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史素昭 张玉春:唐初八史与唐传奇的兴起

更新时间:2016-10-25 15:54:06
作者: 史素昭   张玉春  
声势威力之巨,骇人耳目。旧题汤显祖辑《虞初志》评曰:“文如项羽战巨鹿,勇猛绝伦。”而我却觉得它更像《梁书•韦叡传》描写邵阳之役那腾踔飞扬的文字:

   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拨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元英见桥绝,脱身遁去。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

   除了描写文字,我们再来看唐传奇与唐初史乘的议论文字:

   嗟乎,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李娃传》)

   夫倡,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则不合矣。而杨能报帅为死,义也;却帅之赂,廉也。虽为倡,差足多乎!(《杨倡传》)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夫举事者定于谋,故万举无遗策。信哉是言也!傅岐识齐氏之伪和,可谓善于谋事。是时若纳岐之议,太清祸乱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谓乎?(《梁书》卷24史论)

   两种文体那单行而又整饰的散体句式是何等地相似!一般认为,唐传奇中作者的议论是模仿《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史记》的影响当然不能忽略;但是,《梁书》、《陈书》不仅叙事文字全属简约质朴的散文,而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姚氏父子在陈末唐初骈文盛行之时仍坚持以散文写史论,唐初史乘离唐传奇产生的时间又近,近水楼台先得月,唐传奇直接受到唐初八史散体形式的沾溉难道还有疑问吗?乔象锺、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说:“可以认为,唐初史传散文不仅上承史迁笔法,而且下启传奇写作,为唐人‘吮笔为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公允之见。

  

   三、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二者兼容与唐传奇的叙事模式

   历史叙事的实质在于真实记载历史事实和人物言行。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说:“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南宋真德秀说:“若夫有志于史笔者,当深求春秋大义而参之以迁、固诸书,非此所能该也。”[9]而小说叙事的本质是虚构性的。马振方说:“对于今人共识的小说,似乎可以作这样的表述:以散体文摹写虚拟人生的自足的文字语言艺术”,“它的最大长处,是能摹写任何形态的人生幻想”[10]6-23。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都可以合理想象,但前者以真实为基础,如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所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而后者却可以虚构,如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所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可见,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的根本区别在于叙事的实与虚。

   唐初八史的修撰,特别是《南•北史》、《晋书》,以史书对小说材料的选用为特征。刘知几说:

   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叙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1]350

   正是“正典与杂说”并行,导致了小说材料与小说叙事风格对唐初史乘的大举入侵,使唐初八史的叙事体现出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二者兼容的特点。

   唐初八史首先是史乘,历史叙事是其根本;而小说叙事大多附于纪传之末,只有少数在传中插叙,和书中的历史叙事形成相对独立的部分。我们来看《晋书•张华传》:

   武库火,华惧因此变作,列兵固守,然后救之,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屐等尽焚焉。时华见剑穿屋而飞,莫知所向。

   刘知几认为这类叙事严重违反了史学的叙事原则:“又刘敬升《异苑》称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至梁武帝令殷云编诸《小说》,及萧方等撰《三十国史》,乃刊为正言。既而宋求汉事,旁取令升之书,唐征晋语,近凭方等之录。编简一定,胶漆不移。故令俗之学者,说凫履登朝,则云《汉书》旧记。谈蛇剑穿屋,必曰晋典明文。遮彼虚词,成兹实录。”[1]480而我们认为,《晋书》等史乘这类小说叙事,其本质是以记载史实为主的,但又有好奇尚怪之意在其中,虚实相生,读来饶有情趣。司马光在《与范内翰论修书帖》一文说:“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所以李少雍说:“史乘载入某些奇异琐屑的内容,不仅可使读者容易接受,为之‘解颐’、‘抚掌’,而且可使史事更具体、有生气,使人物形象更丰满,适当地利用异闻琐事,既能提高史传的可读性和文学价值,又不至于乖违直录的史笔。”[1]

   《晋书》、《南•北史》等史乘的叙事还呈现出以小说叙事手法对历史叙事的改作的特点。[12]147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条说:“李延寿修史,专以博采异闻,资人谈助为能事,故凡稍涉新奇者,必罗列不遗,即记载相同者,亦必稍异其词,以骇观听。如《羊侃传》谓武帝新造两刀,矟长丈四尺,令侃试之,《南史》则谓长二丈四尺。《梁书》谓侃挽弓至十余石,《南史》则云二十石。皆欲以奇动人也。”比如《南史•王僧辩传》便在历史叙事的基础上加入了小说笔法。王僧辩是南朝梁的著名将领,在平定“侯景之乱”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传行文颇具传奇色彩,引人入胜:

