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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中义:“人与学科史”关系的两种书写——以王瑶为例

更新时间:2016-11-09 22:25:44
作者: 夏中义  
“内环境”的方法论意义

   能否写出“人与学科史”关系的精彩互动,这落到王瑶身上,能否写活其性格内核便成了关键。为此,笔者拈一个“内环境”概念,也就必要且及时。

   “内环境”的反义词是“外环境”。陈著对“外环境”颇见心得,提出“外环境”也分大小,且定义之。陈的“大环境”是指国家规模的“风云变幻的政局”,“小环境”则“指向特定时空、特定职业、乃至大学里特定的学科文化”(比如北大中文系)——这对1949年后的王瑶来说,当是其“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在”[18];然对1925年的鲁迅来说,怕首先是他“教书糊口”的地方。[19]

   陈著的“大环境”“小环境”一说,在学术-思想史论域颇具方法论启示。多少年来,大陆学界谈及某家某说的决定性成因,大都喜欢大呼隆地“知人论世”,意谓你想知晓此人(微观),势必得知晓他所处的世界(宏观),仿佛活在世上的每个人真的一律机械得像镜面反射尘世的映像。其实,哪怕是惊动天地的宏大世变,最后落到每个人头上的遭际皆有所不同,每个人感应时势变动的敏感度暨力度也差别不小。1937年卢沟桥炮声已震得皇城兵荒马乱,然闻一多却依旧悠闲地在清华园的家里为其爱妻浇灌荷花,直到惊诧墙外有师生撤退南下,才恍悟大祸在即。这就是说,即使像举国抗战这一“大环境”,也只有转为足以惊扰闻一多的日常作息这一“小环境”时,现实主体才可能因预感有切肤之痛(或灭顶之灾),其内心(“内环境”)才会深受浸润而生变异。此即坊间常说的“形势比人强”。意思是说当“大环境”已坐实为缠绕你的日常人伦的“小环境”,逼得你再也无法以“平常心”过日子了,这就预示你的“内环境”不变确实不行了。因为老路已走不通。故陈著的“大小环境”说,在思维上对抑制大陆学界长年养成的“时代造因”论的机械惯性,拟有缓冲功效。

   同时须补白的是,说到“内环境”对“小环境”的承受或回应,其实亦因人而异。1958年大陆学界统筹“拔白旗”运动这是“大环境”,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北大、复旦、中大诸校师生奋勇批斗各自的文学学术权威这是“小环境”,但各式人物在应对性能相似的“小环境”时又各具特色。陈寅恪在中山大学被批“厚古薄今”不让他上课,但陈依旧笺释钱柳诗缘(撰《柳如是别传》)不已,不因此而扭曲脊梁,虽然内心很受伤,但脸上又倔得丝毫不让外界看出其沮丧,此即诗云:“玉溪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20]。郭绍虞在复旦则顶不住,他怕正在焚烧刘大杰(中国文学史)蒋孔阳(文艺学)这对“白旗”的那把火会溅燃自身,便赶紧用苏联模式把自己民国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理论框架涂改成“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1959年出修订版上卷,且“以诗代序”:“心头旗帜从此变,永得新红易旧白”[21]。引人深思的是,郭在二十年后(1979)推出《中国文学批评史》定本,全书理论框架又还原为民国版。这就意味着,郭作为批评史学科的奠基者暨第一资深专家,在1949-1979年间似乎什么事儿也没做成,倒应验了岳飞词:“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相对照,钱钟书的故事最具喜剧性:1955-1957年写《宋诗选注》,1958年问世,当年学界一致尊奉苏联模式的哲学符号反映论,大凡探讨文艺的论著在方法论上言必称反映论;钱为此书写了一篇《宋诗选注序论》1万8千字,序论9次郑重提及“反映”一词,然有识者事后细读,发现其结论竟是暗示作为方法论的“反映论”与《宋诗选注》几无实质性关联。这就酷似在学界玩古彩戏法,身披“反映”词语做的大红袍,结果从袍子底下变出来的美学方法论却不是反映论,而是钱1948年版《谈艺录》用得烂熟的形式论。1958年中科院文学所“拔白旗”不会漏掉钱,然其结局是谁也没看出钱对反映论的大逆不道,而只是批他回到了老套路形式论。当年世上大概也只有钱明白《宋诗选注》究竟干了什么,其诗云:“且借馀明邻壁凿,敢违流俗别蹊行”[22]。

