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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菁:唐传奇文《炀帝开河记》研究

更新时间:2016-10-25 16:04:24
作者: 李菁  
然其地当汴河以东,相离有距,炀帝开凿运河意在避远改迂,力求直径,似不必向东绕道至此。但彭城与运河历来关系密切,在始建于战国魏惠王时期的沟通河、济、汝、淮、泗诸水的鸿沟水运交通网络中,自蒗荡渠分流出的汳水(又名汴水)从西北向东南方向流走,沿途沟通菑获渠、获水,至彭城县北与泗水会合(35),彭城因此成为由于鸿沟水系的建成而兴起的战国经济都会之一。两汉时期,鸿沟水系历经数番变动,保留下来的自河水分流注入泗、淮的水道只有一条,即汳水,之后鸿沟一名也逐渐为汳水所替代,并最终写作“汴渠”;而彭城就在这惟存的汴渠之上。炀帝大业初开凿的通济渠是否经过彭城,历来存在意见分歧(36),定论尚有赖于新的考古资料的发掘。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河南道五•徐州”条,彭城西至东都一千二百二里,汴渠若屈曲至此地入泗达淮,则似乎与小说中“西自河阴,引孟津水入,东至淮口,放孟津水出,此间地不过千里”的说法自相矛盾。撰者将彭城列为作品中几个发生了故事的运河城镇之一,很有可能是对前朝运河流走路线认识模糊所致。

   再有,《开河记》中役夫人数不符实际的夸大,当系撰者有意为之。炀帝即位之初,隋朝积聚的社会财力较为丰实,开凿运河所征的役力实际上并未超出当时的社会承受能力,杜宝所谓“于时天下丰乐,虽此差科,未足为苦”(12)即是一证。根据《隋书》的记载,开通济渠,“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13)而小说中“丁夫计三百六十万人。乃更五家出一人,……共五百四十三万余人”,“叔谋乃自徐州,朝夕无暇,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余万”,“时叔谋开汴渠盈灌口,点检丁夫,约折二百五十万人”云云,明显与史实大相出入。此外,文中挽龙舟者也颇具杜撰成分:“于是吴越间取民间女年十五六岁者五百人,谓之殿脚女。至于龙舟御楫,即每船用采缆十条,每条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与羊相间而行,牵之。”这段描写文学色彩相当浓厚,极写炀帝佚游的放荡过度,而所谓殿脚女的想象,很有可能是对《大业拾遗记》中所谓“每舟择妍丽长白女子千人,执雕板镂金楫,号为殿脚女”(14)的因袭。史书的记载实与此大相径庭,《隋书》云:“募诸水工,谓之殿脚。”(15)《大业杂记》亦云:“以素丝大绦绳六条,两岸引进,其引船人普名殿脚,一千八十人,并着杂锦彩妆袄子、行缠鞋袜等。每绳一条百八十人,分为三番,每一番引舟有三百六十人。其人并取江淮以南少壮者为之。”(16)比照之下可见,龙舟挽船士由水工而殿脚女,由江淮以南之少壮男子而十五六岁吴越女间以嫩羊,《开河记》偷梁换柱,将历史真相做了戏剧性的改编,虽然倍增其事之华艳,亦使自身降格而为野史演义,不能传信于人。

   至于麻叔谋,《隋书》不载,也未见于《大业杂记》或《通鉴》,惟晚唐考据辨证类笔记《资暇集》卷下“非麻胡”条载:“俗怖婴儿曰‘麻胡来’,不知其源者,以为多髯之神而验刺者,非也。隋将军麻祜,性酷虐,炀帝令开汴河,威稜既盛,至稚童望风而畏,互相恐吓曰‘麻祜来’。稚童语不正,转‘祜’为‘胡’,只如宪宗朝泾将郝玭,蕃中皆畏惮,其国婴儿啼者,以玭怖之则止……”末注:“麻祜庙在睢阳,鄜方节度李丕,即其后,丕为重建碑。”(17)然则隋时似确有麻叔谋此人,其性情酷虐大概也确为事实,鲁迅说:“此篇所记,固亦得之口耳之传,非尽臆造矣。惜李丕所立碑文,今未能见,否则当亦有足资参证者。”(18)非谓无理。麻叔谋或即开河时督工的将军之一,他被《开河记》的撰者拿来大做文章,恐怕与其性情虐焰督工甚急蹂践役夫致死等罪恶表现和史书中关于炀帝开河使“人不堪命”、“海内骚然”(19)的记载颇相吻合,可资撰者尽情作文学的联想发挥不无关系。

  

三、《开河记》创作意旨的文化内涵

   《开河记》中何以出现大量显而易见与史不符的错讹?或者说,即便它只是一篇不必传信的传奇文,后人能否从中品味出什么并引起思考?显然,对开河这件史事,撰者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反对、丑化、歪曲,舍此无他。作为第一篇叙写炀帝开河的小说,《开河记》的主旨倾向无疑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对后世作品的指向性,明清小说演义在情节描绘上的极尽夸大讥讽之能事,恐怕就跟《开河记》有一定的关系。对隋炀帝功过的评判以及开河是否为游幸广陵曾是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大多数学者都能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位在《隋书•炀帝纪下》中被“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等语打入另册的亡国之君,而大大肯定其开河之功,认为开凿运河与其丧身灭国并无直接关联。为炀帝翻案当然是有必要的,而且这一努力并非迟至今天才开始,实际上,亡隋不远,唐人就已然清晰地看到运河的巨大经济价值并且加以颂扬了。(37)这翻案持续了一千多年,今天已然尘埃落定,划上了句号。那么,这一历史话题是否值得深思呢?

