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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列宁主义革命党与现代中国的政治重建

——新中国政治传统的起源

更新时间:2016-11-14 15:13:36
作者: 张永  
才能够改造国家。本党以前的失败,是各位党员有自由,全党无自由,各位党员有能力,全党无能力。”[6]他在1月30日闭会词再次强调:“本党党员从前看见政纲有不对的地方,做事就立刻和政纲相矛盾,这是本党自乱的大毛病”。“党员的奋斗是和军队的奋斗一样,军队在奋斗的时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时不对,当士兵的都要服从,照原来的命令去共同前进。若是都能前进,或者将错就错,也能打胜仗,如果一部分的军队看出了命令不对,便单独行动”,“首尾不能相顾,自乱阵线”。“本党党员,从前常有自以为是的,便要独断独行,所以弄到全党的精神非常涣散,革命事业不能成功。以后要我们的革命事业完全成功,便要大家一致行动”。[7]蒋介石也认为:“苏俄帮助我们,不只是物质帮助,并且是知识的帮助。最大的帮助,是要我们纪律严重,使同志有纪律行动。这才是最大的帮助”,“没有纪律,团体便没有用。各种帮助中,最好是这一种。”[8]

  

   但是,国民党改组刚刚一年,孙中山就于1925年3月去世了。国民党失去领袖,立刻陷入分裂状态。虽然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号称重新建党,但实际上国民党的核心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就形成了,早期的财政基础是海外华人,很多元老如邹鲁、谢持等对学习苏联并不认同,孙中山在世时就有争论,孙中山刚去世就出现了反共的西山会议派,到1927年又出现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和武汉的汪精卫政府的分裂,国民党第一步建立组织严密的党就没有完成,长期陷于派系纷争之中。

  

   中国共产党没有历史包袱,没有象国民党西山会议派那样不承认列宁主义原则、闹分裂的派系。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是完全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建立的。但是,民主集中制的革命党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即使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们,要想学会如何组织和运作这种政党形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键的问题是,何时需要民主?何时需要集中?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平衡如何把握?如何建立铁的纪律,同时又保持党的活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后,发展一直比较迅速,特别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党员从大概一千人在一年之中增加到一万人,1926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到1927年五大前后中共党员猛增到约六万人。但是,党员的迅速增加并不等于组织的强大,甚至可能带来组织的混乱,短时间内蜂拥入党的新党员难免泥沙俱下,很多人只是在革命形势顺利的情况下寻找个人出路,并没有坚定的信仰和组织训练。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发现大批涌入的党员中有很多不合格,于是连续发动清党,1919年清党开除14万党员,占总数五分之二;1921年清党开除17万人,占总数四分之一。[9]中共成立之初,党组织一直比较宽松,纪律要求并不严格,党员中知识分子比重很大,在民主和集中之间还是更偏向民主。党组织从未大规模清党,党也很少处罚党员,很多党员并不严格执行党的决议,这在1927年上半年国共分裂前的混乱局势中造成了严重后果。

  

   当时党中央认为有些地方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过于激进,要求地方干部纠正,很多干部都自行其是,拒绝服从中央,比如赣州著名工人领袖陈赞贤。据陈奇涵回忆:“党已发觉陈赞贤同志和赣州工潮的‘左’倾错误,决定要分别解决。但是,陈赞贤同志固执己见。虽然陈赞贤为工人阶级利益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不肯执行党的决定,使结果适得其反。当时党要陈离开赣州城,到江西省委去。然而陈不接受省委意见,又私自回到赣州去。”[10]1927年3月陈赞贤在赣州被杀害,是国共冲突激化、蒋介石走向反共的重要标志。

  

   1927年党组织的混乱是很明显的,整肃党纪成为中央十一月会议的重要议题。周恩来说:十一月会议“规定了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我们当时觉得这一条很新鲜”。[11]连周恩来都觉得新鲜,说明以前确实很少整肃纪律。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主要是处罚被认为违反政治纪律的高级领导人。其中,“谭平山同志自第五次大会后当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一直到南昌暴动前后的行动与主张,完全反对土地革命的政策。其行动更多离开党而自由行动”,“其于屠杀豪绅和没收等政策,亦时妨碍其行动,这些表示都是违背本党组织的行动,应即开除党籍。”“张国涛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涛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国涛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12]

  

   自此以后,中共的党纪日益严格,陈独秀、彭述之等先后被开除党籍。到了苏区和红军肃反时期,违反组织原则就不止是被开除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失去生命,党纪之森严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以党建国的模式中,是先建立党内政治秩序,然后通过党来建立国家的政治秩序。在建立党内秩序方面,共产党远比国民党成功。

  

   四、以党建军——国民党派系战争与红军崛起

  

   在建党、建军到建国的三部曲中,建军是关键的一步。在军阀混战、暴力充斥的政治环境里,没有军队就没有政治话语权,就等于退出政治舞台。孙中山饱尝没有军队的痛苦,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立即着手建立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在国民党一大还不是中央委员,在国民党中的政治地位甚至不如毛泽东。但依靠黄埔军的崛起,蒋介石在几年内上升为国民党领袖。那些没有军队的政治派别,比如脱离共产党、称红军为土匪的陈独秀派,还有胡适等人的自由派,则在政治上很难有所作为。

  