   陈著写王瑶1958年被“拔白旗”的往事,无疑是此书最有戏、最有嚼劲的篇幅。王瑶“内环境”在应对北大“小环境”时的心态,既迥异于陈寅恪的倔强,也不至于惶恐得像郭绍虞,更无钱钟书的俳谐,最恰当的四个字是“沉郁顿挫”,其实质是“想不通”,即一棍子被“白旗”事件打懵,整个精、气、神仿佛蔫了,直到二十年后这口气还没缓过来。“事实上自58年被当作‘白旗’以来,廿年间虽偶有所作也是完成任务,已无要打算如何如何之意了。蹉跎岁月,垂垂老矣,虽欲振作,力不从心”[23]。此话摘自王瑶1979年6月的一封私函。陈著揣摩乃师内心阴霾密布,这与其说是当年北大本科生大批判“坚定的立场与宏大的气势”令其“倍感压力”,毋宁说是“一个原本内心十分高傲,年青时曾自诩‘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的读书人,竟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断地自我作践,还唯恐无法过关,其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后人恐怕很难真正体会”[24]。

   陈著体会“悲剧之处在于,早年在清华园读书时曾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王瑶,一直认为自己是‘进步教授’,虽曾因故脱党,但政治立场明显偏左,起码应该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可没想到‘从现存的文件来看,北大党组织对王瑶的政治评价一向较为负面,认为他多从个人名利、兴趣出发,完全不顾教学需要,走粉红色的个人主义道路’。这还是平日的印象,到了政治运动一来,‘负面因素’必定变本加厉”[25]。无怪王瑶当年也赋诗自嘲:“白旗飘飘旌封定,不准革命阿Q愁”[26]。

   有余味的是陈著在努力体恤王瑶心曲之同时,还言及北大林庚1958年也被“拔白旗”却相对冲淡,不像王瑶那般纠结二十年如一日地“想不通”,而能做到“你批你的,我写我的”[27]。这至少表明两点。其一,纵然面对同一个“小环境”,在不一样的“内环境”那儿,也将衍射出不一样的史述图景。史学的厚重或浑涵在某种程度上,对“内环境”确宜有方法论上的路径依赖。其二,若无此“内环境”路径依赖,则包含1958年“拔白旗”在内的历次事件,除了被一味地写成“运动整人”(“环境决定论”的负面典型),也就没了“多余的话”可讲;但若取“内环境”视角,则又让人瞥见即使人被无端地掷入历史,“性格决定命运”仍不无正当性。只要“命运”仍与“性格”相系,这也就不会让“温情”“诗意”“想象力”缺席。

  

有涉学科史的三大拐点

   于是,当笔者从“内环境”视角楔入王瑶与学科史的三个链接点(从《中古文学史论》→《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不禁惊叹:如上学科史的每一节点对王瑶来说,几乎皆是其生命史的重大拐点,一波三折,每一转折背后都埋着一片深邃的心灵壑潭,那儿有太多的悬念将考验后学的视野。

   拐点一,陈著以轻灵笔触把它叙述得云淡风清,波澜不惊。话说王瑶1942年9月抵昆明续读清华中文大四与名师朱自清相逢相识,后入清华文科研究所读硕,1946年初夏通过学位论文《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此即“一代名著《中古文学史论》”[28]的初稿。后被聘为清华中文系讲师,副教授,直到1952年因院校调整而转任北大副教授,1956年晋升教授。陈在另篇写王瑶的专论将那段岁月(1942-1952)概括为“清华十年”,这是王瑶进入学科史的“起点”[29]。

