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也谈少儿读经和国学热
在20世纪初读经被废除之后，提倡读经等同于复古，是一种“政治不正确”乃至大逆不道的事。新中国之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更加强烈地破旧立新，传统文化于是一无立身之地。基于精神危机、道德失范的共识，今天舆论对国学和读经的态度已经比较宽容，焦点不再是是否违反义务教育法、儿童该不该读经，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话语中，问题转为“不是不能读，而是怎么读”，关注的是国学教育的科学性、有效性。此次《一个读经少年的来信》引爆的正是这个问题。
少儿读经的起点，是1995年的“九老提案”。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冰心、启功等九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提交《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发起“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他们担心的是能够识读繁体字、看懂古籍的人即将消失，敲响传统文化处于存亡续绝关键时刻的警钟。2004年9月，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发布《甲申文化宣言》，认为“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呼吁保护多元文化价值和各国文化传统。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高校首个国学研究院，各高校纷纷仿效，国学热迅速升温。最新发展是2015年秋天，蒋庆、陈明等儒家文化学者在深圳成立“中华孔圣会”，主张将儒家文化放置到信仰的高度。少儿读经热则是另一个写照。
“读经教育学”
读经走向火热的“群众运动”，主要推手是台湾学者王财贵。2001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所作“儿童经典导读教育”的讲演，光盘流通量达几百万张，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据《南方周末》报道，2004年之后，“约有3000家私塾、学堂涌现全国，读经之声响彻各地，民间教育实验盛况空前”
少儿读经的实践直接来自王财贵的“读经教育学”，就是“老实大量读经”的理论。表述很简单，操作很方便，内里却是对抗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的激进态度。所谓老实，就是“读真正的经”，与大众化的童蒙教育相比，王财贵并不注重三字经、弟子规等读物而推崇原典，提倡直接读四书五经，学习时间“越早越好”，文本“越文越好”，内容“越深越好”。读经的方法则是“六字箴言”：“小朋友，跟我念”，跟着读就行（在读经班往往是跟着复读机读），“先求熟读，不急求懂”，其原理是用反复诵读提升儿童的专注力和记忆力，待成长后的“反刍”建立理解力。大量的“量”是超乎想象的：一天读经6到8小时，达到13岁时能够包本背诵经典30万字（中文20万,外文10万）的目标，这是进入“读经界”最高学府、位于温州的“文礼书院”的入门标准。人们的质疑是，按照“读经扎根”、“传统至上”的理念，“全日制封闭背诵，每天八小时，连续十年，单纯背诵，不允许讲解，不学其他课程”，究竟能否实现培养“当代圣贤”的目标？
对读经教育最尖锐的批判，来自国学教育内部。同济复兴古典书院院长柯小刚认为，反体制的读经与体制化的“应试教育”其实是同构的，只不过替换了教育内容而已，而且发展出更加极端、更加野蛮的灌输方法。认为这种自我僵化的“儒学”丧失了儒学真正的建设性和批判性作用，从而丧失了儒学与当代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他指斥风行的“国学热”和“读经运动”形成越来越简单化、可复制的连锁培训模式和“国学文化产业市场”，已经毫无古典心性，是从属于现代生活方式、大众文化轨道上的“古典文化消费”。
官方的传统文化教育
在“原教旨”读经的另一端，是在公办学校开展的传统文化教育。
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的障碍，官方对传统文化仅保持一种礼节性的尊重，在应试的《历史》教材中，孔子只是一个知识点。在知识界和民间社会的推动下，随着对孔孟之道的“?魅”，政府对传统文化教育逐渐认同。2001年公布的语文课程标准，在附录中要求1~6年级学生背诵古今优秀诗文160篇（段），并推荐了70篇必背古诗词。2004年，中宣部和教育部发布《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此后多次发文；直至2014年教育部发布被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民间的传统文化教育者才算吃到了定心丸。
《纲要》的意义主要是一种政治认可，在内容和方法的表述上还是大而无当，非常官样化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为主线，以推进大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体化为重点，整体规划、分层设计、有机衔接、系统推进，促进青少年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富有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主要内容是开展“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教育，开展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社会关爱教育，开展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教育。”小学熟练书写正楷字、诵读古代诗文经典篇目、热爱祖国河山等；初中临摹名家书法，体会书法的美感与意境；诵读古代诗词，阅读浅易文言文，欣赏传统音乐、戏剧、美术等艺术作品；高中才要求“阅读篇幅较长的传统文化经典作品，提高古典文学和传统艺术鉴赏能力”。2015年正式出版《中国传统文化中小学实验教材》，以“完美人格教育”为目标，包括国学经典、民族艺术和民俗文化三部分内容，以在传统文化熏陶下，养成“良好行为习惯，高雅审美情趣、质朴道德操守、深邃哲学思想”。
