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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论极权统治

更新时间:2016-10-17 01:14:00
作者: 汉娜·阿伦特  

    

   本文摘选自汉娜·阿伦特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有删减。

  

   群众宣传发现它的听众都随时准备相信最坏的东西,无论它多么荒谬

  

   在暴民变成每日的群众现象之前,易受欺骗和愤世嘲弄的犬儒态度是暴民心态的显着特点。在一个变化无常和难以理解的世界里,群众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会同时相信一切和什么都不相信,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真实。

  

   这种混合本身已足够显着,因为它招致幻觉的终结,易受欺骗是不善怀疑的原始人之弱点,而大儒却是最高级的精明头脑的恶习。群众宣传发现它的听众都随时准备相信最坏的东西,无论它多么荒谬;他们并不特别地肯受欺骗,因为他们认为每一种宣言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谎言。

  

   极权主义的群众领袖们从事宣传的基础是正确的心理学假设,即在此类条件下,可以在今天使人们相信最疯狂的说法,并且相信,如果明天得到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这些说法是假的,他们就会遁入犬儒;如果领袖们对他们说谎,他们不会离开领袖,而是抗议说,他们什么都知道,这宣言是谎言,但同时又佩服领袖们高超而聪明的手法。

  

   群众作为听众而能够显示的反应,变成了群众组织的一种重要的层级原则。易受欺骗和犬儒态度的混合流行于极权主义运动的一切阶层,层次越高,犬儒态度就越是压倒易受欺骗的情形。

  

   从同路人到领袖,一切阶层的基本信念是:政治是一场欺骗游戏,运动的"第一条诫律"是"领袖永远正确",这对于世界政治(即世界性欺骗)的目的而言是必要的,正如军事原理的规则对于战争之目的是必要的一样。

  

   极权主义运动产生、组织、传播巨大谎言的机器也依靠领袖的地位。宣传声称,一切发生的事物根据自然规律或经济规律是可以科学地预测的,极权主义组织又为之增加一种观点,说一个人若掌握了这种知识及其主要特性,他就是"正确的,而且永远正确"。

  

   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一个成员来说,这种知识和真理无关,这种正确和客观真实性无关,领袖之宣言正确与否,不由事实证明,而由未来之成功或失败来证实。领袖的行动总是正确,既然这些行动是为往后几百年而设计的,那么,对他所做的切的最终检验就不受他同时代人的经验之约束了。

  

   假定能忠实地、逐字逐句地相信领袖言论的惟一团体是"同情者",他们的信心使运动蒙上一层忠贞和头脑简单的气氛,帮助领袖完成他的一半任务,即激发运动的信心。

  

   一种表面有理的说法:所有的人都一样是野兽

  

   盲目兽性的背后,常常埋藏着对那些社会地位、知识、身体条件比他们好得多的人的仇恨和厌恶,他们现在好像要完成最狂野的梦想,要显示他们的权力在制造活死人的过程中,关键是摧毁人身上的道德人格 (moral person in man)。这主要靠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难成为不可能的事:

  

   "这里有多少人仍然会相信,一次抗议会具有历史重要性?这种怀疑主义就是党卫军的真正杰作。他们的伟大成就。他们破坏了一切人类团结。这里的夜幕为未来降临。不留下目击者,就不会有见证人。死亡不再延迟,这是给死亡一种意义,行动才能超越人自己的死亡。为了能成功,连一个手势也必须具有社会意义。我们有成千上万人,都生活在一种绝对孤寂中。这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屈从的原因。"

  

   集中营和杀害政治对手都只是"有组织的遗忘"的一部分手段,不仅包括公众舆论的载体,例如口头和书面文字,而且甚至延伸到受害者的家庭和朋友。悲哀和纪念是禁止的。在苏联,一个女人在丈夫被逮捕后肯定会提出离婚,目的是拯救孩子的生命;假如她丈夫有机会生还,她会愤怒地将他推出屋外。

  

   西方世界至今 (即使在它最黑暗的时期)允许杀死的敌人有权被纪念,作为承认一种事实的自证--我们都是人 (而且只是人)。甚至连阿喀琉斯(Achilles)也出发去参加赫克托尔 (Hector)的葬礼,最专制的政府也给杀死的敌人以荣誉,罗马人允许基督徒写自己的殉教者列传,教会在对人的悼念中也让异教徒复活,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都没有失去,也永远不会失去。

