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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忠恩:职业教育家黄炎培的"仁、智、勇"

更新时间:2016-11-10 19:23:37
作者: 喻忠恩  
请通缉。"第二天,即8月26日,黄炎培即写信回复蒋梦麟,表明他坦然之心迹:"奉读手书,盛意可感。弟虽不以革命家自榜然曾经沧海,二十七年来,此身一寸肉,此心一滴血,矢愿全部贡献于社会。"

  

   据黄炎培日记记载,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黄炎培"四时史宅会议。到史宅,史量才正和一群朋友打牌。我说:电报到了。日本兵在沈阳开火了,沈阳完全被占了,牌不好打了。一人说:中国又不是黄任之独有的,你一个人起劲!我大怒,一拳猛击桌中心,哭叫:你们甘心做亡国奴吗!"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者形象跃然纸上!在此后的日记中,黄炎培密切关注时事进展,对当时日军进攻以及中国军队抗战之事多有记载 。

  

   黄炎培不仅身体力行其爱国报国之情,也期望激发更多的学生、听众的爱国热情,参与到救国报国的事业中去。1933年,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成立15周年纪念会上,号召学生:"无论已毕业、未毕业,人人须勉为一个复兴国家的新国民,人格好,体格好;人人有一种专长,为社会、国家效用。"当时正是民族矛盾上升,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黄炎培要求学生摒除职业教育不问政治的倾向,强调"求学为服务,服务勿忘爱国"。

  

   在中华职业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黄炎培先生写给诸师生的信中提到"吾们为的是什么呢?吾们是有信仰,唯一的信仰,就是爱国,报国。吾们想以生产报效国家,想以科学开发生产,想以人才运用科学。顾名思义,一切一切靠的是中华,一切一切,为的是中华。"为此,黄炎培经常以"职业教育有利于中华,我们要用力"相号召,要求大家把职业教育与国家兴亡盛衰联系起来,把接受职业教育与为国为社会服务结合起来,投身到社会改进运动中去,为复兴民族国家而奋斗。

  

   诚然,爱国是黄炎培毕生致力于中国职业教育事业的思想动力。不无遗憾的是,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无论是从事职业教育还是参与政治活动,一介书生的黄炎培深感其纵有满腔爱国救国之志,但是其作为仍是极其有限的。1932年,黄炎培赋诗五首赠予其妻王纠思。其中一首是,"欢乐年来百念抛,只余一事苦思焦。卅年卖尽平生力,报国无成恨岂消。"表达了他报国无成的无奈与遗憾之情。

  

   二、智者之识

  

   作为智者的黄炎培,他一方面笃信并追求现代科学,为国家的文明富强找到了一条比较现实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又善于利用中国传统的处世智慧,机智而有效地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事业向前发展。

  

   在未接受新教育之前,黄炎培就有着朴素的现代科学观念,绝不相信乡间流传的鬼神之说。据他回忆,有一次他从东乡到川沙城里去,见到有个妇女在家里摆起香案,有时大喊大叫,有时喃喃絮语,说是有鬼附在身上,能治病赐福,许多人去叩头,求福,为病人求药,一把香灰用水调和了吞下去,谎说病就好了,竟然门庭若市。黄炎培闯到香案前,哗啦一声把香案掀了个四脚朝天,高声大喊:"如果有鬼,来找我!"

  

   十八岁时,黄炎培在姑父沈肖韵家获读英人赫胥黎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这本书对他的影响很大,"自是始知有西学。"结合此前一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使得他恍然间大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黄炎培此时虽然还没有接受系统的新教育,但已经开始了对国家命运、世界发展的认真思考。

  

   在南洋公学接受新学对黄炎培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黄炎培后来回忆道,"中国到十九世纪末期,河山破碎了,人民受尽刀兵饥饿的威胁。一个受旧文化教育近二十年的青年像我,长日忧国忧民而毫无办法。好!跳出圈子,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这是我生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黄炎培从此博览群书,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宗教、天文、地理等众多方面。辛亥革命以后,黄炎培又利用行政官员、记者等身份对国内外教育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在国内,黄炎培足迹遍及我国的大江南北;在海外,远涉重洋,游历美国、菲律宾、日本、南洋诸国。"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经历 为黄炎培日后创办教育、修治学问打下深厚的学术理论基础,同时也大大开阔了黄炎培的眼界,尤其是通过中外教育、社会发展之间的比较,逐渐领悟到人类世界发展之大势,以及救济国家之"方药"。

  

   1939年l月,黄炎培专门给中华职业教育社诸同志、同事和同学写了一封《公开信》,就他长期以来对世界、人类等问题所做的思考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故标题命名为"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他在《公开信》中说:

  

   吾人既深信世界的万事万物,因天然的演变与人类的要求,而日日在前进的途程中,我不求生存则已,否则思想与行为不可不随时随地把自己痛加鞭策。……如果不断地用力,有生一日,前进一日,眼前既不能辜负这空前大时代,而未来世界,任何演变,因思想之不断前进,亦且从容应付而有余。

  

   那么,世界怎样进步?社会怎样进步?黄炎培看到了世界从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那就是从物质文明的兴起。在经过国内外的考察以及对比,黄炎培看到了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不可同日语"的差距。那就是,"东洋人精神文明则优矣,物质文明则不足。"尽管这种认识自鸦片战争时就为国人开始体认,但到了70年后的民国时期,此种落后的状况仍未得到改善。为此他感叹,"十年以来,吾国民思想不可谓吾开拓活动之进步,而独至物质文明,则奄然无声色。识者忧之,谓殊与救国之道相背驰也。"