   开凿运河只是—个历史个体事件,诚然,它在当下的影响力是非同寻常的。它像一场地震,震惊了开河所经之途所有的隋朝百姓,扰乱并中止了他们的平静生活,征夫发役、推房倒舍、掘人茔域和掩田破家成了开河的代名词,它们像标签一样深深地插进了历史的这一页。当隋炀帝南巡广陵的龙舟排场奢华地从运河上驶过时,这场地震的震级无疑达到了极限。可是,隋人尚未来得及群起攻之,大隋的帷幕已经落下,换由唐人义不容辞地接力声讨,其阵势好不热闹。白居易在他的新乐府诗《隋堤柳》中说道:“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20)面对行行堤旁柳和滔滔运河水,白氏看到的是财竭、祸生和国亡,吟咏隋堤柳的真正目的是哀悯亡隋。杜牧的《隋宫春》在讥刺炀帝开河佚游的同时又增添了几分怀古的感伤:“龙舟东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满故宫。亡国亡家为颜色,露桃犹自恨春风。”(21)罗邺的《汴河》则说得直截了当因而更觉尖锐:“炀帝开河鬼亦悲,生民不独力空疲。至今呜咽东流水,似向清平怨昔时。”(22)一言以蔽之,在不少唐人看来,炀帝开河直接导致了隋之灭亡,其罪行非万世口诛笔伐不能清算于万一。

   《开河记》的出现,将炀帝开河的缘起确定在掘穿睢阳王气和游幸广陵上,并且重点刻画了蒸食小儿的麻叔谋形象,于是乎,开河再次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在中国历史上,凡提到荒淫之君、残暴之君或者亡国之君,炀帝必居其一。当运河在中晚唐的巨大社会价值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任何人都不得不正视的时候,为什么对开河本身的认识仍然难以统一,类似《开河记》的讨伐炀帝的声音仍然此消彼长不依不饶?窃以为,个中原因有三。其一,开河在事实上确实对沿线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干扰。自古以来,有大破坏才能有大建立,可是说来很容易,关己却艰辛,更何况,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任何历史事件都得隔开一定的时段,待纷纷扰扰皆归平静之后再作评判,才有可能求其客观真实而不受主观因素的限制。其二,封建史官出于某种目的(一般是现实政治需要)有意为之。对炀帝的历史评判始于《隋书》:“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可谓声色俱厉。《通鉴》亦载:“(炀帝)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23)史笔所及之处,不无讥刺。古为今用,史官们的意图不言自明,“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以古讽今,昔为今鉴,追抚亡隋,其根本目的在于讽喻大唐政事,悯前朝实为鉴今世。换句话说,不唯史臣,不少唐代文士如《开河记》未留名的撰者,在审视运河时,视线也聚焦在它与王朝兴亡相关联的一面,既然他们评判开河立足于儒家仁政观,那么,采取否定批判的态度自是在所难免。其三,传统观念影响使然。千里长河送走了隋家运祚,后代士子以鞭挞、讽刺又不乏悲悯的笔调,将运河描写成一条亡国之河,其个中情愫不仅与史臣的评述有关,也表露了他们内心始终一贯的价值取向。在传统士子心目中,执政者应当安民之性、蕃民之生,养民而不扰民,应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4)而非“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25)历代读书人一致向往的理想政治境界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26)以及“恭己正南面”(27)的垂拱而治。他们尊奉的是“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倘若有所为,也要“使民以时”(28)——“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29)唐人元结在其哀悯隋炀帝耽于逸豫而怠政的《闵荒诗》中感叹“吾闻古贤君,其道常静柔。慈惠恐不足,端和忘所求”,(30)就是这种理想信念的自然流露。当这种牢固的理念与长达五千里穿行数州引起海内骚然的开河工程发生碰撞时,讥讽、歪曲、丑化甚至诋毁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足为奇。传统思想心态是中国文化最坚硬的内核,它历时数千年而不曾发生过质的变更,潜在但却深刻地制约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河记》立意的背后,实则是根深蒂固的民族心态,是难以更改的传统价值取向。

   注释:

   ①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三子部五十三小说家类存目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97页。

   ②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35页。

   ③④⑥刘歆撰,葛洪集,向新阳、刘克任校注:《西京杂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59、261-264,265页。

   ⑤⑧⑨(18)鲁迅撰:《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第六分,《鲁迅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3-144、144、144、143页。

   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鲁迅全集》第九卷,第40页。

   ⑩鲁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58页。

   (11)王玄谟:《论彭城表》,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宋文》卷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652页。又见于《通典》卷一百八十、《元和郡县图志》卷九。

   (12)(16)杜宝:《大业杂记》,《说郛》原本卷五十七。

   (13)(15)(19)(25)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三《炀帝纪上》,第63页;卷二十四《食货志》,第686页;卷四《炀帝纪下》史臣语,第95-96页;卷四《炀帝纪下》史臣语,第96页。

   (14)颜师古:《大业拾遗记》,陶宗仪辑,陶珽重校:《说郛》卷一百十,清顺治三年宛委山堂刊本。

   (17)李匡乂(一作李匡文):《资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新一版,第19页。

   (20)(21)(22)(30)曹寅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卷四百二十七,第4709页;卷五百二十五,第6014页;卷六百五十四,第7522页;卷二百四十一,第2703页。

   (23)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大业元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619页。

   (24)(26)魏源:《老子本义》,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上篇第二章,第2页;下篇第五十章,第66页。

(27)(28)(2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论语注疏》卷第十五《卫灵公》,第2517页;《论语注疏》卷第一《学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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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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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期第3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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