可见，官方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接受，大抵是在书法、诗词、艺术熏陶等，以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和品德教育为主，与读经人士“为往圣继绝学”、承前启后的文化追求相去甚远。由于传统文化教育与考试和升学评价无关，在实际的学校生活中，仍处于十分边缘的状态，如同各种素质教育的“花边”，大多是背诵《弟子规》、古诗词吟诵之类，而毛笔书法、武术等都很难实际地进入课堂。
第三条道路
超越意识形态，在“原教旨”和公办学校两端之间，在民间大地上传统文化的教育传承开出了新的气象。
2015年9月，“亲近母语研究院”在南京举办了首届“儿童本位的传统文化教育论坛”，基于母语教育和儿童教育立场，鲜明地打出了“儿童本位的传统文化教育”的旗号。它针对的是“原教旨”的儿童读经，认为它缺乏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连接，缺乏对儿童世界的理解和认知，缺乏的是现代的教育观、儿童观。“亲近母语”开展的是小学阶段的母语学习，其创始人徐冬梅自称不反对读经，但是认为“从童谣童诗开始，清浅的古诗、晨读对韵、泰戈尔诗歌、中外优秀的现代诗文，6年一贯，日有所诵，走一条缓坡上行的积学修心之路。于诵读中华诗文的同时，放眼世界、广吸博纳，走一条开阔健劲的求新图变之路，”是打开儿童心灵和传统文化联系的钥匙的理想之路。
在“读什么、怎么读”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为什么读”的问题。“读经班”的目标是培养“当代圣贤”，在应用的层面上应当是培养高深国学人才，这显然不是面向大多数儿童的教育。政府的目标是培养“富有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虽然是普适的，但与从事传统文化教育传习的家长、教师的追求也不相同。还是要回到国学热的肇因。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一方面是教育人伦教化功能的丧失，沦为功利主义、工具性的教育，它被视为社会性的价值迷失、道德沦丧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中华文化的独特面貌和价值不致沉沦湮没。因而，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复兴和传承，可以归纳为这样的追求和教育目标：如何连接古今中外、如何培养“全人教育”视野中的合格公民。
这样一个对中国教育的终极挑战，在现代教育肇始之时既已出现了。五四时代的教育家陈鹤琴作出圆满的回应。他主张的“活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一个同心圆：人，中国人，现代中国人。教育的本质，首先是以儿童为中心，培养活活泼泼的人，这是教育学的前提和人的发展的基础。其次，中国的教育，当然要培养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这却是当前被普遍忽视的。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同胞，只有具备相应的教养才可以称之为中国人，我称之为“文化中国人”。志士仁人，正人君子，以及知书达理、温柔敦厚之类气质、教养和人格类型。今天，无论是在道德人格还是生活方式的层面，缺失同样严重。现代教育的目标并不是复制古人，而是培养现代中国人。陈鹤琴对“做现代中国人”的具体阐释是：具有健全的身体、建设和创造的能力、服务的精神、合作的态度、世界的眼光。一个现代中国人，当然同时是一个世界公民。
亲近母语的教育目标，就是“培育有中国根基的世界公民”。在全球化、互联网时代，为未来培养人才，教育必须连接儿童、连接当下、连接生活。“亲近母语”提出的儿童传统文化教育遵循的“三大原则”，是“儿童性”、“当代性”和“世界性”。教育过程符合儿童特点和认知规律，是现代教育的现代性所在。传统文化教育要向着人文化、开放性的方向，为生活重塑教育、为儿童重塑教育。这种符合儿童世界生活需要的有根的教育，必然是生活化、乡土化的，是有温度的，重经验、体验、重视自然教育，在做中学的。因而，对传统文化的传习，既需要读经，也需要超越读经，从文本走向文学、文化，成为一种生命体验，结构一种生活方式。
两所新学校
传统教育文化的另一重价值，是弘扬学在民间的教育传统，增加教育的多样性和选择性，得到充分的体现。一些鲜活的学校案例别开生面，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思考空间。
首先是伏羲学校。2006年，中央电大文法学院的退休教授吴鸿清，在甘肃甘谷县土桥小学创办了第一所伏羲学校，因为甘谷是伏羲故里而命名。甘谷伏羲学校招收的是不加选择的村民的孩子，学业成绩高居全县之首，因而声名远播。目前伏羲学校、伏羲班在国内已发展到300多处，一些城市家长不惜代价、到农村租房送孩子前来上学。
伏羲学校最反对的是舆论对它的定性，吴鸿清明确说，“伏羲教育不是国学教育、不是传统文化教育、不是特长教育，而是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其基本理念是十个字：“教人伦、顺人性、终生受益。”意味着将人伦教化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以别于以知识、技能为主的教育。顺人性，指按古人所说的四个阶段，施加不同的教育，即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成年养德。终生受益，是指所学的东西能够影响孩子的一生。
伏羲学校相信古人的教育智慧，打破了体制化、西化的语文教育模式。儿童识字不学拼音，不从单个字的读写开始，而通过指读经典读物，在上下文贯通的整体感觉中大量识字，在一二年级基本完成识字，包括大量冷僻的汉字和繁体字。书写则通过毛笔书法完成，每天一节书法课。以中国武术代替体育，每天一节武术课。三年级之前不开数学，通过活动和游戏学习；五年级之前不学英语，在六年级集中一年时间、每天两节课的英语学习，完全可以达到小学教学目标（现在有的伏羲学校在低年级开设算术和英语）。没有科学、思品课，因为品德教育主要是力行。在小班小校的环境中，儿童在课外混龄活动，关系亲密融洽。老师为人师表，重在身教。在大量识字之后，通过广泛的课外阅读，可以弥补科学、社会等知识。而且，伏羲学校没有课外的书面作业，没有考试。
每天2节的语文课学习传统经典，统编教材作为课外读物。我们在一所伏羲学校看到的教学内容，一年级为《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声律启蒙》，唐诗、宋词、元曲。二年级为《幼学琼林》、《孝经》、《诗经》节选；三年级为《论语》，四年级为《大学》、《中庸》、《礼记》（节选）、《尚书》（节选）、《周易·系辞上》、《左传》（节选）、《孟子》（节选）；五年级为《道德经》、《庄子·内篇》、《列子·汤问》、《管子·弟子职》、《孙子兵法》（节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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