   若引入“内环境”视角,追忆王瑶最初与清华结缘宜从1934年入校读大一算起,且回顾他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后的“热血青春”(秘密入党、两度坐牢、手臂上有军警砍的刀痕、出任闻名全国的《清华周刊》第45卷主编),当时其夙愿是借党组织在京、沪办左翼杂志而俨然成“小周杨”“小胡风”,鄙视清华文史系科皓首穷经于故纸堆。故当他1937年脱党、1942年返校续读的动机是想模拟郭沫若(1927年因南昌起义失利而亡命日本反倒成了上古史权威)而成为研究古代文学的一流专家、后果然“心想事成”时,后学不免诧异王瑶因《中古文学史论》而与学科史交集的那个“起点”的背后,实在是风生水起得有点诡异。人们不得不问: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王瑶与清华地下党之间到底有何瓜葛,竟导致王瑶“内环境”有如此悬殊的变异,从极激进的“重政轻学”不得不拐为“弃政复学”?而且,从《中古文学史论》论及魏晋隐士的字里行间也可读出,当王瑶由衷赞叹“佯隐”[30](“不得不隐”“不甘于隐”)时,似又有隐喻自己“弃政复学”之无奈(“不得不学”“不甘于学”)之嫌,这又究竟为何?要言之,当陈著将乃师1942年复学、1946年写出“一代名著”初稿,称作“低开高走”[31]这固然有道理;但若顺着王瑶“内环境”的原先尺度,“重政轻学”才是第一志愿,“弃政复学”只是不得已,故曰“高开低走”,岂非更合情理?

   拐点二,陈著将王瑶1949-1953年间放下六朝文史研究、专攻《中国新文学史稿》(下简称《史稿》)且获大名,誉之为适应“大时代的需要”的“一次成功的‘战略转移’”[32],这从“外环境”角度看,当属不争。先看“大环境”:“新政权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修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文学史——于是成了迫在眉睫的大事”[33],即为红色政权奠基提供学科性证词。再看“小环境”:“教育部组织课程改革小组,拟订‘中国新文学史’一课的教学大纲”,王瑶已被任命为大纲草拟者之一。[34]

   但还是不宜忽略“内环境”。历史虽为王瑶的闪亮登场而预支了舞台,但为何也属草拟者的老舍、蔡仪、李何林却没像王瑶能拔头筹?只有一个解释:如上草拟者无论在学术潜力、心理定势上,皆不如王瑶那般有竞争力。就心理定势即“内环境”而言,王瑶或许更具优势,也因此,当外界尚在替王瑶割爱六朝研究而扼腕时,王瑶当比谁都能听懂自己的心跳:这哪是“割爱”,这分明是“水到渠成”[35],是“魂兮归来”,是对1942年“弃政复学”这一生命史拐点的“否定之否定”呵!这就是说,1942年“弃政复学”既是因自己想当“小周杨”“小胡风”落空后的无奈之举,那么,而今在另片时空能“名正言顺”地执笔草拟带有“学科宪法”性质的新文学课程大纲,且实际主笔《史稿》这类似全国通编教材(吴组湘说是“适时巨著”[36]),这不正是当年“小周杨”“小胡风”最想干却未必能轮到的大好事儿么?

   历史常青睐有准备的人,这准备当属“内环境”范畴。否则,怎么解释“新文学史课程大纲”1951年7月刚在《新建设》杂志刊出,两个月后,王瑶《史稿》上卷已经问世(此书下卷出版于1953年8月)。何其神速!笔者曾算过一笔账:《史稿》全书约60万字,上卷自1949年9月动笔自翌年年底杀青,下卷则撰于1951年5月至翌年同月,总耗时约28个月,以每月2万余字的速率累积,几近一气呵成。王瑶撰《中古文学史论》(下简称《史论》)约30万字则用了6年(1942-1948),平均每月写0.4万字。《史稿》写作速率之高竟是《史论》5倍。可鉴王瑶当年神勇之非凡。[37]

   但从另一角度讲,仍可说王瑶准备得还不够充分。因为他没料到历史会与人开玩笑,你明明想进这屋,它却偏让你入那屋。这用坊间的一句俗话,叫“人算不如天算”。本来当王瑶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方法论指针,率先把“新文学史”界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分支,这是多么及时、机敏、甚识时务的俊杰之见呵!谁知1953年斯大林一死,毛泽东在中南海“最新指示”要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加快步子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这就让一辈子热衷时政分析的王瑶顷刻惶恐不安。紧接着,从国家级《文艺报》到中国作协批判其“资产阶级文学趣味”也就愈具火药味,直到1958年北大“拔白旗”还揪着他不放。从此一蹶难振。

现在再回过头去体味王瑶那难解的纠结,其症结恐怕仍在他未读透其“内环境”与“外环境”即“我-我们”之间的错综对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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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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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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