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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小群:口述史与“文革”研究

更新时间:2006-07-09 23:45:51
作者: 邢小群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生40周年。由于官方以行政权力设阻,“文革”档案不开放,“文革”出版物受限制,有关“文革”的学术研究在中国步履维艰。出于历史的使命感,民间的独立学者仍然坚持抢救性的“文革”学术研究。而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就成为目前条件下推动“文革”研究继续深入的一条可行之路。本文仅对口述史与“文革”研究的几个相关问题作一讨论。

  

  一、抢救历史资料的迫切性

  

  之所以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开展“文革”研究,首先是出于时间的考虑。口述历史选择的采访对象首先应该是历史活动的当事人,比如“文革”时期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最高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各类群众组织的头面人物、重要事件的关键人物和知情者等;其次是经历了“文革”又具有历史记忆的普通人,他们在“文革”中也许不出名,但他们的讲述可以从个人独特的角度深化历史的认识,或弥补历史宏大叙事留下的空白。有些人本身不是重要人物,但他们的口述中有重要的见闻,同样有重要价值。如果历史的某些环节被遗忘了,被遮蔽了,而普通人的记忆恰恰能弥补这个环节,那这些材料就可能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总之,无论是历史重要人物,还是与重要事件有关的普通人物,留下他们共同的记忆才能复原历史的整体风貌。

  “文革”的参与者包括当时十几岁的学生到70、80岁的老年人。40年过去了,当年十几岁的中学生现在已经50多岁;当时40、50岁的中年人现在已经80、90岁了;而当时60岁以上的老人现在基本上都去世了。所以,采访“文革”的重要当事人,从时间上讲已十分紧迫。如果现在抓紧进行,还可能采访到一些当时的中年人;如果再拖20年,就只能采访当时的年轻人了。就我自己从事口述史研究的体会而言,我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采访过的吴祖光、温济泽、萧干、李慎之、唐达成、郑惠等人,“文革”时都是中年人,采访时年龄在70岁到80多岁之间,他们最近几年已陆续去世了;有的采访对象正在约定当中就突然去世了,比如项南。所以,今天做口述史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和死神赛跑。

  口述史的难度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当事人有心理压力,不愿意接受采访;二是他们不接受口述史的方式,要自己写回忆录。李慎之、唐达成、郑惠等人开始都不愿意做口述史,一方面觉得自己就能写,还有时间,一方面总觉得别人的记录不如自己写出来的准确、完备。我有一个朋友赵诚约黄万里做口述史,黄说要自己写,还没动笔,就去世了。也有少数“文革”中的重要当事人如陈伯达,他的儿子陈晓农帮他做了口述回忆,出了书,因此就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线索和资料。王、张、江、姚已全部去世,想做口述史也不可能了。现在,口述历史一方面可以着重抢救来自老年的当事人的史料,一方面也要重视中年的当事人,如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或重大事件的参与者、目击者、知情者、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乃至社会各阶层有代表性的人物。

  最近几年,以口述历史的方法研究“文革”,已经受到一些机构和个人的重视。据我了解,像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等官方机构,早已着手对“文革”中的高层人士包括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或秘书人员进行采访。一些大学、民间机构和有志研究“文革”的学者,也开展了不同专题、不同层次的“文革”口述史研究。学者个人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能做的事是很有限的,但这还不是主要的障碍。更突出的问题是,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研究和出版严重不对称。一些口述史的成果,由于内容与官方历史解说的口径不一致,没有机会公开发表,只能由机构或学者藏之名山。学术本为天下之公器,官方对出版的严控极大地限制了“文革”口述史已有成果的公器作用。

  

  二、从当事人的观察看口诉史的价值

  

