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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国家的起源与异化

更新时间:2016-11-05 20:46:41
作者: 韩东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国家起于何时?有神意论、契约论、群演论、水利论、暴力论、暴力潜能论和祭司论等多种不同的解释,可它们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纰漏。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其实不是关于全称国家起源的解释,而只是关于阶级性国家起源的解释。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国家思想可知,他们认为有服务性国家和统治性国家之分,前者的出现早于后者。起源和本质存在互释性,当从起源方面说不清国家起源时,不如改从确定国家本质入手。鉴于国家是特殊的社会,可说国家就是有专职公管人员和常设公管机构的社会。如是,专职公管人员和常设公管机构的出现就是国家的开端。这个开端是一种制度改革的结果,为的是解决原有的无政府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经失灵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社会发展到了部落联盟的规模和个体家庭变成生产经营单位之时遇到的。这说明最初的国家与阶级统治完全无关,是属于服务性国家。而在它之后出现的统治性国家,则缘于服务性国家的异化。

  

   关键词:国家起源、国家本质、公管模式、专职公管人员、常设公管机构、国家异化。

  

   韩东屏,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国家起于何时?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对国家的历史、性质和职能如何解释。

  

   同时,这也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且已经困惑人们很久的问题。从古至今,各种不同观点的解说纷至沓来,却没有一个能从中胜出,独领风骚,得到人们的普遍采信。

  

   笔者在此也将给出一种新的国家起源说,并自信它更具竞争力。这个解说将从分析各种既有国家起源说的不足开始,最终结论是:国家起源于无政府公管模式的失效之时。

  

   1、评析有关国家起源的各种观点

  

   关于国家起源的问题,中外学界有诸多不同的解释,其中最有影响力的,除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之外,其余大致可归为神意论、契约论、群演论、水利论、暴力论、暴力潜能论和祭司论。这些解释都有各自的一套道理,并且似乎一个比一个说得更精彩。然而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国家起源说,都经不起仔细推敲。

  

   神意论是用神意解释国家的起源,认为国家是根据神的意志建立的,国家的权力来源于神。神意论在东西方的历史上都有重大影响。中国自古信奉的神是天神或天,至少自周朝起,就用君权天授的说法来证明执政者的合法性,宣扬“天道”决定一切,国家权力来自“天命”,帝王承受“天命”,“奉天承运”,故为“天子”。汉代董仲舒是中国在理论上系统论述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普遍宣传“一切权力来自神”、“除上帝外,别无权力”的观点。集神权思想大成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是主要代表,其君权神授说,就是国家起源于神的说明。

  

   神意论是靠神话进行解释的国家起源说,既无理论逻辑的根据,也无经验事实的根据,只是因为有人相信神确实存在,才使神意论的国家起源说也一并被这些人相信。但是由于神

  

   是否存在始终得不到证实,所以相信神意论的国家起源说实际上是靠神秘性的信仰维系的,纯属非理性言说,根本没有理论探讨的价值。而如果一定要探讨其是否值得相信,也只能是不可信的结论。首先,倘若国家源自神意,神为何不在人类诞生之初就授意其建立国家,而非要等到千万年之后?其次,由神授意的国家为何在世界各地大不相同?例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为何从没有过古希腊城邦制和古罗马共和制的国家形式?复次,现代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反对君权神授的国家,可它们不仅并没因此而受到神的诛罚,反而比坚持君权神授的国家发展得更好。最后,如果真有能决定一切的神,势必只会是一个而不是多个,可世界各个宗教所信奉的神都并不一样,这时人们又如何知道孰真孰假,究竟该信其中哪一个?照理说,这时真神就该发威扫荡亵渎其尊严、影响其权威的诸假神了,可迄今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一幕的上演。

  

   契约论是欧洲启蒙时代最有影响的学说,荷兰的格老修斯、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洛克和法国的卢梭是其代表。契约论的基本观点是把国家的产生说成人们订立契约并共同遵守的结果。认为人类在进入社会状态之前,有过一个自然状态阶段,在这一状态下生活的人们,过着自由平等的生活,有一系列天赋的自然权利,后来因为获取资源或利益渐起纠纷而人人难以自保,为了保护每个人的自身安宁和财产不受侵犯,他们或出于自愿或出于被迫、受骗,签订了一种协定或者叫做契约。在契约中,他们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某一个人或者组织,而这个人或组织就成了由这些个人权利集成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和政治权威,并制定若干法律来保护订约者,这就形成了国家。

  

   契约论可以说是一个不成功的假说。其一在于理论上经不起推敲。现在恐怕没人会否认,一方面人是社会性动物,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诞生,另方面是有人才有社会。这就说明,人与社会不可能分别或先后出现,而只能是同时出现,所以在所谓“社会状态”之前,不可能还有一个有人而没有社会的所谓“自然状态”阶段。换言之,在无社会的纯自然状态中,最多是有动物或人类的祖先而绝不会有人。其二在于缺乏史实根据。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民族的史料有国家由人们订立契约而成的记录。实际上,契约论者自己也承认集体共同订立契约是一个假设,无经验事实支持,所以他们强调契约论的重点不在于探求国家的真实起源,而是为了说明国家的本质和职能。卢梭说:“不应当把我们在这个主题上所能着手进行的一些研究,认为是历史的真相,而只应认为是一些假定的和有条件的推理,这些推理与其说是适于说明事物的真实来源,不如说是适于阐明事物的性质”。[1]

