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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关于“中国道路”中的政治发展问题

——再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

更新时间:2016-10-31 17:12:13
作者: 叶险明 (进入专栏)  
那么,为何“滞后”并难以“破局”,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众所周知,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一直强调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并彰显出趟过“深水区”的“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勇气和胆略。但究竟何谓“深水区”?这些年来,我国学界对其从多种角度加以探讨,故出现了种种相关提法,如“教育改革的深水区”、“行政审批改革的深水区”、“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水区”、“价格改革的深水区”、“医疗改革的深水区”、“工商改革的深水区”、“体制机制改革的深水区”、“税制改革的深水区”、“文化体制改革的深水区”、“财税改革的深水区”、“国企改革的深水区”、“农村改革的深水区”、“司法改革的深水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水区”等。毫无疑问,对“深水区”多种角度的探讨和认定是有益的,但问题是学界还缺乏对“深水区”的一般的科学界定和深入探究。笔者以为,简单明了地说,所谓“深水区”,即指中国政治体制领域,或集中在中国政治体制(包括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但其涉及面涵盖了中国社会的所有领域。所谓趟过“深水区”,就是进行成功的或富有成效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与之相应的思想文化变革)。可以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直接触及中国社会整体的深层的变革,它的成败决定其他社会领域改革的最终成败,从而也决定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

  

   从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政治文明的发展一定是政治体制改革或变革的结果。这一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就目前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而言,政治体制改革最为关键和核心的部分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方式和观念的变革,这也就是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没有这方面的变革,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展开。然而,目前我国这方面改革的阻力很大,其主要表现之一是:无论是“有组织的国家层面的制度化”改革,还是“自发的非国家层面的制度化”改革,都会遇到传统的、陈旧的“领导体制、方式和观念”以“泛意识形态”形式的顽强抗拒,其主要表现是:以所谓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由来否定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我们被这种抗拒所扰乱,不仅“深水区”难以趟过去,而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将日益受到损害。可以说,这种抗拒所产生的阻力已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改革实践,同时也造成人们在认识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极大分歧。所以,在目前的中国,人们对具体领域中的问题一般是比较清楚的,是有共识的,但对直接触及中国社会整体的深层、决定其他社会领域改革的最终成败以及中国社会未来命运的改革即政治体制改革,在许多方面是缺乏共识的。这里以近些年学界对以权力一元化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学界许多学者也称其为“党-国体制”)认识的分析为例。

  

   所谓“以权力一元化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就是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体制。对此,学界一直有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一是,在整体上全面肯定这种社会体制,认为,中国的这一体制解决了治国能力问题,其优越性在于:把原来一盘散沙的中国凝聚为一个整体;可以集中调动有限的资源办大事;决策能力强,效率高。二是,彻底否定这种社会体制(包括它所起过的重要作用),认为,这一体制遏制住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咽喉”,不铲除它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没有希望。在有的学者看来,这一体制有三个特点,即:高度垄断的社会意识形态,数量庞大的官僚队伍,对社会各个领域无孔不入的行政控制。目前中国所有问题的根子都在于此。

  

   笔者以为,上述这两种观点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有值得推敲之处。应当看到,以权力一元化的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不仅在新中国的建立及其一定发展时期中起过重要的作用[⑨],而且还为开启中国改革时代、推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⑩]。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展开,对这种体制加以改变也是当今中国共产党不能不面对的重大问题。而在讨论这方面的重大问题时,一定要破除“泛意识形态化”的雾霾,即:把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方式和观念视为削弱或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目前的问题不是需不需要共产党领导,而是共产党怎样领导。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11]。必须承认,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引导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因此,无论何时都不能忽略甚至否定中国共产党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领导作用,但这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有适应时代变化发展的改革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故不能混为一谈。邓小平关于以“党政分开”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其实质就是要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方式和观念的变革而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模式——以权力一元化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12],以使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建设党”。所以,改变以权力一元化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绝不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恰恰相反,是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因为,这种体制已经严重地威胁了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也阻碍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据此,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明确强调:“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13]其具体原由,可概括如下。

  

   第一,以权力一元化的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发展,要求公民社会(即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各种共同体,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的顺利生长,以调节社会利益结构的多样化需求和发展,起缓冲和纾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的作用,并担负起监督国家公权的职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过程中确立自己新的领导形态的一个重要基础。但以权力一元化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则把中国共产党置于社会每个人的面前,从而使社会的每个人都有种自己的问题共产党什么都能也必须解决的“幻觉”。这是由“权力一元化的行政格局”的“大统一”所致。然而,一旦个人的多样化需要满足不了,他就会把怨气直接发泄到中国共产党的整个组织身上。可以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这种状况会愈演愈烈。进而言之,以权力一元化的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使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承担了他本不应承担的责任,其结果:社会政治结构越来越“刚性化”,维稳成本越来越高(实际上是国民财富的浪费),而中国共产党则时时处于被追责的位置。长此以往,就必然导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空心化”。也就是说,如果原有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所具有的实际功能必将越来越丧失。

