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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府的“以夷制夷”外交析论

更新时间:2002-01-14 13:00:00
作者: 王福春 (进入专栏)  

  

  “以夷制夷”是清朝政府在其后期推行的主要外交政策和策略。这个政策是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与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历史过程中的产物,是清朝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从疑忌转向依赖的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所谓“以夷制夷”就是这样一种政策:即利用国际关系上的矛盾,联合、利用或依附某国来对抗另外的国家,谋取实现本国的外交目的。 但是,“以夷制夷”外交本质上讲是一种弱国策略,是弱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种手段。在自身的实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借用别国的一些力量,也就是打外国牌,有时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战国时期的小国东周和西周,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执行了一条平衡的外交路线,即在强国间保持等距离政策,用比较灵活的外交手段,利用各国的矛盾,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以延续本身的存在。再如,美国曾在独立战争时期打法国牌,日本曾在同沙俄斗争时打英国牌,都取得了成功。当然,一定的国力是成功地实施“以夷制夷”的前提。从世界外交史上看,很多国家包括某些强国亦实行过这一策略。如英国就是运用此道的高手。然而,象清朝政府这样不思自强自立,一味依靠外国, 并长期奉行“以夷制夷”政策, 即一直把开放全中国,让西方列强都保有特权这种情况,当成可以利用的局势,使其互相发生矛盾,避免一国独霸中国,却是罕见的。尽管清政府提出和实行“以夷制夷”政策的本意是要利用某些外国势力来抵制另一些外国势力的侵略,但结果却是饮鸩止渴,加速了中国社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的过程。

  

  一

  

  “以夷制夷” 原是春秋时代中国封建统治者对付周边非华夏民族的一种策略, 后来为历朝君主所继承, 成为对付周边藩属和国内少数民族的传统手法。根据这种策略,中国统治者利用一部分所谓夷狄去遏制另一部分更为强大的夷狄,或者利用一些强大的夷狄去控制另一些弱小的夷狄。在古代,“以夷制夷”也叫“以夷伐夷”或“以夷攻夷。”如《汉书·晁错传》曰:“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利也。”《后汉书·邓训传》云:“议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护。”《资治通鉴·汉章帝·章和二年》载:“今幸遭天受,此虏分争,以夷伐夷。”《明史·李材传》亦曰:“给事中唐尧钦等密言:材以夷攻夷,功不可泯。”

  “夷”是相对于“夏”或“华夏”而言的,原是中国古代对东方民族的贬称。《礼记·王制》:“东方四夷。”春秋以后,成为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的泛称与蔑称。《孟子·梁惠王上》:“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清朝统治者尽管本身出自“夷狄,” 但却继承了中原汉民族世代相承的华夷观念,恢复和建立了以朝贡关系为主要特征的东亚宗藩国际体系。当时清朝的周边属国有:朝鲜、越南、琉球、缅甸、老挝、暹罗和不丹等。清王朝认为中国是地处中央的天朝上国,各国与它的官方来往都是万方来朝。清朝对属国的政策一般是“册封”和“朝贡。”遇有属国国君即位,中国朝廷要派遣使臣持敕书、印信前往册封。属国则被要求定期派使臣到中国都城向皇帝进贡。如朝鲜1年1贡,琉球、越南两年1贡,缅甸10年1贡。中国作为宗主国则要对前来朝贡的使臣设宴款待,并给予巨额的赏赐。清政府营造的这种“天子守在四夷”的华夷秩序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直到西方殖民主义者来到东亚以后,特别是1840年英国发动可耻的鸦片战争并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以后,朝贡制度才开始走向瓦解。

  面对传统华夷秩序的瓦解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清朝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开明人士如林则徐、魏源等提出了“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例如,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曾主张,除英国外,允许所有其他外国与中国通商以及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建立新式水师等。鸦片战争失败后,魏源在1844年编纂了《海国图志》一书,总结了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明确提出了“驭外夷”的根本办法是“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即联合与英国有矛盾的国家,以牵制其力量;同时学习西方的“长技,”使中国在军事上赶上西方。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写道:我们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基于对当时国际关系格局的分析,魏源还主张实行“以夷攻夷”的计策,即联合美国和法国从海路进攻英国本土,联合俄国和廓尔喀从陆路进攻印度,支持暹罗收复新加坡,这样使英国四处受敌,不敢来远犯中国。

  可是林则徐和魏源等人的进步主张,并未被清朝最高统治当局所采纳。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被充军新疆。魏源的《海国图志》出版后,1847年和1852年又经过两次修订,但直到1858年才呈交御览。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日本统治者对魏源的著作却十分重视。该书推动了日本的倒幕和明治维新运动。

  两次鸦片战争之间, 清政府面对强敌纷至, 束手无策,被迫提出了“羁縻”之计,其中亦包含了“以夷制夷”的想法。1858年4月8日,即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皇帝在上谕中曾认为:“如先解散俄、咪(美)酋,不至助逆,则英法之势已孤,再观其要求何事,从长计议。……现在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 但是,清政府初次联俄,就被沙俄趁火打劫,强行割去中国北方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二

  