  

   黄炎培认为,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人对物质文明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已进入民国共和时代,世界已进入工业生产时代,国人之眼界也较之前为大开,但悠远的传统观念却难以改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根深蒂固。如果说,在传统的农业时代的中国,工、商的地位极低尚不至于影响国力,但在工业机器化大生产时代,这种鄙薄物质生产、轻视物质文明的倾向显然是落伍的。

  

   如何去改变这种现状,救济国家、社会之困,进而实现国家富强呢?黄炎培自信地认识到,现代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科学。在他看来,工业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科学的产物。而国家之间的差距就在于对于科学的认识以及对于科学在生产、生活领域的应用有所不同。科学造就了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科学的缺失则导致了东方社会的落后。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首先要在观念上要认识科学,树立科学意识。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甲午战争后,人们开始意识到要向西洋学习、向东洋学习,黄炎培认为其本质上就是学习西方科学,以发展物质文明。"工业革命的根据,在科学。……老实说来,他们所欲输送的,为科学所造成的种种事物,而我们所需求的,乃在造成这种种事物的科学。欧化!欧化!他的中心,无非是科学罢了。"

  

   在黄炎培看来,在东西交通,列强竞争的环境中,首先是要以科学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欲求农工商与凡百实业之发达,必先求科学之发达"。否则"无科学之头脑,断不能生存于今世界。"因此,黄炎培提出,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个人,要以科学态度以及科学的方法来处理一切。

  

   职业教育即是以百业进步为追求,解决国计民生的事业,当然也应用科学来解决。为此,黄炎培说,"职业教育直接求百业的进步,间接关系民生国计大问题,并不会在科学以外别有解决的新方法"。黄炎培1915年考察美国后,对美国社会、教育发达之程度深有所感。他认定,"苟诚为社会国家谋幸福,惟有培养本原,尽力教养其青年,俾各有生活之能力。"作为"本原"的职业教育发展了,百业进步了,国家也就自然富强了。他在日记中充满憧憬地写道,"他日知识发达,生计发达,焉知不且超而过之。"

  

   另一方面,黄炎培所面临的难题是在中国如何有效地推行职业教育。如所周知,在中国,与工业化相适应的制度化的职业教育完全是一个新鲜事物。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知识分子,对于发展职业教育的成见是极深的。因此办好职业教育,需要对国情民情有着深刻的洞悉。他曾经常说,职业教育决不能由"书呆子"来办理。书呆子的问题不在于书本知识的不足,而在于不体察国情民情,一味凭着"应然"的理论去蛮干,肯定会办不成事。其实不仅职业教育如此,几乎事事如此。为此,黄炎培在1933年12月写信给远在美国留学的儿子黄万里,告诫他不能作书呆子:"专门学者必须熟悉人情世故,才行得通,否则全无用处。"

  

   那么,作为中国职业教育的重要发起者和推动者,如何避免"书呆子"办职业教育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黄炎培睿智地处理好了"庙堂"与"江湖"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从而为职业教育的顺利发展"挤"出了一条通道。

  

   辛亥革命后,出于对社会政治现实的失望,一大批有文化的人都自愿或不自愿地离开了官场。而离开官场之后,个人的选择是不相同的,有人继续选择政治抗争的道路,坚持从政治改造入手挽救危机,而黄炎培因有"教育救国"的思想背景,此刻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单着眼在上层,而不注意下层根基培养的倾向是危险万状的。

  

   黄炎培始终是以职业教育家的身份对现实政治保持关注,参加社会活动,在这个时期,他的主旨仍然是"教育救国",他有限度地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表达个人对于政治现实的观点,实质上都是服务于他的教育事业的。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黄炎培所着力维护的教育事业是十分脆弱的,因此要保有狭小的生存空间,他就只有加倍小心,因为这样的背景,他在顽强坚持内心原则和理想的同时,必须对政治现实做一定的妥协。为了保护脆弱的教育事业的发展空间,黄炎培与当政的北洋政府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还算良好的合作关系。

  

   1922年,北京政府多次邀请黄炎培入阁,出任中央政府的教育总长,总统黎元洪和在京的江苏议员也多次劝说黄炎培赴任,黄炎培坚决地拒绝就任,多次发表通电,"声明矢愿以在野之身,略为职业教育效奔走",表示"年来国家椒扰,究其症结,实惟人民生计与知识两大问题,炎培矢愿于职业教育,勉服微劳,藉谋根本补救,在朝在野,其为服务正同"。"愿为职业教育勉服微劳,藉谋社会国家根本救济"。

  

   然而疏离政治活动并不意味着对现实政治不闻不问,高高挂起,这种纯粹意义上的"出世"态度是为中国知识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不许的,同时中国黑暗的政治现实也使这种选择成为不可能。由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黄炎培投身于教育救国事业,同样是出于社会责任感的驱使,黄炎培在刻意地与现实政治拉开距离,不介入现实政治的同时,仍保持着对政治的关心,在纷乱变幻的年代中,始终保持着他对于政治独立的思考和见解,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想.

  

有论者说,黄炎培是上海"土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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