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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凯:时间焦虑:急速社会变迁下的青年人

更新时间:2016-10-14 08:18:44
作者: 陈昌凯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急速变迁在给人们带来种种机遇的同时,也使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本研究阐释了当下中国青年人的期望在社会快速的变迁之下被极大释放与提升,同时又被社会急速变迁带来的不确定性所挤压,最终形成一种希望迅速占有更多的价值,尽快达到成功、成为精英的时间焦虑。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当下中国青年人与其他不同群体相比,存在的两极性与特殊时间焦虑。

   关 键 词:时间焦虑/社会变迁/青年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的时间焦虑感:基于时间价值的研究”(13YJC190002)的阶段性成果。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不仅仅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更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迁。这场社会变迁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幅度之深、速度之快,都是史无前例的。而宏观社会现实的剧变,对每一个人的微观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样的变化不会只停留在现实生活或是物质层面,必将会对人们的心理和精神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在这样急速的社会变迁之下,不知不觉有一种特殊的焦虑体验逐渐占据了当下中国青年人的精神世界,也悄然在中国社会中蔓延开来。而这样的焦虑,似乎又总是与时间这个概念紧紧相连,“原来人们要求男人‘三十而立’,现在变成了‘三十而富’……‘好像30多岁你还没富,你这辈子就没机会了。一旦被这样的成功模板驱使着,不焦虑几乎是不可能的’”(人民日报,2011-08-18)。当然,当下的青年人并不是单纯地担心时间的流逝,而是担心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达到某个目标。而正是由于身处这样一个急速而剧烈变迁的社会,一方面让人们的期望不断增长,同时也让焦虑和恐慌不断增强。

  

一、社会巨变下的期望膨胀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全国8亿农民每人年平均收入仅有76元,全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三分之一地区的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杨继绳,1998:18)。随着1965年奖金制度被彻底废除和职工工资的长期冻结(1963-1977年),大部分职工实际生活水平趋于下降,那些在工资冻结期间就业的职工比起以前的职工生活更为困难(王宁,2007)。可见,“文革”刚结束后的中国,“就整个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止状态”(邓小平,1993:264)。因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已经大幅度地降低,“磨洋工”、“泡病假”等成为工人们表达怨气与不满的方式(Walder,1986:212-219)。然而,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社会就进入一个迅速剧烈变化的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1年基尼系数只有0.281,到2000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089。”(马广海,2012)而到了2003年,基尼系数就已经升到了0.479,到了2008年更是达到了0.491之高(新华网,2013-01-18)。基尼系数只是中国社会剧烈变迁中的一个小小缩影而已,“这场社会变迁的规模、速度、广度和深度都是绝无仅有的”(周晓虹,2012)。身处这样一个急速变迁的社会之中,人们的主观期望也随着狂飙的速度不断地攀升着。以广州为例,1949年的人均居住面积为4.5平方米,而到1978年人均居住面积不升反降,只有3.82平方米,但从1978年到1988年的十年间,就增加了近一倍,人均居住面积达到7.29平方米,而到了2008年,这二十年间,人均居住面积已经增长到了1949年的10倍(人民网,2009-08-24)。尽管人口在不断增加,但人均居住面积却增长得如此迅速,这正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迅速增长的居住期望的反映。社会的巨变,让人们的内心也涌动着变化的强烈愿望。改革开放把人们从那个单一、匮乏的社会里解放出来,长期被压抑的欲望仿佛脱缰的野马,在快速、剧烈变迁的社会中得以释放。

   (一)对财富积累的渴望

   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①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08年开始,至2014年,每两年中国高净值人群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9%、18%和21%,其中可投资产超过1亿的超高净人士的增长更是56%、33%和29%(招商银行,贝恩公司,2015:6)。无论这些“高净人士”积累财富的方法是否合理、手段是否合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当下中国的“富豪”的人数是在不断上升的。从80年代的“万元户”到现在的千万富豪、亿万富豪,中国社会中总是有人在不断通过自己的各种“努力”来实现自己的致富梦想。而且似乎在当下的社会中这样的机会要比改革开放初期、甚至是短短的几年前,都要大很多。因此,对于那些处在中间阶层,尚未进入“富裕阶层”的青年人来说,自然也就意味着可以“抓住机遇”,寻找更多的机会,尽可能多地积累自身的财富,从而进入更高的阶层。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12全球财富报告》中指出,中国2011年百万财富家庭数量位列全球第三,与排名第二的日本仅差15万户,报告的作者之一安娜•扎卡茨维斯基认为,中国在未来5年内,“百万财富②家庭数量将迅速增长,主要受大量上市公司与企业家创业财富所驱使”(第一财经日报,2012-06-05)。因此,可以认为中国是一个“创富”能力激增的国家。因此,“理财”似乎就成为青年人工作之外的生活重心。无论是股票、基金、期货,还是黄金、古玩、房产,青年人似乎都想通过自身的各种努力,实现财富的增值。看看这几年电视、广播、报纸中的理财栏目的数量与增加趋势,还有似乎人人都在“微商”的朋友圈,便可以了解青年人的热情。《胡润2013中国财富报告》显示:2013年千万富豪③人数已达到105万人,相比去年(102万人)增长3%。千万富豪的平均年龄为38岁,男女比例7∶3(胡润百富,2013:6)。亿万富豪人数已经达到6.45万人,以2%的速度增长。平均年龄40岁,男女比例9∶1(胡润百富,2013:8-9)。