  

   集中营制造匿名的死亡 (使人们不可能发现囚徒的死活),使死亡作为完成人生的终结也被剥夺了意义。总而言之,他们夺走了个人自己的死亡,证明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任何人。他的死只对一种事实--他从来未真正存在过-打上了封印。

  

   一旦道德人格被消灭了,仍然能阻止人被变成活死人的,只有个人的差异化和他的独特性。在严格的形式上,这种个体性只有通过持恒的禁欲主义态度才能保持,当然在极权统治下,许多人已经采取,并且每天都逃避到个人的绝对孤独中,没有了权利和良知。

  

   无疑,正因为人的这一部分人格从根本上依靠天性和意志无法控制的力量,所以最难摧毁(而当它被摧毁时,又最容易修复)。

  

   对付这种独特的人格的方法有无数种,在此就不 --列举了它们开始于被押送到集中营来的路上种种可怕的条件,几百个人被赤条条地塞进一节运牛的货车车厢,互相紧贴,在乡村的路上左摇右晃几天来到目的地;到了集中营仍然如此,最初时刻的震惊是精心安排的。剃光头,奇怪的集中营服装;最后是完全难以想象的折磨,折磨计算精确到不杀死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很快死去。

  

   这一切方法是用来摆布人的身体--有无限痛苦的可能--无情地摧毁人,就像对付器官性精神病一样。

  

   正是在这里,整个过程的彻底疯狂变得最明显。折磨无疑是整个极权主义警察和司法机构的根本特征;它每天被用于逼人开口说话。由于这类折磨追求一种特定的理性目的,所以就有某些局限:或者囚徒在某一时间开口,或者被杀死。

  

   除了这种理性地操作的折磨外,在最初的纳粹集中营和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还有一种非理性的、虐待式的折磨。

  

   在盲目兽性的背后,常常埋藏着对那些社会地位、知识、身体条件比他们好得多的人的仇恨和厌恶,他们现在好像要完成最狂野的梦想,要显示他们的权力。在集中营里,这种厌恶从未完全消失,使我们感到它是人类可理解的一种最后残存的情感。

  

   消灭人的个体性,消灭均衡地由天性、意志、命运形成的独特性,变成了一切人类关系中十分自明的前提。它创造出一种恐怖,罩住了法律一政治人格 (judicial-political person)的愤怒和道德人格的绝望。

  

   正是这种恐怖引起了普遍的虚无主义,使它足以支撑一种表面有理的说法:所有的人都一样是野兽。

  

   实际上,集中营的经验显示出人类可以被转变成兽性人的种类(specimens of the human animad),而人的"天性"是"人"(human),但只有当它为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时,才可以变成某种高度非自然之物——一个人(a man)。

  

   孤立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

  

   我们经常观察到,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立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政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当然是恐怖的最肥沃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

  

   这种孤立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在这个范围内,力量总是来自于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动"(acting in concert)(伯克语);根据定义,孤立的人是无力的。

  

   孤立( isolation)和无能( impotence),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一向是暴政的特点。

  

   孤立只涉及生活的政治方面,而孤独涉及整体的人类生活。极权主义政府像一切暴政一样,不摧毁公共生活,亦即假如不用使人孤立的方法来摧毁人的政治能力。就无法存在。

  

   但是,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是不同于以往的,因为它不满足于这种孤立,并且要摧毁私人生活。它的自身基础是孤独,是根本不属于世界的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用绝望的一种。

  

   孤独是恐怖的共同基础,是极权政府的实质,而对于意识形态与逻辑性(即准备它的杀人者和受害者)来说,与无根和成为多余的情境紧密相关;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这已成为对现代群众的诅咒;而在 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的兴起,它变得更加尖锐;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成了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的崩溃。

  

   无根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受别人的承认和保障;成为多余者意味着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无根可出成为变成多余者的先决条件,正如孤立可以(但并不一定)成为孤独的先决条件一样、孤独自身并不考虑其最近的历史原因与它在政治中的新作用,它同时与人类的基本要求相反,也与每一个人生活的根本经验之一相反。

  

   即使是物质与感官的世界的经验,也取决于我同其它人的接触,取决于我们的共同感觉(common sense),共同感觉规范并控制其它一切感觉,若无共同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封闭在自己特殊的感觉资料中,而这种感觉资料自身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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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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