  清政府“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大致孕育于19世纪的70年代,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式形成,并成为清政府后期最基本的外交方针。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的传统驭夷之道破产,不得不提出了“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方略。清朝统治者对西方列强的态度也由疑忌转变为依赖。1861年1月,恭亲王奕忻在一篇奏折中认为:“自换约以来,该夷(英法)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若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 同年11月,叶赫拉那氏发动“辛酉政变,”对外更奉行投降卖国的政策。翌年,她发布“上谕,”正式决定“借师助剿,”即借洋人之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从那时起,清朝统治者认识到不仅可以借助洋人镇压中国人民,而且可以指望依赖外国侵略者的相互牵制,避免一国独霸中国,以维持自身的苟然残喘。清朝政府的这种妥协投降的政策,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19世纪70年代,由于中国的孱弱和清朝政府的“和戎”政策,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周边国家和边疆频频告急,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加紧扩张的时期……外国列强便利用中国的衰弱,对边疆地区和朝贡国进行蚕食。” 1824-1885年,英国通过3次侵略战争逐步占领了缅甸,并将其划为印度的一个省。1879年,日本并吞琉球。1883年,法国强迫安南成为其保护国。1888-1903年,英国多次侵略西藏。1895年,日本迫使清政府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并在1910年把朝鲜变成它的殖民地。1903年,俄国灭亡浩罕。1913-1915年,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到19世纪末,清朝的藩属已基本丧失,清政府“抚有四夷”的局面瓦解了。与此同时,西方列强还纷纷在中国本土夺取侵略基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法国割去云南省一部,强租广州湾为军港;英国割去野人山之一部分,强租威海卫为军港,并强租九龙半岛和香港附近的各岛屿;德国强租胶州湾为军港;沙俄强租旅顺为军港,大连为商港。从夺取的侵略基地出发,西方列强还互相承认“势力范围。”长江流域及云南、两广一部分属英国;云南、两广的一部分属法国;山东属德国;福建属日本;长城以北属沙俄。当时美国因忙于美西战争,无暇在华夺取势力范围。1899年,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获其他列强同意。美国要求实行利益均沾,共同分享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取得的一切侵略特权和利益。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已迫在眉睫。康有为对于当时的形势曾忧心如焚地描述道:“俄北瞰,英西 ,法南瞵,日东耽,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吾为突厥黑人不远矣!”

  在此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一部分人被称为“顽固派,”

  他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变化无动于衷,墨守成规,拒绝向西方学习任何东西。另一部分人则是洋务派,他们主张变法图存,师夷长技,实现自强、自立和富国强兵。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奕忻、文祥,在地方有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中兴名臣。”1861年,奕忻在一篇奏折中就已提出了自强的主张。他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 1874年,李鸿章在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变法自强的主张。他写道:“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瞬息千里,军火机器,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因此,“若不变法,而徒骛空文,绝无实济。”穷则变,变则通,否则“战守者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 在洋务派的推动下,近代中国从60年代起,开始了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这个运动尽管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近代工业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最后由于顽固派阻扰和帝国主义的破坏以及洋务运动本身的局限性,却失败了。

  在寻求自强和自立的同时,洋务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也开始研究古代中国的纵横家思想和西方的均势学说以及如何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所造成的均势,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他们强调说,一个小国处于强大国家之间,求得生存的一个极好例子是春秋时期的燕国。另外一些例子包括19世纪末的比利时和瑞士。1878年,马建忠在巴黎研究国际法时,首次阐述了西方均势思想及其对中国的价值。 他从巴黎写回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均势”一词,并说明欧洲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虽然它们都是主权国家,但是它们的和平关系却靠均势来维持。中国能否同强大国家结盟而从中得到好处呢?马建忠的回答是肯定的。

  李鸿章也是这种结盟和均势政策的鼓吹者。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对华搞外交讹诈。李鸿章提出联日,“以东制西”。他说:“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 。 因此,在1871年,李鸿章力排众议,主张与日本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其中修好条规第2条规定“若他国偶有不公或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 及至 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李鸿章发觉上当,说日本“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同时他主张开放台湾:“与其听一国久居,莫若令各国均沾。” 1881年中俄伊犁交涉期间,日本又乘机吞并琉球,敲诈勒索。李鸿章更认为日本不可靠,转而主张联俄拒日。他说:“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俄事了, 则日本与各国皆 其戎心。与其让于日而日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失之于日,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日 。”

  1879年,鉴于日本在朝鲜的野心,总理衙门大臣丁汝昌建议,朝鲜应与各国订约,以牵制日本,因为“日本有吞噬朝鲜之心,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将来两国启衅,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日本不敢无所忌惮” 。丁氏建议为清廷所采纳。同年8月李鸿章遂致书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建议他采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以牵制日本。他写到:“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李鸿章还提到不久前俄土战争中英国的有效干预挽救了土耳其的命运以及比利时、丹麦等弱小国家受到国际公法的保护而维持了国家的独立。否则,“万一日本阴结英、法、美诸邦,诱以开埠之利,抑或北与俄罗斯勾合,导以拓土之谋,则贵国势成孤注,隐忧方大,中国识时务者,佥议以为与其援救于事后,不如代筹于事前”。 李鸿章的这封信,表明“以夷制夷” 已正式成为清朝政府的官方政策,并被介绍给中国的藩属—朝鲜。1880夏,朝鲜修信使金弘集访问东京,中国驻日使节何如璋和黄遵宪与他会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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