  任何历史的现象层面都比文献更丰富,“文革”也是如此。口述历史在挖掘现象层面上具有特殊的优势。

  以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为例。在中国已出版的“文革”史中,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被认为是较好的一种。该书第2章第3节“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中,提到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反应时写道:“值得注意的是,出席全会的多数人,对毛泽东的大字报没有表示拥护,没有紧跟。这与许多人对大字报不理解有关,也与这张大字报的打击面相当大、许多人搞不通有关。实际上多数人对它有意见,不过不敢表态罢了。”他还写道:“出乎中央第一线和到会的绝大多数人的意外,毛泽东突然提出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并且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候选人名单。”[1] 中国流行的另一本“文革”史──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也说:“在原定全会要结束的8月5日,毛泽东突然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2]” 王年一、金春明没有说明他们关于“突然”的论断依据的是什么史料。

  中共中央的这次会议决定,刘少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林彪取代刘,林的地位在党内上升到了第二位。如此重大的中央人事变动,到底是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突然决定,还是早有打算?若是后者,他是一人独断,还是背着刘少奇与其他政治局常委事先商量安排过?这显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

  实际上,毛泽东召开这次全会,是有备而来,对刘少奇发难之前早已与周恩来等商量好了“去刘用林”的政治局人事调整方案。在毛宣读他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前一天,8月4日下午,他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3] 至于毛打算怎么处理这个“政治局常委里的牛鬼蛇神”,政治局常委将有什么变动,谁上谁下,以前所有的研究者只是提到周恩来草拟、经过毛泽东勾划的名单(即周恩来1966年8月6日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问题致毛泽东信的手稿),只补充了一点信息,如毛泽东采纳了江青的意见,把陶铸提到第四位。然而,谁也没讲清楚这次重大人事变动的决策经过。直到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出版,才大致厘清了这一重大人事变动的决定过程。

  高除了引用周恩来1966年8月6日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问题致毛泽东的信的手稿之外,还使用了高本人1983年分别采访吴法宪和王力所获得的口述史料。高文谦发现,周恩来在实现毛的倒刘意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毛要换掉刘少奇,是周提议请林彪回来,又提议只保留林彪一人为党的副主席,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名义。[4] 由此可见,在毛对刘少奇公开发难之前,毛、周已经主导安排好了高层的权力重组。

  那么,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对这次重要人事变动的态度究竟如何,是象王年一书中描述的那样,不“表示拥护”吗?以前并未有文献记载过他们在会议上的态度和表现。聂元梓是这次会议的列席者,我对她作过一次采访。以下是采访中与此事相关的问答记录:

  问:您参加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算是见证人,但讲的还是有些简单。比如,八届十一中全会,是谁通知你去的,是怎么个开法?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您在哪个组讨论,有没有作发言?

  (聂)答:在会场上,大家精神非常集中,情绪也非常紧张。我也不知道他们上层之间是什么关系,也不会特别注意谁,不注意谁。我是分在华北的北京组。会议上的发言,大家都拥护毛主席的讲话和“炮打司令部”大字报,都是这样表态的。

  问:刘少奇、邓小平也表态了吗?

  答:都表了态,都说拥护。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主席念他的大字报时的样子。

  问:是毛泽东自己念的?

  答:是啊!他坐在主席台中间,拿着一张纸就那么念。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聂元梓她们那张大字报出来后,他及时肯定,已经50天了,没有人来响应,冷冷清清,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打成反革命,压制革命群众不能起来。当时我理解是各个省市领导没有跟上。主席觉得大家没有积极起来响应他的号召,他意见很大。另一个印象深的是:他提出了刘邓司令部。我不能理解怎么还有一个黑司令部。不知道党内政治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问:您当时也很吃惊吧?

  答:当然吃惊。觉得刘少奇就是毛主席的副手嘛,怎么会有一个刘邓司令部?但是也有些预感。因为前一天,江青不是请我吃饭了吗?饭桌上,她已经点了刘少奇。说了很多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坏话。还讲了彭真怎么对她不好。还讲到我们写的大字报是她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给我们送到毛主席手里。讲得活灵活现。

  问:当时毛泽东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时,您能不能马上就听出是指的谁?