   正叙其攻郢州入罗城,忽又叙有大星如车轮坠贼营,去地十余丈,又有龙五色光耀,入鹦鹉洲水中等事。平郢州后,正叙其进兵浔阳,忽又叙军中多梦周、何二庙神云,吾已助天子讨贼,乘朱航而返,曰已杀景矣,同梦者数十百人等事。及师至鹊头,风浪大作,僧辩仰天告誓,风遂止息,忽又叙群鱼跃水飞空,官军上有五色云,双龙夹槛等事。既复京师,又奉命征陆纳。方叙纳据长沙拒守,忽又叙天日清明,俄而大雨,时人谓为泣军,咸知纳必败也。又有两龙自城西江中腾跃升天,遥映江水,父老咸悲曰:“地龙已去,国其亡乎!”(赵翼《廿二史札记•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

   另外,《晋书•贾谧传》记载的韩寿与贾充之女两情相悦私订终身一事,是在《世说新语•惑溺》的基础上改作而成的,其改作之处是把“惟东北角如有人迹”改为“惟东北角如狐狸行处”,小说化更为明显。这些人物传记,充满着妖异祯祥和梦境占验,追求一种有滋有味的志怪情趣,有较强的可读性;情节曲折,描写非常细节化,和历史叙事所要求的简明纯净明显不同;所记奇闻异事,多是为表现人物形象服务,有明显的小说化倾向;而把这些虚诞怪妄之说独立出来,简直就是志怪小说,放于《幽明录》、《冥报记》中亦当之无愧。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离不开唐初八史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二者兼容对唐传奇的叙事模式产生的直接影响。

   现代学者韩云波说:“历史叙事追求事件、人物的真实记录,小说叙事则追求人物的精神风貌、事件的独特情趣。”[12]146而唐传奇的叙事正是追求历史叙事的“实”与小说叙事的“虚”的结合。程国赋先生在《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一书中曾从作品命名、内容构成、叙事方式、创作主旨、议论化倾向等几方面分析了唐传奇历史叙事的倾向。他认为,传奇作品以“记”、“传”命名,不少传奇取材于正史的奇人奇事,叙事重视实录,创作主旨具有强烈的“补史之阙”的主观意识,出现以议论为小说的创作态势,等等,都尽量给人以“真实”的感觉;并说:“在虚实关系上,小说作家以实为主,强调虚实结合。”[7]58的确,胡应麟所说“作意好奇”,鲁迅所说“始有意为小说”、“幻设为文”,就是强调传奇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强调传奇创作中想象、虚构等文学手段的引进。

   按照李剑国的观点,牛肃的《纪闻》、戴孚的《广异记》展现了唐传奇在历史叙事的基础上,小说叙事走向成熟的历程[13]248,488。

   可见,《纪闻》和《广异记》在历史叙事的基础上,采用了较为成熟的小说笔法,有意地虚构故事成为其主要特点。的确,相对于六朝小说而言,唐传奇在小说创作的虚实关系上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主要表现在传奇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的虚构。[14]在结构布局上,唐传奇往往采用历史叙事的笔法,明确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甚至标注年号,故意给读者造成心理上的真实感觉,但在故事展开过程中,则决不受其限制;那些以神怪异梦为题材的传奇内容本是虚幻无稽之事,虚构想象自然成为其基本手法,比如,牛僧儒《玄怪录》以“元无有”作为小说标题,实则告诉读者这是一篇虚构的作品;李公佐在《南柯太守传》中指出:淳于棼梦入蚁穴的故事属于“稽神语怪,事涉非经”之类。那些以历史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长恨歌传》、《霍小玉传》等,作者并不拘泥于史传、传闻,而是因文生事,幻设情节。明代桃源居士说:“唐人小说摛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唐人小说序》)此为确论。应该说,小说叙事萌芽于《史记》,主要表现在以异闻入史,但在《史记》中这类记载比较简单,往往一句话或几句话,一笔带过;而唐初八史的修撰,以史书对小说材料的选用为特征,表现出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二者兼容的叙事模式,为唐代小说叙事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唐传奇叙事强调虚实结合就是这种作用的直接结果。

  

  

  

   【参考文献】

   [1]刘知己(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101)[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唐)杜佑.通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8]程毅中.唐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9](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卷首页三至页四)[M]//四库全书•集部八•总集类.

   [10]马振方.小说艺术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1]李少雍.略论六朝正史的文学特色[J].文学遗产,1998(3).

   [12]韩云波.唐代小说观念与小说兴起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13]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14]程国赋.唐代小说创作方法的整体观照[J].暨南学报,1997(3).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1849.html
文章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2期第113~116,120页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