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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连:论唐传奇“文备众体”的艺术体制

更新时间:2016-10-19 11:02:00
作者: 孟昭连  

   【内容提要】 唐传奇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前人谓之“文备众体”,即史才、诗笔、议论三者结合,形成了传奇独特的艺术体制。唐传奇“史才”的形成与史传文学密切相关,借鉴了史传文学围绕主人公命运发展过程,按时间顺序依次叙述,及塑造人物性格的写作技法;唐传奇注重抒情诗,以骈体语言描写景物,及以诗歌杂入正文之中,形成了“诗笔”的艺术特点;“议论”的作用是对叙述的故事加以评论,对人物进行褒贬,力图从具体的描写中抽象出哲理来。“文备众体”既是唐传奇的一大特点,也逐渐成为古代小说发展中的一条重要规律,说明小说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多种文体相互影响、渗透、融合的结果。

   【关 键 词】唐传奇/文备众体/白话小说/规律

  

   唐代小说在六朝志怪志人小说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出现了标志着文言小说完全成熟的传奇作品。鲁迅先生说:“小说到了唐时,却起了一个大变迁。”[1]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唐传奇所以受到如此的评价,在于它与志怪志人小说比起来,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具体来说,它在小说的几个基本要素,诸如虚构想象、形象塑造以及故事情节的编织上,都已达到空前的成就,且多种因素有机地融合成一个独特的艺术体制,这就是前人所说的“文备众体”的体制。

   古代小说史上这个“大变迁”是怎样实现的?唐传奇繁荣和成熟的原因是什么?宋人赵彦卫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灵》、《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2]按照他的说法,传奇产生于科举,至少在唐代是如此。 参加科考的举人们为了得中,以自己的作品投献主司,用意无非是求其“多加关照”;而他们的传奇、诗歌作品就是为此而创作的。这说法本身当然很令人怀疑,因为文学的发展繁荣有多种原因,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其自身规律,不会是某一单一的外在原因。即如小说而论,经过长期的孕育、萌芽,至魏晋六朝终于出现了“粗陈梗概”的志怪志人小说,大体上具备了小说的雏形。相比较而言,志怪具备的小说素质更多一些,它在故事情节的相对完整性及艺术形象的鲜明性上,要比志人小说稍胜一筹。原因在于,虽然志怪志人小说作者都以纪实相标榜,但志怪毕竟是一种事实上的虚构,作者面对的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更易于驰骋自己的虚构想象能力;而志人则为史之支流,作者面对的是现实的人,“不溢美,不隐恶”的修史传统束缚着作者的想象力,所以在虚构想象方面肯定不如志怪来得方便。总体上看,志怪小说比志人小说发展得更加成熟。另外从作品的量上来看,唐前志怪小说数量已相当可观,且作者众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作者队伍。又由于志怪故事具有特殊的吸引人的力量,读者市场当然也极看好,这对志怪的创作和发展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经过长期的摸索探寻,中国古代小说总算确立了志怪这种表现形式,而且它正处在上升的趋势,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及至唐代。在新的历史时期,虽然社会条件已经有所变化,但志怪小说已经形成的发展势头,绝不会就此戛然而止。按照合理的逻辑,它只能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当然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发展,所以思想性与艺术性都随之起变化。鲁迅先生云:“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1], 正点出了传奇与志怪之间既继承又变化的关系。也就是说,志怪已经为传奇的产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是它能够在短时间内得以繁荣的先决条件。

