要求和评价,孝行由此超越出了“生”的界限而延伸到了更多精神层面。传统孝伦理包含着异常丰富的内容,笔者试图简单进行概括,如图所示。

   基于家族内部的传统孝伦理外延及内涵简要示意图(略)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静态维度的审视,同时也是基于家族内部孝伦理关系的简要分析。和其他伦理体系一样,中国传统孝伦理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9]经历了长期的演进,表现出时代和地域的差异性。“孝”有如此丰富内涵主要是由于家庭、社会关系本来是复杂的,而且不同家庭关系在多维度社会关系之网中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特征。因此,本来孝伦理是要协调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纵向家庭关系,但在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其他关系的调整,其外延在拓展的过程中内涵也日趋加深。

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出现了多次王朝更替,但在较长时期内社会结构保持长期的相对稳定,而且统治者倡导“以孝治天下”,孝伦理从而变成了国家意志,其地位得到了极大固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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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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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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