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林晨:晚清“文”“史”参照下重解《檀香刑》

更新时间:2016-11-09 22:38:10
作者: 林晨  

   公元1900年,岁在庚子,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义和团运动”及由此引发的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辛丑条约》签订等重大事件,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史家称之为“庚子事变”。晚清士人记叙这场战乱时既惊且悲:“庚子之役,为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1]。此番动荡改变国运亦牵动文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敝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2]事变后,晚清文学面貌陡然大变,众声喧哗亦精彩纷呈,后世文学史家所论晚清文学之“被压抑的现代性”[3],其中所涉作品大多出现在清末的这最后十年间。对庚子事变的记叙与书写也成为当时晚清文学所聚焦的重要内容,几乎所有清末重要的文学作者,如李伯元(1867-1906)、吴趼人(1867-1910)、曾朴(1872-1935)、林纾(1852-1924)、黄遵宪(1848-1905)等都曾以新的姿态写下作品,反思这场“奇变”。

   此后,庚子事变的创痛仍在新文化运动、“五卅运动”等历次浪潮中被屡屡提起,并常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意图与焦虑。1967年,在最高权力支持下戚本禹(1931- )曾又一次将对义和团的评价命题推上风口浪尖[4]。新时期以后,虽有冯骥才(1942- )的《神鞭》等作品对这段历史有所叙写,但总体而言,庚子事变和义和团的题材书写渐趋沉寂。刚入新世纪的2001年,创作力处巅峰状态的莫言(1955- )推出了《檀香刑》,叙写百年前其家乡高密义和团起事抵抗洋人而遭屠戮事。《檀香刑》笔法绚烂瑰丽,暴力书写惊心动魄,在当时华文文坛迅速引人瞩目,先后获“鼎钧双年文学奖”和台湾联合报“2001年度十大好书奖”,并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檀香刑》堪称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书写义和团题材最重要也最新颖的作品。十几年后再行回顾,《檀香刑》仍算得莫言的成功之作。晚清文学作者们对义和团与庚子事变的叙述,和此后历史学界研究这场“奇变”而梳理出的基本“史实”和“史识”,正是莫言写作《檀香刑》时据以作为依托的文史资源。本文试图将这些“文”、“史”书写与《檀香刑》的叙写姿态加以对照,以期对莫言写作《檀香型》的取舍和理路,有新的考察。

  

一、价值设定

   《檀香刑》是莫言唯一以单一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并直接刻划了重要历史人物的小说,袁世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戊戌六君子……都被他牵至笔下。从各种迹象看,莫言在创作《檀香刑》时对历史资料下了不少功夫,“1996年就写了10万多字……当时完全按照一个历史小说的做法,像二月河,后来发现这样写不得了,至少要写几百万字,就放下了”[5]。即使后来变换了思路,《檀香型》中仍多处史有所本。不但小说中事件的演进时间与庚子事变的时间线索准确吻合,人物的来历也往往有历史原型。主人公孙丙即是当年在高密组织抗德的孙文[6];曾国藩的外孙女婿、县令钱丁,便依稀以曾国藩的孙女婿、庚子事变时任怀来县令的吴永(1865-1936)为原型,吴永在庚子事变后写作了《庚子西狩丛谈》,闻名于世。莫言甚至了解袁世凯十几岁时曾随时任刑部左侍郎的堂叔袁保恒赴京读书的经历,于是安排他在此时结识刑部刽子手赵甲,使赵甲和袁世凯有了一份旧交。《檀香刑》中所描写的历史人物的神采,也往往与史籍记载相符。小说中叙及戊戌六君子问斩的情形:

   刘光第猛地圆睁了双眼,逼视着端坐在执刑台下的监刑官刚毅,用沙涩的声音逼问:“为什么不问便斩?!”台下的刚毅,不敢正视刘光第的目光,慌忙地把黑胖的脸扭到了一边。“为什么不问便斩?国家还有没有法度?”刘光第继续追问。“本官只知道奉命监斩,其它的事一概不知,请裴村兄谅解……”刚毅满面尴尬地说。 跪在刘光第身边的杨锐,伸手扯扯他的衣服,说:“裴村,裴村,事已如此,还有啥子好说嘛!跪下吧,遵旨吧!”[7]

     这段记叙与《清史稿》中的记载,对话、情节、神采皆符合若契:

