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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府的“以夷制夷”外交析论

更新时间:2002-01-14 13:00:00
作者: 王福春 (进入专栏)  

  希望朝鲜采取“以夷制夷”政策,与西方列强签定条约,以便在朝鲜创立均势,避免日本或俄国独占朝鲜。黄遵宪还为金氏撰写了《朝鲜策略》一文,提出如果朝鲜与美国订约,英、德、法、意将亦步其后尘;那时俄国即使攻击朝鲜,由于其他西方大国不会允许,它的野心将无法实现。 1882年5月22日年,在清廷的帮助下,朝鲜与美国签定了《朝美通商条约》。不久,英、德、意、俄、法等也援例,与朝鲜签定了类似的条约。从此朝鲜沦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

  1883年,法国侵略安南和中法战争爆发前夕,驻法公使曾纪泽提议清朝政府在安南实行均势政策。他认为,这种开门的均势政策犹如投羊羔以引虎斗。因为没有哪一只老虎能抢走羊羔,这只小羊就有幸存的希望。 后来,因法国发动侵略安南的战争并与中国发生冲突,清朝政府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没有采纳曾氏的建议。

  1885年,针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征韩”攻势,李鸿章再次提出联俄制日的外交政策。他认为:“韩虽可虑,有俄在旁,日断不遽生心。我当一意联络俄人,使不侵占韩地,则日本必缩手”。 从此,清政府就用此计对付日本。直到甲午战争前夕,清政府仍不思备战,而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但列强因得到日本对其侵华利益的保证,纷纷表示中立。在战争中,清政府军事上很快遭到失败, 于是又吁请列强调停。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各国不愿开罪日本,调停不了了之。及至战争之后,清政府继续玩弄“以夷制夷”的把戏。李鸿章在京城里跑遍了各国使馆,乞求列强干预,但列强不为所动。为了诱使英国出面调停,李鸿章甚至准备出卖大量中国主权。他提议中英签定密约,清政府答应“在一定年限之内,把中国的全部行政管理权移交给英国,并且使英国独享改组和控制陆海军各机关、修筑铁路、开发矿山的权利,而且加开几个新的口岸,对英通商”。 李鸿章这个建议如果实现,则中国将变成印度第二,成为英国独占的殖民地。可是慑于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和考虑到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英国没有接受李鸿章的“好意”。李鸿章企求俄国干涉的努力,亦因俄人拒绝而告失败。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在得不到列强调停的情况下, 被迫与日本签定了空前屈辱的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定,引起了中国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地缘危机,中国几有瓜分豆剖、亡国灭种之忧。清政府此时经历几次大的军事失败,已经如惊恐之鸟,既无民族自信心,更无军事实力。因此更加依靠“以夷制夷”的政策,“以夷制夷”已由外交策略转变为外交的战略。1895年4月26日,张之洞提出为迫使日本废除《马关条约》,可以出让领土换取英、俄的支持。应“急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并许以推广商务。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于若干酬之,亦许以推广商务。” 1896年6月3日,中俄签定《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清政府实行联俄制日。但沙俄的真正用意决非共同御日,而在借地修路,扩大对我东北的侵略。不久,沙俄强占旅顺和大连,表明联俄是靠不住的。1900年,俄国参加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嗣后俄军又赖在东北不走,说明沙俄根本不顾同盟道义,《中俄密约》对中国如同废纸。

