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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担当

更新时间:2016-10-17 20:43:32
作者: 李培林 (进入专栏)  
形成对“社会动力”和“创新驱动”的分析和解释体系,这也是一门“新社会动力学”吧。

  

4社会公正和农民普遍富裕的问题

   尽管按照基尼系数的变化,我国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差距从2008年达到顶点后开始回落,但从国际比较看,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在世界上还是比较高的,这并不符合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也不符合我国改革的初衷和目标,更不符合广大民众的普遍期待。    

   从影响我国收入差距的因素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对基尼系数在上升后出现拐点并缓慢回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社会成员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趋 势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扭转。在这方面,社会学应当特别注重对社会公正的研究,社会公正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社会公正”或“社会正 义”(social justice)与“社会平等”或“社会公平”(social equality)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并不是完全一样的。社会平等是基于事实,对社会差异的客观评价,而社会公正则是基于价值观的价值判断。对同一事实, 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比如,把重点大学的招生名额向欠发达地区倾斜是一种社会公正,因为不同地区的孩子享受的教育资源有较大差异,但重点大学所在 城市的居民则认为这是对他们子女的一种不公,因为分数面前应当人人平等。再比如,企业家认为凭本事发财致富理所当然,一般民众则会对少数人迅速暴富的合 理、合法性抱有疑虑,甚至产生“仇富”心理。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个人禀赋、能力、贡献等产生的收入差距将是常态。实践证明,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观念是极为有害 的,但又必须解决好社会公正问题,特别是杜绝各种不合理、不合法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这方面,培育具有社会共识的“社会公正”价值观至关重要,而现实 中这方面的价值观则有些四分五裂。当然,产生共识的基础是要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有一个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   

   在我国,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解决好农民问题。社会学要特别注重研究如何使我国农民普遍富裕起来,如何更有效地减少和消除贫困。老一辈 社会学家,从费孝通到陆学艺,都把“志在富民”作为研究宗旨,而“富民”则首先是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费孝通,1999/1983;陆学艺,2002)。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仍然较大,而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背后是更大的福利差距,既有子女教育、就业、医疗、养老、购买住房等方面的福利差距,也 有各种不易觉察的福利差异,如道路设施、水电供给、垃圾清理等。从乡村体制进入城市体制,仍然如跳龙门一般艰难。比如最近媒体关注的“垃圾围村”问题,城 市有统一的垃圾处理制度,但农村的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却多数要村落居民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农村区域甚至成为城市垃圾的倾倒场。现在还有很多农民靠着人均一 亩多的土地生活,谷贱伤农的事件周而复始,小农的农业经营比较收益持续下降,大农业的规模经营极难普遍化。怎样才能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呢?对中国来说,这 是个世纪性难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便消除了农村极端贫困,农民的普遍相对贫困状况也仍然难以消除。

  

5社区、社会组织和创新社会治理问题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变,其中一个 巨变就是社会治理方式的变化,即从单一的政府治理方式向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多元治理方式转变。在传统治理体制下,“社会”这个词有时是带有贬义的,如在提到 “社会人员”、“社会车辆”时,多半意为成分复杂的闲杂人员或车辆。现在这种不易管理的“社会领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 限也变得模糊,如网络聊天社区、微信朋友圈等,单靠政府既管不了,也管不好。在社会治理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成为创新社会治 理的一个核心议题。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要形成政府、社会、市场的治理合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我国的“社会力量”要根据我国国情比较宽泛地去理解,不能 一说“社会力量”就要完全依靠民间自发。要特别注重发挥工青妇等人民团体、行业协会、城乡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和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要善于团结最广大的人民 群众,做好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群体的工作;要使约八亿网民、近两亿信教民众都成为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家园。    

   保一方平安历来是社会治理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第一位的要求。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第一位的发 展环境”(习近平,2016b:223)。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我国改革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要善于用法治的方式解决好上访和群体性事件, 处理好维权与维稳的关系;要加大食品药品监管力度,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医疗的安全;要保护好生活的环境,让群众喝上清洁的水,呼吸到清新的空 气;要依法治网,营造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的网络空间。    

   以上谈的五个问题只是根据个人的思考所做的概括,并非系统的阐述,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总之,我认为社会学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上的讲话,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从那些我国发展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入手,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贡献社会学界的智慧,推动社会学的 成长,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担当”吧。

   参考文献:

   邓小平,200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1999/1983,《小城镇  大问题》,《费孝通文集》第九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李培林,2012,《城市化与我国新成长阶段——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

   陆学艺,2002,《“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沃勒斯坦,伊曼纽尔,2013,《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郭方、刘新成、张文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习近平,2016a,《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5月19日。

   ——2016b,《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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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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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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