   尽管赵彦卫的“温卷”说用以解释唐传奇繁荣的原因也许并不可信,或不完全可信,但他对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的概括却是值得注意的,说明他已经发现了传奇小说不同于志怪的基本特征,这种不同也正是唐代传奇对六朝志怪的发展。唐人小说这种“文备众体”,熔史、诗、论于一体的写法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在史学、诗歌和散文的影响下出现的,是多种文体融合的结果。一个时代的文学,不同文学样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融合,是必然的规律。考察唐传奇的作者,就会发现不少诗文大家都曾参与过传奇的创作,那么这种影响就更是必然的了。作为一个作家,他不论创作何种文体的作品,都会调动手中的一切表现形式——只要他认为这样更有利于表现他的描写对象。像元稹的《莺莺传》的女主人公被写成“才华婉美,词彩艳丽”的才女,故事中的诗章写得那么多情动人,与元稹本人是杰出诗人不会没有关系。唐传奇之所以被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是古代小说的成熟之作,原因之一是它在总的艺术体制上,已经表现出一定的规范性和独特性,“文备众体”正是对唐传奇艺术体制比较准确的概括。所谓“众体”,就是指传奇小说借鉴了史、诗、论的多种笔法,融合了这几种文体的因素,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赵彦卫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其一,他必然将唐传奇与前代小说作了对照,发现志怪志人小说都没有这个特点,而为唐传奇所独具;其二,他必然将传奇与史书、诗歌、散文作了对照,而且在传奇中发现了史、诗、论的因素,但又绝不完全等同于这几种文体,而是它们的综合体。不过无论就其纵向与志怪相比,还是横向与史、诗、论相比,传奇都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特性,形成了自己的艺术体制。

  

   史传对古代叙事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其对唐传奇的形成与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则更为明显。只要将唐传奇的基本形式、写作技巧与史传稍加对照,就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传奇的一大特征是描写对象的转移,当传奇作家要把描写对象由神鬼世界转移到人间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想到史书的人物传纪,因为在以往的文学中(包括史书中的文学成分),带有故事性的人物描写成就最突出者就是史传,所以唐传奇对史传的借鉴乃必然之事。

   赵彦卫所说的“史才”,从一般意义上说就是历史笔法,更具体地说则是指史书中纪传体的写法。司马迁写《史记》,其中的“本纪”、“世家”与“列传”都是写人的,他用多种笔法记载了历史上各个阶层的、性格各异的形象,不但表现了作者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也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与文学,为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六朝小说虽然号称“实录”,但因志怪作品的描写对象是鬼神而非人事,所以司马迁的纪传体写法似乎对六朝人没有多少启发(注:《搜神记》介绍人物时虽有“段医,字符章,广汉新都人也”这样的写法,与史传的介绍人物有相似之处,可惜很快就转入非现实的描写,完全失去了史传的写实精神。);至于志人小说,也只停留在记录时人的奇言怪行,没有以一个人的一生为线索展开对性格的全面塑造。也就是说,六朝小说家并没有从正史中学到与小说最具本质联系的那部分内容,却满足于拾遗补阙,描神画鬼,而这后一点恰恰又是司马迁所竭力反对的。唐传奇作家虽然并不总在口头上宣称实录,倒是他们看到了史家笔法里那些小说最有用的部分,在史传基础上又加进了更多的文学笔法,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传奇体”。

   纪传体虽属历史,但司马迁并未止于记录史实,而是十分注重故事性,围绕传主的命运发展过程,按时间的顺序,娓娓叙来,线条清晰,层次分明,且有很强的完整性。比如开头总是开门见山地介绍传主的姓氏、籍贯及简单背景。如《项羽本纪》:“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3]言简意赅, 开篇就使人对项羽的简况及其所处背景有了一个总体印象。《魏其武安侯列传》:“魏其侯窦婴者,孝文后从兄子也。父世观津人。喜宾客。孝文时,婴为吴相,病免。孝景初即位,为詹事。”[3] 这种写法虽然算不上什么高超技巧,只是朴实无华的叙述,但显然很适合读者的欣赏口味。所以,唐传奇作家移植过来,形成传奇体的基本叙事形式之一。如《李章武传》的开头:“李章武,字飞,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学,皆得极至。”[4]《谢小娥传》:“小娥,姓谢氏,豫章人, 估客女也。生八岁,丧母。嫁厉阳侠士段居贞。”[4] 与史传体相比较,可谓如出一辙。虽然一为历史,一为文学,根本宗旨并不相同,但它们都是写人,都是写人的命运,都要围绕人物的独特性格下功夫,这就使二者有了共同点。历史也好,小说也好,古代的读者似乎更喜欢开宗明义的写法,习惯于按照自然时序了解人物的一生,先是这样,以后怎样,而且尤其关心最后的结局如何。如果其时出现某种类似“意识流”的写法,或者故事不了了之,故意留下“悬念”,不但为史书的读者所不齿,恐怕小说的读者也会感到费解。因为此时的读者还都是被感动的“接受者”,并不懂得“参与”。

