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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地理大发现、文明论、国家疆域

——南海仲裁案的历史地理学解释

更新时间:2016-10-28 09:44:47
作者: 唐晓峰  
在世界历史上,这是第一个由两个国家瓜分世界的条约。(基督教仍然是裁判者,但基督教逐渐变为一种形式。)

   基督教是文明制高点的又一个代表,没有被基督教统治的地区,都归于半开化或野蛮,都应该敞开大门接受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本来就自认为有救赎世界的责任,野蛮世界的大发现,使教士们看到了传教的广阔前景与艰巨工作,他们挟带着文明与科学的知识,不畏艰苦,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上帝保佑”,成为文明人对全世界的祈福用语。

   然而,地理大发现后的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现实世界,一个神文地球变成了人文地球。这是一个巨大的人文进步。在地理问题上,基督教日益变成一种形式(尽管是必要的形式)。在新的世界地图上,上空的天使与边缘的怪兽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明国家与野蛮国族),人类成为地球的真正主人。于是人类的最高层社会组织—国家的概念与价值日益强化。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进步。国家主权概念,首先在文明国家群体中成熟起来。在主权国家的完善进程中,国家边界乃是一项重要事务。

   在古代,许多边疆只是一个渐行渐荒的地带,是两方或多方势力的末梢,是“弃地”、“欧脱”。以往的所谓国家边界,除了个别对峙吃紧的地段,几乎都是习惯形成的边界,它们或者是自然地理障碍(山脉、河流、荒原、沙漠)形成的大致界线,或者是人类集团之间随势力消长而变动不定的模糊地带。现代国家主权不容忍边界的模糊状态,国家利益应该是明确的、精确的。在现代地理学中,政治地理学的理论日益缜密,国家边界的原则与确认形式必须具有“文明”的高度。当简单的军事形式被意识到与“文明”相悖之后,条约的方式便被提上日程,并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核心手段,即所谓条约体系的世界开始形成,旧式国家的习惯性、模糊性边界为新式条约的精确性边界全面取代,在世界地图上,国家边界越来越清晰。新式条约边界大多是均势对峙,对峙到几乎没有缝隙,于是线状边界普遍出现。这个线甚至可以具有几何线段的属性:没有宽度。

   不仅是边界形态改变,更关键的是确立边界的现代方法。一般认为,17世纪中叶,由多国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是现代主权国家关系(包括领土、边界的确立方法)出现的重要象征。

   这一和约签署的各方分别是统治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国、瑞典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诸侯国。和约关于疆域部分包括:哈布斯堡王室的部分外奥地利领地被割予法国、瑞典和部分帝国内的新教诸侯。法国得到洛林内梅斯、图尔、凡尔登三个主教区和除斯特拉斯堡以外的整个阿尔萨斯。瑞典获取西波美拉尼亚的全部地区和东波美拉尼亚的部分地区,以及奥得河口和威悉河口地区,从而得到了波罗的海和北海南岸的重要港口。此时的欧洲地图,德意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碎片化的地区,而在德意志的西面,有荷兰、法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在北面,有丹麦、瑞典;在东面,有波兰、俄罗斯、奥斯曼土耳其;在南面,有瑞士、意大利(仍在分裂状态)。

   其结果,各国得失有差。但和约在欧洲大陆建立了一个相对均势状态的格局。往日一统天下的神权世界趋于瓦解,主权国家开始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国家之上不再有任何权威。和约划定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国界,承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确立了国家主权至上的国际基本原则。根据这个和约,以国际会议方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模式被建立起来,而自中世纪以来,欧洲还从来没有召开过世俗国际会议。在威斯特伐利亚,首次创立并确认了条约必须遵守和对违约的一方可施加集体制裁的原则。它使一些规则以“法”的形式出现,并以此影响、规范着国际社会。

   欧洲人确立了地缘政治的文明形式,它首先是在欧洲国家之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案例,强调了谈判—签署这一形式的重要性、权威性,无论和约的内容如何,一经签署,便具有法律效益,任何人不得违背。因为是平等的谈判仪式,无论内容怎样,都被理解为平等条约。显然,形式重于事实。

   以形式的平等认可事实的不平等,这是一个关键。当形式平等成为法律依据的时候,事实的不平等在法律面前就没有了地位,也就很难翻案了。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影响下,在后来的国际事务中,各类条约的外在形式是大体一致的,但条约背后的准备程序是复杂的,在条约的前奏程序中,并没有消除战争,条约其实是一种最终的妥协形式。

   我们还注意到,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案例中,参加谈判的文明国家是一个群体,正因如此,和约准则就成为了国际准则,而不只是双边协定。和约条款中规定,对违约的一方可施加“集体制裁”。这一点显然是后来列强群体称霸世界,并握有“国际法”、“公理”、“国际社会”旗帜的根源之一。

   “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世界,是一个十足的利益关系世界,地理利益(地利),是大发现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重要的地理利益(矿藏、河口、港湾),成为圈定势力范围、划定利益边界的重要推动力。文明国家,在大发现之后的大行动,最为重大的事情是向利益世界进军、开辟殖民地,许许多多作为欧洲人前进记录的新地名在世界出现。而所谓国家主权的概念,在非文明地区,完全变了样。以文明的名义,那些非开化的国家的主权要由文明国家代理。从表面上看,文明逐渐成为高于国家主权的东西,文明越来越超越政治,在进行文明对话的时候,政治可以让位。而其实质是,文明成了为政治开路的借口。