  

   第二,以权力一元化的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当代中国社会人的发展需要。这种体制对整个社会的掌控只能通过无孔不入的行政权力。笔者并不否认,现代社会的管理需要行政权力,没有行政权力是不可想象的,但行政权力泛化到无孔不入的程度就会使社会关系结构“官本位”化和“等级本位”化,这就必然严重阻碍社会中各个阶层间的人的流动[14],加深人身依附性,遏制社会发展的活力。在“官本位”化和“等级本位”化的社会关系结构中,人往往首先考虑的是“人事关系”、“社会背景”,故其“自主活动”很难发展起来。因为,人在这种社会关系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主要是由“人事关系”、“社会背景”决定的。而“人事关系”、“社会背景”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传承”的。所以,一般说来,一个人要在这种社会关系结构中向“上”走,就必须首先要进入一定的“人事关系”和“社会背景”中,否则,就难以仅凭借个人的能力和奋斗向“上”走。可见,在以权力一元化的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内,社会阶层的固化、人身依附性的加深、社会发展活力的日趋衰竭在所难免。这对目前必须要由追赶型、模仿型发展阶段进入到创新型发展阶段的中华民族来说,其危害是极大的。

  

   第三,以权力一元化的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越来越阻碍当代中国的法治和民主建设,从而也对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提出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目前学界有的学者借助于福山的“政治秩序三要素(政府能力、法治、民主问责)”说,论及具有强大能力的政府如何重要,以说明这种社会体制的必要性。实际上,这是一种误导。现代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可持续性,在于现代政治秩序三要素间的平衡关系。进而言之,政府的强大能力当然重要,但其是限定在持续有效地推动法治和民主建设、以不断实现其与法治和民主问责间的动态平衡过程中的,否则整个社会就不可能有良性的发展。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离开这一目标,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围绕着“集权(中央)与分权或放权(地方)”、“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党内监督”等问题展开。不过,围绕着这些问题的改革并没有触及到以权力一元化的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的本质,因而被多年的政治实践证明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改革,其表现如:“一放就乱,一统就死”;或集体领导演变为“无人负责”,或是个人负责演变为“一人说了算”即无监督的权力使用;党政一把手间的权力摩擦,等等。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改革没有从制度层面上解决授权或委托代理关系问题[15]。在以权力一元化的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中,官员的任命和提升,其最终决定权在上不在下,即不在人民群众。而这种最终决定权的使用也缺乏来自人民群众的委托和授权,故即便上级官员错误地使用了这种决定权也基本不负责任,因此,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必然是“常态”;再加上不同层级的权力难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体制外力量的制约,所以,各种“寻租”就必然层出不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层当然认识到了“寻租”对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危害。但在这种社会体制内对此似乎只能采取两个方法:一是,由上一级权力对下一级权力的约束(包括采用巡视、抽查以及“揭发”的方式);二是,运动式的政治思想教育。但遗憾的是,这两种方法的效果远没有达到方法设计者的初衷。不仅如此,从长远来看,如制度建设不跟上,这两种方法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主旨的认同度。这里说后一种方法。

  

   这里举个典型的例子。迄今为止,在论及官员腐败的思想根源时,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往往给出这样的答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丧失。这种答案,其初衷是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把腐败官员与中国共产党“切割”开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实则却贬低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主旨。难道没有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就必然会导致官员的贪污腐败?如真是这样,那么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的基本廉政状况又应作何解释?笔者以为,官员的腐败不是缘于什么“理想和信念丧失”,而是大大突破做人底线、毫无职业道德的极端表现。对于官员来说,不贪,只是做人的底线和起码的职业道德要求,无涉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只有在坚守做人的底线和起码的职业道德的基础上,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如果把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有意或无意地降低为做人的底线和起码的职业道德,那么,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性质和主旨的认同度就会越来越低。只有相应的制度和制度文化,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造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的局面(见下文),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官员坚守做人的底线和起码的职业道德。而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是讲坚守做人底线和起码职业道德的官员中优秀者的高尚情操的。

  

第四,以权力一元化的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使我们在解决直接制约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五大问题时陷入了“瓶颈”而难以自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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