  1900年,八国联军联合侵华, 给清政府“以夷制夷”政策以最后一击。腐败、羼弱的满清王朝终于死心塌地地投入了外国侵略者的怀抱,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和代理人,成为洋人的朝廷。在1901年缔结《辛丑条约》之后,慈禧太后竟然提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意思是要把中国的所有财富收刮起来,去讨外国侵略者之欢心。此后,清朝统治者就完全走上了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甘心情愿地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可耻道路。当然,在对外交涉中,清政府有时仍运用“以夷制夷”的政策,如在交涉使沙俄从东北撤军的过程中,曾利用过英俄矛盾,以及联日制俄等。1902年4月,中俄签定《交收东三省条约》,1903年6月,清政府拒绝签订沙俄为破坏撤兵协议提出的新的七项要求,都利用了英日的国际支持,并主要依靠日本来对付俄国。当时张之洞等人曾建议清朝政府开放东北,“今使各国公同沾此利益,使各国公同为我定此章程,实使各国公同为我守此根本,开此上腴。” 清朝政府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后来也为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所继承, 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项重要的外交方针。鲁迅先生在《伪自由书·以夷制夷》中曾写到:“我还记得,当去年中国有许多人,一味哭诉国联的时候,日本的报纸往往加以讥笑,说这是中国祖传的‘以夷制夷’的老手段。”

  “以夷制夷”的政策,清朝政府上下都是赞同的。但是对于结盟的对象和要打击的国家,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各有其主张。如李鸿章先主联日,后主联俄御日,但大部分时间主张联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主要主张联合英美; 1900年沙俄侵略面目暴露之后,那桐和奕 等主张联日制俄;袁世凯和唐绍仪后来曾积极主张联美。显然,结盟对象的不同,反映了他们对威胁中国生存的主要敌人的不同看法。在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一般认为沙俄对中国的威胁要大于日本。早在1850年,林则徐就提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 1861年1月,奕忻等在关于建立总理衙门的奏折中也认为:“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 后来,及至俄国入侵伊犁,一些封疆大吏和士人提出当务之急在于防俄。如王韬曾呼吁中外合力防俄。他写道:“盖在今日讲天下大计者,不患在英、法,而患在普、俄。……且普、俄方有志于东方,欲肆其雄图而逞吞并者,志不独在欧洲也,而俄尤 乎驰域外之观。……然则何以待之?曰:莫如合力以防俄。” 但是,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割占中国的台湾,并索取巨额赔款,引起中国朝野的强烈仇日情绪。相反,俄国在甲午战争后倡导三国干涉还辽,并以低利借款给中国偿付日本赔款。沙俄的行动使清朝统治者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时主张联俄的人占了上风。不仅亲俄派李鸿章主张联俄,而且一些亲英的地方大员如刘坤一、张之洞等也赞成“与俄结欢以制东、西两洋” 。 有些人甚至为沙俄涂脂抹粉,把俄国说成是中国一贯的朋友,实际上是一厢情愿,是对俄国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不清。如郑观应曾写到:“今我国当创巨痛深之会,英、美皆作壁上观,独俄人仗义执言,邀同德、法,使日本还我辽东,复为我贷银作保。虽俄有私意,安知我不能籍此自强,而遽听俄自取乎?况俄主尝对我使者言,请中国变法自强,以御外侮。其欲我国振兴,得以互相维系,殷勤之意未必全为伪语也。且俄人之隐为我中国地者,非止一次矣。昔英人于上海兴筑铁路,俄人不平,飞报国中,登诸报纸。而后英廷始知其由。俄使于烟台席间告李博相曰:今当轴者志在整顿营伍,练习卒兵,然必以理财为先。否则有人无器,有器无财,其弊一也。烟台之役,英方有索于中,俄使乘此而发相劝之语,可见俄廷非无意亲中国也。 ” 清政府的“以夷制夷”政策出现了明显地一边倒向俄国的倾向。这种政策倾向一直持续到1900年。

  

  三

  