  答:能听出来。但说到邓小平时,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问:按说,他没有点名,中央委员们不一定都能感觉出来,尤其没有点邓小平的名。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座吗?

  答:都在座。主席旁边就坐着周恩来、刘少奇。

  问:刘少奇、邓小平当时是什么表情?

  答:邓小平在哪坐着我都不知道。不光是刘少奇感到紧张,大家都非常紧张。出来一个黑司令部,这还了得!我是因为江青打了招呼,她说毛主席有重要问题要讲,明天你就知道了。心理还有点准备。他们可能一点准备都没有。

  问:谁主持会议呢?

  答:周恩来。

  问:主席念大字报时,你觉得周恩来知道吗?他觉得突然吗?

  答:我觉得,周恩来知道,康生知道,江青知道。我接触几个大区的书记如李井泉,我当时感到他很愿意紧跟毛主席。有谁敢不拥护?反正我没听到谁发言站起来反对的。心里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问:您在华北北京组讨论,您感到他们的思想有什么变化吗?

  答:反正整个会议,我感到大家都非常紧张。都是积极拥护,积极要参加文化大革命。不管是各省市领导,还是北京市参加小组讨论的人,没有不同意见。

  问:文化革命要搞什么,怎么搞,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把林彪选成接班人,有没有讨论?

  答:有讨论啊!但都是一致的意见:拥护。

  问:但是谁先提出的林彪?讨论有怎么一个过程?

  答:不知道怎么就提出来了。这个事先可能都有安排,我不知道。也没有看到什么人站出来提议。

  问:会议讨论,您都在场吗?

  答:我都在场,就表决时不在。

  问:讨论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林彪要上了?

  答:是的。这些情况,当时也没有特别注意。我对领袖虽然忠诚,但不至于崇拜得一言一行都要观察记录。[5]

  这次访谈中聂谈到的个别细节也许不一定很准确,但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前一天,江青请她吃饭、向她交底一节,应该是可信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场上,她并未看到有谁出来对毛泽东的大字报和人事调整表示异议。这说明,不管与会者各人心里怎么想,至少他们表面上是积极拥护毛的“讲话”和大字报的。她描述的这一情节比较符合中共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习惯。关于这些事,聂元梓的回忆录其实语焉不详。我访谈时接连追问,她随口答问,这样才留下了上述材料。

  除了帮助厘清这类重大历史事件之外,口述史还可以在一些细节方面为后人提供难得的现场观察。例如,人们都知道周恩来对毛泽东察言观色、惟命是从,在这方面聂元梓接受访谈时说到一个非常生动的细节。她说:“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周恩来赶紧去搀扶。毛泽东要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有这个必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你的身份了嘛。[6]”关于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的场面,如果不是亲历者的口述,从档案文献中是找不到的。

  又如,我曾经采访郑惠先生,请他谈谈他所了解的胡乔木。郑惠说,邓小平1975年6月出来主持工作时,让胡乔木出面成立了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其中一个组负责编选整理毛泽东著作。当时这个组经常和邓小平一起读毛泽东的文章,邓时常也讲些话,并把从毛泽东那里听到些什么情况和意见传达给这些人,每次谈话吴冷西都一一记下。到1975年10月邓小平被批判了,国务院研究室也组织批邓,同时还批胡乔木。别人的批判发言往往是明批暗保,吴冷西却不同。他是一条一条地揭发:几月几日邓小平讲了什么话。本来,胡乔木还想一般性地揭发一点,应付过去;但吴冷西这么一来,胡乔木绷不住了,因为邓小平讲话时胡乔木都在场。后来,胡也一条一条地揭发起来。他还写了一份详细揭发邓小平的材料。其中除了一些事实之外,还有他自己对邓小平的一些评价,比如郑惠记得有这样的话:“这个人(邓小平)顽固又虚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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