   光第诧曰:“未讯而诛,何哉?”令跪听旨,光第不可,……刚毅默不应,再询之,曰:“吾奉命监刑耳,他何知?”……杨锐呼曰:“裴村,跪!跪!遵旨而已。”[8]

   叙及钱雄飞行刺袁世凯时,莫言用一个自然段的篇幅对徐世昌、冯国璋、张勋、段芝贵、段祺瑞、徐邦杰、王士珍等人物小站练兵时和后来的官职交待得丝毫不爽。可以说,《檀香刑》中几乎所有历史人物都姓名确凿,性格、情态亦大致符合史实,除了一个颇有戏分的人:德国的胶澳总督克罗德。庚子时任德国胶澳总督的,并非“克罗德”,而是“叶世克”[9],但克罗德的名字却也并非莫言随意杜撰,显然来自庚子事变中在北京街头被甘军所杀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Clemens Freiherr vonKetteler)。驻华公使被杀,是当时各国哗然的恶性事件,也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直接导火索,克林德堪称庚子事变中最著名的德国人。就史实而论,克林德是受害者,而《檀香刑》中“克罗德”则是一个凶残霸道的德国侵略者。晚清文学作者言及克林德被杀时,常常哀叹这是招来祸患的理亏之事:“奈何亟公使,厥罪唯吾归” [10]。莫言所设置的这一影射性的名字却造成一种暧昧的暗示:既然克罗德穷凶极恶,克林德大抵也死有余辜。在此是非关节上,莫言与晚清作者态度迥然不同。

     义和团起事的原因深刻而复杂,但时代、立场各异的史家至少有一个基本共识,1898至1900年间频发于山东的“教案”是直接起因[11]。简言之,“教案”是指当时中国的基督教徒和普通民众之间因各种原因产生的暴力冲突,“教民”背后有能向中国官方施压的外国神父、牧师,不信教的中国民众结成“义和拳”组织与之对抗,清朝地方官左右徘徊、进退失据,终使矛盾愈演愈烈。可是《檀香刑》通篇未曾涉及“教案”,莫言无形中便回避了一个重要关节:“教案”中彼此杀戮的双方,大多都是中国人。在晚清文学的记叙中“拳民”一方的暴行显然更加残暴,“拳民”皆被贬称为“匪”:“沿途匪氛遍地……往往全家俱尽,浮尸塞流,行舟为阻。”[12]如果认定“拳民”是暴累累的“匪”,则势必引发一个逻辑:屠戮拳匪的袁世凯是功臣,果然晚清时人即有诗句赞颂袁世凯:“独凭智力完东境,百口推袁第一勋。”[13]如此态度与莫言截然相反。

   莫言躲开了教案中的冲突而给了孙丙起事一个简单的理由:孙丙和高密乡民一样对德国人修建胶济铁路怀有疑虑,偏逢其妻子在集市上被德国技师公然调戏,孙丙情急之下将其击成重伤,德国人向官府要求逮捕孙丙不成,遂直接派出军队,杀害孙丙妻儿及邻里共二十七口,于是孙丙出于愤激而组织义和团起事。莫言如此叙述,并非无意识的设置,他曾在与孙郁教授对话时说道:“二鬼子狗仗人势,在集市上强买强卖,调戏妇女,这成为大规模反抗的导火索。”[14]莫言的这番话道出他已经知道的一个要点:在集市上调戏妇女的是中国“二鬼子”而并非德国人。莫言虽然意识到当年“二鬼子”之可恶,但《檀香刑》中他却从未赋予一个“二鬼子”以文学形象,而是将恶事都安排给了洋人:以饱满的笔墨描绘洋人的凶恶与霸道,然后让孙丙挺身相抗,以使“华洋”、“是非”之间的界限毫不模糊。

   孙丙的悲惨遭遇也出自莫言的虚构,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在发给当地官员的电文里曾谈及孙丙的原型“孙文”:“孙文等前恐铁路阻水为灾,聚众滋事……是该民等并非为身家起见,专意抗官构乱,殊堪痛恨。”[15]孙文起事“非为身家起见”,那么他“身家”里便应不会有孙丙一家遭遇的惨剧。莫言的另一番自述里也可证实他了解孙文起事的原因:“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铁路要穿过祖先的坟茔……他们不愿意,就抗拒。”[16]莫言躲避了“教案”的复杂,却也没有依史实而让孙丙抗德的原因就真的“想法很简单”。这虚构的惨剧,其实和1980年代冯骥才在《神鞭》中为义和团写出的反抗原由如出一辙:“大叫一声:‘……我娘叫他们糟蹋,我把他们全操死!’就像疯了一样舞着宽面大刀冲上去。”[17]书写洋人侵犯中国女性,是最简单的建立反侵略言说合法性的修辞方法,也是经色经典的作者们不倦重复的叙述模式。在这个涉及整个小说的是非判断的叙事起点上,莫言做出了简单的选择。