   当下的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受托夫勒所说的第三次浪潮(阿尔文,1980/2006:227-228)巨大冲击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新浪潮之中,技术与知识的优势突显出来,也让一些在这些领域较为领先的青年人得到了更多的机会,从而在非常短的时期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从而跻身于富人阶层。更重要的是,与那些老一辈的富人相比,这些“新生代”们更加年轻,财富积累更快,增长也更迅速,更像一种爆发式增长。正是这些“财富新贵”们的出现,让更多的青年人在看到希望的同时,也将这些不可复制的“传奇道路”当做了自己的目标,并将自己“成功”的年龄标准不断减小。在中国的传统教化里,是找不到任何颂扬或鼓励“一夜暴富”的箴言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一直是传统中国的基本行事理念。所以人们已经习惯了“三十而立、四十知天命、五十而不惑”这样一种循序渐进、逐渐成熟的过程了。

   然而,飞速发展的科技与日新月异的现实,让当下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一下子将所有这些关于积累和稳重的理论全部抛在脑后。所以,当一个个鲜活的“年轻新贵”们通过周围人,或是各种媒介为青年人所认识的时候,精神的振奋与行动的渴望自然接踵而来。正如目前世界上两大著名体育运动广告商所说的宣传语一样,因为“Impossible is nothing(没有什么不可能)”,所以“Just do it(赶紧去做)”!不可否认,这样的开拓和敢为精神是青年人不可缺少的,但当社会的氛围是比较谁更早成功的时候,行为的动力就会慢慢演变成落后的焦虑。当社会反复强调“某某成为最年轻的……”,或是不断使用“某某刚刚才X岁,就已经拥有了……”这样句式的时候,人们并不会去关注那些隐藏在背后的大多数,只会更加关注于这样一个被塑造的“典型”案例。一旦以这样的成功标杆为目标,青年人必然担心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达到某个目标,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会逐渐减小。本该催人奋进的行为动力,却一再变成引人焦虑的精神压力。

   (二)青年人的时间焦虑

   富裕人群成长的速度正在减缓,截至2013年,最后一期的《胡润中国财富报告》显示,2011年至2013年,中国千万富豪的年平均增长分别为9.7%(胡润百富,2011:1)、6.3%(胡润百富,2012:6)和3%(胡润百富,2013:6),而亿万富豪的年平均增长分别为9.1%(胡润百富,2011:3)、6%(胡润百富,2012:9)和2%(胡润百富,2013:8)。显而易见,中国富豪规模扩大的势头正在快速放慢。这反过来又一次似乎在昭示人们,要“致富”,一定要“趁早”。正如房产的增值所表现出来的,利润与人们投资时间的早晚成正比,也就是说,投资得越早,需要的成本就越小,而获得的收益却越大,净利润也就越高。这就是财富增长过程中的“先发优势”,即先行者可以获得极大的收入和利润。同时也再次给青年人一个警示——要想获得更多的财富积累,必须尽早找到合适的路径,否则致富的难度就是越来越大,而收益也会越来越小。由此,对“快速”的要求再次被强化了,用最短的时间,实现最大的目标,越来越成为青年人的最终期望。不仅仅是因为希望追逐利益的最大化,而且隐藏着其对落后或缓慢可能导致难度加大、机会变小、甚至无法完成的一种恐惧。“时间就是金钱!”在当代,这句话不但强调了时间本身的价值,更加突出了效率的意义,即只有速度越快,才有机会跑在别人前面成为先行者,进而才能得到更多的收益,成为上层人士。因此,快速不仅是这个社会客观变化的现象,更是人们内心当中的重要期望,就如同“时间就是金钱”后面常常跟着另一句话——“效率就是生命!”

  

二、青年人时间焦虑的实证研究

   (一)调查对象

   为了考察和验证当下青年人时间焦虑的特殊性,本研究共选取了三个不同样本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某部属高校的本科学生133人,平均年龄20.98岁,标准差1.135,其中男性42人,女性91人;一般企业中年龄小于40岁的青年员工190人,平均年龄26.26岁,标准差4.539,其中男性84人,女性106人;一般企业中年龄40岁以上的中年员工96人,平均年龄47.99岁,标准差4.822,其中男性36人,女性33人。

   (二)调查材料

   本次研究以纸笔问卷的形式进行,主要内容包括:

   1.自编的“时间价值问卷”,共6道题,包含了收入、投资、职业等多个方面。

   2.自编的“时间焦虑量表”,共94道题,包含速度感知、时间控制、时间压力、过度计划、等待焦虑、言语模式、竞争好胜、悠闲享受、神经能量,9个分量表,以及1个测谎量表。

通过926份有效答卷对该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按9个分量表,以及1个测谎量表的结果显示,RMSEA④=0.02066,NNFI⑤=0.9051,CFI⑥=0.9081,根据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标准(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45),说明拟合的模型比较合适,也就是说,本研究中所编制的时间焦虑量表各因子与题目之间的对应关系比较恰当,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该量表中的9个分量表与量表总分之间均有显著相关,并且超过了0.001的显著水平,所以说明各个分量表对时间焦虑有很好的解释与预测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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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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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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