  

   群演论有若干不尽相同的具体说法,但基本观点都是把国家的起源解释为人群不断演化的结果,并都认为这种演化过程总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只不过对四个阶段的划分及表述,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说法。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持“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的演进 模式;另一位美国学者塞维斯提出以“酋邦”为重心的演化模式,即原始群(游团)—部落—酋邦—国家;还有一位美国政治人类学家弗里德则提出“分层社会”的演化模式,即原始平等社会—等级社会—阶层社会—阶级社会。[2]

  

   应该肯定,国家的诞生的确与族群的殖增和整合之类演化有关。但这里的关键是:族群为什么不迟不早,非得演化到第三个阶段之后才会形成国家?其内在机制是什么?而各种已有的群演论,恰恰都在这个问题上语焉不详。酋邦演化模式尽管在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与国家之间加进了一个不平等的过渡阶段即酋邦,却没有说明酋邦又是如何变成国家的。所以严格说,群演论其实并不是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而是关于族群演变过程的描述。

  

   水利论是由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亦译“威特福格尔”)首先提出来的,他将国家解释为人们集体修建大规模的灌溉系统或共同治理江河水患的产物。因为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使农业生产能顺利进行,人们只有利用灌溉或必要的治水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这样的水利工程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又需要纪律和强有力的领导,这就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地区的人口组织网,而控制这一组织网的人就成为拥有最高政治权力的首领,于是在古代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有了城市的产生和国家的形成。[3]

  

   水利论在解释某个具体国家的起源时,好像还有一定说服力,但却不具有普遍性和普遍解释力。一方面,它至少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墨西哥这些地区的史实不符。考古研究清楚地表明,埃及的水利灌溉和法老政权结构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美索不达米亚的大多数居民是利用天然河道进行灌溉,而中国和墨西哥则是在有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之前已经产生了羽翼丰满的国家。[4]另一方面,人类早期出现国家的地区,也不是都在大河流域,如游牧民族地区的国家。

  

   暴力论也称武力论和战争论,该理论认为,国家的产生是源于族群间的掠夺和征服。掠夺和征服是通过战争进行的,战争的胜利者成为征服者和统治者,战争的失败者成为被征服者和被统治者,并不得不臣服于统治者和接受统治者的剥削,因而国家乃是战争或暴力的产物。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杜林、考茨基、奥地利的龚普洛维奇、美国的奥本海默和卡内罗等人都是暴力论者。

  

   然而,将国家的起源完全归结为来自外部的力量,就等于否定其与社会内部发展有关,只能是一种极端片面的观点。暴力论者不能否定,在国家出现之前,人类社会族群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的战争就已长时期地普遍存在。可为什么那个漫长时期的那么多的战争都没能形成国家?为什么非要等到后来的战争才形成国家?显然,对此如果不从社会内部寻找原因,是根本回答不了的。这就说明,暴力或战争绝不会是形成国家的决定性因素,仅凭暴力根本解释不了国家的起源。这一点甚至连暴力论者卡内罗也坦承:“毕竟在世界上许多发生战争的地方并没有出现国家。因此,尽管战争可能是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足条件”。[5]

  

   奥尔森也发现了暴力论的这个致命缺陷,遂提出“常驻土匪说”加以挽救。这个说法的基本逻辑是:人类早期是无政府的社会状态,由于个人都是理性自利人,社会上流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结果土匪到处流窜抢劫。后有某匪帮想到找一个人多的地方常驻下来,将抢夺行为由全部抢光变成按“最佳抢夺率”抢夺。这就是只抢一部分,这个部分的边界定在不会让被抢者因被抢而逃跑或失去生产积极性的临界点,并将对这个部分的抢夺改称为“收税”,于是匪帮从此可以不费力地年复一年地坐收渔利,达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由于常驻匪帮知道,只有老百姓生产的越多,他们的抢夺率或税率才会越高,所以常驻匪帮继而就会主动维持社会秩序和生产、市场的秩序,做些保护居民人身财产安全,不让其他匪帮来抢,也不许居民互抢,以及调节、仲裁居民利益纠纷之类的“德政”,而最早的政府和国家就是这样形成的。[6]

  

奥尔森的常驻匪帮说,以理性自利人为理论根据,推论合理,逻辑严谨,很有说服力,也能成功解释不少具体国家的形成。但还是存在纰漏。由于政府不是从来就有的,人类早期的确是一个无政府的社会。但无政府不等于原始族群没有组织,没有公共权力,没有酋长、首领和人民大会、氏族首领议会之类的管理者或管理形式,从而也不等于没有统一的力量,只能被动地等着匪帮来任意宰割。此外,常驻匪帮说虽用匪帮的“常驻”来避免以往暴力论的纯外部因素决定的不足,可实质上还是与其他所有暴力论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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