   德国统一之后,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开始成为俾斯麦的政策依据。该理论宣称,空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将越来越重要,大国将逐渐拓展,小国会变得无足轻重。历史显示,强国的演替变化与空间的变化相一致:威尼斯仅仅是一个城市,荷兰是一个平原三角洲,英国是一个庞大岛屿,而美国是一片辽阔大陆。文明的发展将遵从这个绝对的、必然的趋向。努力用殖民、合并及征服的手段来拓展空间,将成为文明国家的新目标。英国政治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指出,一个国家如果要强大,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控制原料产地并将其变为产品输出市场,此乃攸关国家利益的根本战略。在19世纪的头75年里,西方国家平均每年占领21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而在其后25年里,平均每年占领62万平方公里殖民地。以英国一国而论,1815—1865年间,英国每年平均扩张和兼并25.9万平方公里土地。 “从19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列强掀起了夺取殖民地的狂潮,到1900年,非洲90.4%的地区,亚洲56%的地区,美洲27.2%的地区以及澳洲的全部都沦为了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半殖民地和附属国。” “世界前所未有地统一为一个整体。”

   在广大的殖民地地区,边界问题日益重要,但殖民地的边界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的边界完全不同,在这些“未开化”的地区,文明国家的一套不适用。原来,边界问题是可以依照文明等级而区别对待的。边界形态,原来体现的是相邻两个国族之间的关系,而在殖民地区,边界体现的是文明国家(宗主国)与未开化国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

   在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英、法、德等殖民大国在谈判桌上用铅笔线条勾画了非洲殖民地国家的分割边界,许多边界线条只是大致表示了经纬线的走向,简单而又笔直,例如埃及和苏丹边界的一部分是北纬22度,南纬22度线则成为纳米比亚与博茨瓦纳之间700公里的边界线。这类经纬线边界无情地分割了许多部族聚居区,而根本没有考虑非洲众多部族、宗教、语言、传统习惯及复杂的部族关系。经纬线是科学的产物,但用作古老土地上的人文界线,是粗暴的。除了经纬线边界之外,也有用直线或曲线的几何方法划分边界的,这也是极为简单粗暴的办法。还有以河流、山脉等自然标志划分边界的,这种方法看似符合某种地理原则,但实际上,它抹杀了自然永久界线与人文历史界线的区别,仍然会出现极大的不合理性。据统计,非洲国家44%的边界是按经纬线划分的,30%的边界是用直线或曲线的几何方法划分的;仅有26%的边界是由河流、山脉等构成的自然边界线。

   非洲人在自己土地上的主权全然不被考虑,他们的边界只是文明国家之间的事务。简单地取而代之,是文明国家为未开化国家处理边界问题时的方式。在这里,文明国家等同于文明,文明已经转化为政治,在处理政治问题的时候,文明国家的地位高于其他国家。就像野蛮应该让位于文明一样,在政治上,野蛮国家也要让位于文明国家。文明论的政治表现,在殖民地边界问题上,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殖民地的国家边界从来没有挡住文明国家的进入,也不是为了阻止文明国家的进入而设立的。殖民地是文明国家的势力范围,这种势力范围的形势决定着殖民地国家疆域分割的本质。在殖民地区出现的大量数理边界(几何边界、经纬线边界),是科学与霸权的结合。经纬线的实用性主要是在海洋上,把经纬线边界从海上搬到陆地,无视大陆之上自然与人文的原生态界线,必然会造成大量社会问题。这种边界在任何一种认真的地理学理论中,都是不值得论证的。

   文明国家在处理野蛮地区的边界问题时是简单粗略甚至粗暴的。而对于一些古老的国家(所谓半开化国家)的边界问题,事情要复杂得多,因为,这类国家原本拥有不能否定的基本的国家疆界,但是同样,这些国家的边界也不容许阻止文明国家利益的进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文明国家采用了另外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是这类国家的一个代表。

  

   在古代中国,大体的疆界是存在的,但形态远不如近代条约边界那般精细。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边界谈判,那都是两个政权之间的事情,例如唐蕃清水盟约、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对于周边国家,中国与之形成了朝贡体系,这是近代条约体系出现之前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体系形态。在中国与朝贡国之间的边疆地带宽窄不一,长期的历史习惯是维持边疆稳定的基础。

   到了近代,西方列强逼近中国,中国的边疆开始经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古代中国的对手都是来自内陆,到了近代,首先对中国边界造成巨大压力并开展过“文明式”交涉的仍然是来自内陆的俄国。俄国立国的基础本在欧洲,但“人口稀少的欧亚平原给东斯拉夫人不断地向东殖民提供了一个空前的机会”,自16世纪开始向东部大幅扩张,跨过乌拉尔山、贝加尔湖,来到黑龙江流域,企图全部占领黑龙江以北的土地。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原是中国传统领土范围,俄国人到来之后,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经过一些有效的军事抵抗之后,康熙皇帝同意与俄国人进行边境谈判。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689年9月7日),中俄双方经过谈判,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正式的文本是拉丁文本,由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另有满文本和俄文本,都不是正式文本。条约相关条文包括:

   1.从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到外兴安岭、直到大海,岭南属于中国,岭北属于俄罗斯。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北属俄国,额尔古纳河南岸之黑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2.雅克萨地方属于中国,拆毁雅克萨城,俄人迁回俄境。两国猎户人等不得擅自越境,否则捕拿问罪。十数人以上集体越境须报闻两国皇帝,否则,依罪处以死刑。

   3.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事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4.双方在对方国家的侨民,悉听如旧。

   5.两国人带有往来文票(护照)的,允许其边境贸易。

   6.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一般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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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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