   莫言直写孙丙们疑虑铁路破坏风水、德国人取人灵魂,是写其愚昧;有意躲避了这些愚昧之人很可能卷入的“教案”,则使是非更加简化;不触及义和团对其他中国百姓的暴行,使其虽然愚昧却保持了道德的无瑕,屠戮良善的袁世凯则自然其罪难恕;虚构孙丙的惨烈遭际来引爆整个血案,就以最简单的模式确立了乡民以“愚昧”对抗“先进”的合法性,也借此召唤民族主义情绪。莫言以此思路在叙述的起点上设置了《檀香刑》中的价值框架的两极:乡民的愚昧与其正义性同在,袁世凯和德国总督的“先进”则与邪恶共谋。

  

二、战争书写

   晚清文学作者在书写庚子事变的战争时也会赞颂壮烈义举,但他们笔下的壮烈都来自个别中国的官方将领,赞颂义和团壮烈的作品极为罕见,抨击之的倒比比皆是。晚清文学书写庚子事变里战争英雄时,常常言其“腹背受敌”来凸显悲壮:英雄受害于朝廷所支持的“拳匪”,同时还要与联军作战,最终悲壮殉国。当时战死的直隶提督聂士成,就是晚清文学作者们集中书写的英雄人物。黄遵宪在长诗《聂将军歌》中叙及聂士成的母亲、妻子被“拳匪”劫持,聂士成腹背受敌、伤痕累累,最终在与联军的作战中惨烈战死[18]。几乎同样的内容,也被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和胡思敬(1869-1922)的《救劫传》所记叙。在这些晚清作者笔下,聂士成的壮烈在斑斑昭示着义和团的罪恶。

   莫言《檀香刑》中延续了“腹背受敌”的叙事模式,只是立场发生了翻转:变成了孙丙领导的义和团以原始的装备,同时面对中国官军和德国军队的进攻。如此叙述,与红色经典作品里淳朴勇敢的乡间民兵同时对抗伪军和日军的模式非常相像。

     袁世凯为什么要帮助德国人屠杀义和团?为什么要以歹毒的檀香刑讨好德国侵略者?莫言以相当的篇幅从军事角度给出了明确的解释:

   ……让知县吃惊的还有德国兵手里的毛瑟钢枪,更让知县吃惊的是在操场边上蹲踞着的那一排十二尊克虏伯过山大炮……知县才明白用全套的德国军械装备、经德国教官一手教练出来的新建陆军还是二流的货色。德国人怎么可能把最先进的军械提供给自己的宰割对象呢?

   (袁军)的大炮,就像是摆在通德书院校场边上那十二尊大炮的儿子。知县明白了在德国人的无理要求下袁大人为什么一味地退让;明白了为什么在处理孙丙事件中袁大人就像一个巴结权贵的懦弱父亲,竟然站在欺负了自己的孩子的权贵之子的立场上;自己的儿子已经受到了欺负,可是父亲还要扇他的巴掌。[19]

  莫言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装备是“二流货色”、大炮就像德军大炮的儿子来解释袁世凯对外的软弱和对内的残酷——这残酷正是“檀香刑”的来源。可是在莫言2001年定稿《檀香刑》很早以前,史学界的基本研究已经证明,袁世凯部装备精良,与当时德军相当。莫言笔下的“克虏伯过山大炮”和“曼利夏步枪”,本身即是晚清军事史中相当精准的专业词汇,也正是当时袁军的主要装备。莫言对史料所下的功夫和对武器的敏感可见一斑。但1978年台湾历史学者即指出袁军的炮队有“克虏伯过山炮”十八尊、“格鲁森过山快炮”四十二尊[20];1988年中国大陆亦有史学论文明言:“德国的武器装备与新建陆军差不多。……以武器而论,新建陆军和西方军队一样,比旧军超出一个时代。”[21]不止袁世凯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2041.html
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