   史传在塑造人物性格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多种技法,也为传奇作家所吸收。如《史记》写人物在材料的取舍上很有讲究,详略得当,浓淡相宜,往往抓住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事件大写特写,写细写透;而该略则略,不求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如作者对项羽是极力突出他的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英雄性格,所以在本传中大多是热情的歌颂和深切的同情。在《魏公子列传》中,对信陵君一系列重大政治、军事活动并不多着笔墨,而是花气力写他与守门人、屠夫及“博徒卖浆”者这些下层人物的交往,突出他的仁而下士、守信重义、急人所难的性格。传奇作者显然深得司马迁的奥妙,善于运用典型事例突出人物性格的某一侧面。如他们笔下出现的众多的女性形象,不论是人是妖,皆各具特点,性格突出。有的写得美貌多情,纯洁善良,有的则坚毅果敢,勇于反抗,还有的深沉稳重,颇有心计。像霍小玉的热情泼辣,性格刚强,任氏的正直善良、勇于反抗,李娃的大胆果断与富于同情心等。再如细节描写、语言的运用等方面,传奇都从史传文学那里吸收了丰富的营养,营建起自己的熠熠生辉的人物画廊。

唐传奇较之志怪小说表现出来的历史进步,主要是由神怪世界向现实人间的转化,这构成了传奇吸收借鉴史传文学的前提条件。这既是指题材的变化,也包括艺术风格的变化。唐传奇既然是在志怪基础上产生的,所以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志怪业已形成的艺术特性,仍然留有怪异性的特点;事实上,彻底摆脱志怪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传奇小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更引人注目。志怪小说张皇鬼神,称道灵异,虽有宗教的影响,实质上是人类认识能力低下的表现。但到了唐代,宗教的影响明显不如六朝强烈,人的认识能力也有明显提高,人们似乎对现实的人生更感兴趣,而不是像魏晋六朝的人那样把心事用在玄虚空幻的世界里。以士人为例,由于唐代实行科举考官制度,为广大知识分子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得到荣华富贵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所以唐代士人不再像他们的六朝前辈那样因对前途绝望而变得醉生梦死,愤世嫉俗,他们开始以一种现实而清醒的态度面对人生,以杰出的才能和实干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此时的知识分子大都为中下层社会的诗人、作家,他们熟悉现实社会,也热心于反映自己周围的一切,自己的所见所闻。这样就很自然地使传奇小说突破志怪的樊篱,面对着一个广阔无垠的现实世界。唐传奇内容丰富多采,题材十分广泛,与这一点是分不开的。翻开唐代的传奇作品,我们发现有些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或者包含着作者的影子,尤其是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常常就是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改造而成的。秀才赶考,常有艳遇,只要稍加整理,便能凄惋动人。像《游仙窟》、《莺莺传》、《柳毅》、《霍小玉传》等名篇,男主人公都是文人,这不是偶然的。以现实的态度对待人生,不但是此时小说家的人生观,也是他们的文学观。他们不但在现实社会里追求政治上的进取,生活上的享受,也认为这些东西值得写,有审美的价值。张鷟以自己的口吻写与十娘、五嫂的艳事,托之于仙,实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狎妓经历耳。他知道写与妓的鬼混总不如与女仙的缠绵更吸引人,所以便将女主人公升格,由人而仙;他自己,当然也就成了半人半仙的风流才子了。身兼诗人和小说家,他当然知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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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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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社版》(津)2000年04期第6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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