   但是,国民党的主要军事派系中,只有黄埔系是国民党改组后建立的,算得上以党建军,称得上“党军”。其他军事派系都形成于改组之前,李济深、陈铭枢、张发奎等的广东军队和孙中山关系较深、革命性较强,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军队就要差一些,唐生智的湖南军队就差更多了,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张学良的东北军都起源于北洋派,东北军在北伐战争中甚至是敌对的军阀部队。这些军事派系主要以私人关系结合,军队主要服从派系领袖,只是把党当做一块招牌,党纪更无从谈起,所以常被称为新军阀。国民党自称“党国”,实际“军国”的色彩很浓,但又不是统一的军人政权,而是各派系合作的联合军人政权。

  

   国民党的作用,是为各派军队合作提供一个上层政治结构,因为没有一个派系强大到足以消灭所有其他派系,真正统一中国。北伐战争期间,本来蒋介石是以军权挑战党权的代表,甚至被武汉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但到1927年8月,他却成了挽救国民党的英雄。蒋介石在徐州战败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宣布为了党的统一、为了南京和武汉两政府的合并,愿意牺牲个人权位,主动下野。

  

   这是蒋介石的高明之处,说明他不是简单的军人,很有政治头脑。蒋介石明白,单靠南京政府的军队,短期内不仅不能消灭其他军队,统一国家,反而可能遭到各派军队围攻而失败。当时白崇禧说,南京政府的骨干部队,只有黄埔系第一军的八个师和桂系第七军的六个师,总共六万多人。[13]蒋介石刚宣布下野,孙传芳即率五万多人破釜沉舟、过江猛攻南京,形势一度极为险恶,南京政府办事人员已经开始逃亡。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率第七军和第一军经过血战,勉强消灭了孙传芳部队,但要靠这六万多人统一中国,短期内是绝不可能的,何况桂系和黄埔系本身也矛盾重重。

  

   蒋介石认识到,党仍然是很有用的,只有依靠党的结构才能号令其他军队,进而统一全国。即使他后来驱逐苏联顾问、甚至与苏联断交,但从未放弃列宁主义革命党的组织形式。蒋介石为了国民党的统一表面上牺牲自己、自动下野,可以在党内赢得更高的声望。他知道自己虽然暂时下野,但还会以更高的姿态归来,国民党离不了他。汪精卫、胡汉民等政治领袖虽然资历很高,但是没有自己的军队,其他军队领袖不会真正敬畏他们,而蒋介石有自己的黄埔系军队,这支年轻的军队正越来越强;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冯玉祥等虽然有自己的军队,但他们在国民党中资历很浅,不可能超越蒋介石,他毕竟是追随孙中山多年的老党员。《大公报》报道1927年蒋介石下野准备去日本之前,白崇禧、蔡元培、孙科、朱培德、何应钦等都到上海“恳切挽留,但蒋行意甚坚,无可挽留”,[14]报刊上也纷纷发表挽留蒋的文章,其声望比反而比下野之前更高。所以蒋介石在1927年、1931年和1949年三次下野,但总会回来,他以黄埔系军队为后盾,挟国民党中央以令诸侯,在对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陈铭枢等军事派系的斗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

  

   国民党军队持续不断的派系战争给红军的崛起创造了机会,中国共产党早期是个知识分子为主的团体,并不重视军队,但自从在1927年的血雨腥风中走上武力争雄的道路后,建立红军成为最重要的任务。1936年主力红军四万人汇聚陕北的时候,白区党组织大部损失,此时几乎整个党都在红军当中,绝大部分党员都是红军,可以说是党军合一。

  

   红军是由共产党一手创建的,它的来源和组织系统始终统一。大多数主力红军都是中共中央直接派人领导创建的,这和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先有自己的军队、后加入国民党完全不同。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发动南昌起义,失败后余部由朱德率领,成为中央红军的一个来源;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余部成为中央红军的另一个来源;中共中央先后派徐向前、许继慎、曾中生等到鄂豫皖整编游击队,创建了鄂豫皖红军;中共中央派贺龙、周逸群到湘鄂西,创建了湘鄂西红军。

  

   当然,红军当中也有所谓“山头”,但红军的山头和国民党军的派系不可同日而语,国民党蒋、冯、阎、李、张之间发生了你死我活的血战,而红军的山头之间最多只是闹意见而已。中央红军一、三军团之间,鄂豫皖红军的31师和32、33师之间,湘鄂西红军的二军和六军之间,都闹过意见,但也都比较容易就克服了。即使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1935年在草地分裂之时,双方情绪非常激烈,徐向前仍然脱口说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15]双方只是气哼哼各自走路,并没有发生武装冲突。

  

   红军是彻底的党军,各级党组织是红军的灵魂,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就是红军的原则,红军在运作民主集中制方面的探索,在中共政治制度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在红军创建初期,红军的权力结构还是偏于民主的。中国共产党的骨干是一批“五四青年”,而五四运动的核心理念就是民主,所以当这批“五四青年”着手创建军队时,民主的理念就被带到红军中来,使得创建初期的红军有着浓厚热烈的民主气氛。

  

在1929年杨开明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谈到了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中的民主精神:“红军中最好的现象,就是在民权主义的施行。士兵有士兵委员会参加军事管理,官长士兵的穿吃一样,待遇平等”,“官长有不是处,士兵可以开会反对之,所以士兵的生活虽然苦,而看到官长也与自己没有丝毫的差别,也感受到精神安慰,他们的人生观因此也相当的受了影响而改变了些。每每俘虏过来的士兵,他们常常有感觉现在生活满意的表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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