  清政府“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从70年代开始实行,直到1911年清廷灭亡,是清朝政府的一项重要对外方针。这一政策的得失成败到底如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首先,清朝统治者在关于中国国家主要威胁的判断上,应该说是有错误的。日本尽管是中国生存的主要敌人之一,但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只能来自于海上(日俄战争之前)。相反沙俄与我国东北和西北接壤,陆路相通,防不胜防,其威胁要大于日本。从地缘矛盾讲,沙俄是中国生存的最大敌人,日本次之。因此联日或联俄无异于前门驱虎,后门进狼。正如邓小平指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算历史帐,日本欠中国的帐是最多的。”“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其次,帝国主义国家在侵华问题上尽管存在矛盾,但因有“一体均占”的条款,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往往勾结在一起,使清政府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很难施行。例如在1880年和1894年,清政府曾提议与英国结盟对付俄国和日本,结果均为英国政府所拒绝。后来,为了对付俄国,在日本对英国侵华利益表示尊重之后,英国就积极地支持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02年,英国还与日本结成了同盟。

  第三,“以夷制夷”的政策在短期内尽管取得了某些成功,但总的说来是失大于得的,是不成功的。清政府在这方面的一些成功例子有:

  1876年中英交涉“马嘉理”案时,英国为了防止他国干预,曾把谈判地点设在烟台。李鸿章洞悉英国的图谋,有意通知各国使节到烟台休假,迫使英国放弃了某些苛刻的要求。烟台谈判于1876年8月21日开始。在中英谈判期间,美、德、俄、奥各国公使以避暑为名云集烟台,并向李鸿章表示愿意“调停。”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谈判中态度傲慢,要求十分苛刻。李鸿章力持定见,最后尽管被迫答应了英国的不少条件,但拒绝了威妥玛要求将云南巡抚岑毓英提京审讯的苛刻条件。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特别是中日《马关条约》签定后,日本强行割占辽东半岛,损害了沙俄在东北的利益。当然日本占有辽东半岛, 对中国威胁巨大,它意味着把日本的国界推至与京畿近在咫尺的辽河。于是清政府邀请俄国、德国和法国等联合干预,最后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

  清政府“以夷制夷”的政策确实取得了某些成功。但对此不应评价太高。因为这种政策的根源在于国家的积弱,在于国家无力在国际上自立,而不得不自欺欺人,谋求两害相权取其轻,利用或倾斜甚至于依附某一或某些外国,甚至牺牲某些主权,以反对另一外国的侵略。例如,1896年,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出于“以夷制夷”的考虑,曾对德国驻俄大使建议:“如果不使用一点武力,割让一个岛屿的问题是难以获得解决的”。 尽管我们不能把这一政策简单地斥之为卖国投降,但也不能视之为救国良方。总的说来,它只能延缓清朝统治的危机,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在清政府“以夷制夷”的实践中,因盲目相信外国侵略者,一味依靠外力,制夷不成反被夷制的情况也是很多的。例如在1883年的中法战争中,清朝政府为避战求和,完全依靠英国人赫德进行调解。结果中国尽管取得了谅山大捷,仍不得不签定丧权辱国的和约。再如1896年李鸿章提出联俄制日,结果却被俄国人耍了。这一年,李鸿章奉命出使俄国,与沙俄签定共同对付日本的《中俄密约》。沙俄外交官却把他当小孩子耍。结果李鸿章在签约时就中了俄国的“掉包计”,俄人利用用餐的时机篡改了原先的条约文本,即把中俄军事同盟对付“日本或与日本同盟之国”,改为“日本国”。这样重大的改动,李鸿章全然不知,用餐后照样画押。

  《中俄密约》签定后,李鸿章颇为得意。他回国后对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实际上,这个条约是沙俄精心策划的新侵略阴谋。它使俄国在共同防日的名义下,不仅骗取了在中国东北建筑过境铁路的特权,而且为其海陆军侵入中国领土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后来黄遵宪写诗嘲讽李鸿章说:“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

  

  对于李鸿章和晚清政府推行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梁启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观其于法越之役,则嗾英德以制法;于中日之役,则欲嗾俄英以制日;于胶州之役,则又欲嗾俄英法以制德。卒之未尝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 梁任公对“以夷制夷”外交的评价应该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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