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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连:论唐传奇“文备众体”的艺术体制

更新时间:2016-10-19 11:02:00
作者: 孟昭连  
并不意味着他对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只以漠然的态度客观记录之,他的褒贬倾向十分明显,对笔下的一切都满怀着感情。除了在记述史实的过程中表达他的善恶观念外,以“太史公曰”对所写的人物、事件加以评论,也是他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且是一种更鲜明的方式。唐传奇作者在借鉴史传写法时,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形式的特殊作用,所以也一并移植过来,变为一种小说的因素。

   由于传奇作者的道德观念受到时代的制约,传奇的文末议论并不都是那么值得称道的,有的甚至与作品中的具体描写不无矛盾,对塑造的艺术形象不无损害。如元稹在《莺莺传》的结尾,不但不对张生的负心行为加以谴责,反而借时人之口赞张生为“善补过者”,也就是将前文描写的崔张爱情视为违反封建伦理的过错;张生既为“善补过者”,莺莺便成为该批判的人物了。作者还说:“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一段美好的姻缘,竟为作者自己所否定,变成了一场鼠窃狗偷式的丑闻了。

   此种议论亦有在文首或文中者,除了议论有的还兼有介绍人物及写作缘起或故事结局的作用。如《李娃传》开头:“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节行环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三梦记》:“人之梦,异于常者有之;或被梦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或两相通梦者。”沉亚之《湘中怨解》:“湘中怨者,事本怪媚,为学者未尝有述。然而淫溺之人,往往不寝。”

   还有几篇传奇作品在文末以诗赞形式表达作者的态度,如《南柯太守传》结尾引李肇赞云:“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4]袁郊《陶岘》:“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4]这种形式不同于大部分传奇作品中的诗歌乃作品人物所作,而是出自作者之手或借他人之手表达作者的主观态度。

   “文备众体”的艺术体制是古代小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不仅成为传奇作为小说类型之一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成为此后小说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一条重要规律。文言小说如此,白话小说亦是如此。说书体的白话小说的产生与文言小说当然是不同的,但它们在“文备众体”这一点上却有相通之处。白话小说发源于说话艺术,说话艺术本来就共生于多种民间艺术之中,具备了多种艺术因素;而当它转化为话本以后,这些因素并没有随之减少,相反,在某些白话小说作品中,“非小说因素”却更多了。如仅从小说的韵散比例上看,除《游仙窟》全用韵文外,唐传奇中的大部分作品,诗词所占比例甚少,基本上只起到点缀的作用。但在白话小说中就不同了,诗词歌赋的成分大大增加,如《西湖三塔记》中有二十多种诗词韵文;有的几乎全用韵语,将韵散比例颠倒了过来,如《快嘴李翠莲》;还有的又加入了一些新兴文体的因素,如《金瓶梅》中的戏剧和散曲因素。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笔者以为,它说明中国古代小说在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文备众体”一直是作家遵循的重要原则;换句话说,古代小说一直与其他文体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不断地相互影响、渗透与融合,共生共存,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M〕.丛书集成初编本.

   [3]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 汪辟疆.唐人小说〔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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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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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社版》(津)2000年04期第6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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