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昌凯:时间焦虑:急速社会变迁下的青年人

更新时间:2016-10-14 08:18:44
作者: 陈昌凯  
同时,该量表与Hamermesh和Lee(2007)所使用的单个问题的时间焦虑测试(即How often do you feel rushed or pressed for time?)之间的相关较高,并达到了高度的显著性(r=0.377,p<0.001),说明该量表与先前时间压力或焦虑体验的原始测量之间有较高的效标关联效度。

   (三)结果与讨论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问卷396份⑦。将研究所获得的数据输入SPSS for Windows 19.0,进行统计分析。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分别将本调查中的三类研究对象命名为大学生、青年人和中年人,也便于理解其受社会变迁的影响程度。

   1.年龄期望

   本调查中有三道题目与人们达成目标的时间限度有关,并且三类参与者在结果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是:

   T1:您理想中的年收入是____元,您期望在____岁的时候可以达到这个水平⑧。(F=256.369,df=2,p<0.001)

   T4:您觉得一个人应该____岁的时候获得事业的成功。(F=25.839,df=2,p<0.001)

   T6:您期望在____岁之前退休。(F=18.847,df=2,p<0.001)

   后继检验表明,在T1和T4中,中年组达到理想收入和获得事业成功的年龄期望,与大学生和青年组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而大学生与青年组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在T6中,大学生、青年组和中年组关于退休年龄的期望则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具体结果见表1。

   从表1中明显可以看出,无论是实现事业的成功,或是达到理想的收入水平,大学生或是青年人都期望能尽快地完成。而对于中年人来说,看上去就没有那么着急,期望年龄要远远晚于大学生和青年人。

   作为剧烈变迁社会中的年轻人,大学生和青年人都感受着周围环境中人和事物的急速变化。正由于社会的变化是剧烈与快速的,前人经验的借鉴与参考意义就变得非常有限,因此,在失去既定道路的同时,年轻人也完全有可能按照自己的设想开创出全新的道路。特别是“大量”(实则可能是被媒介传播扩大了)成功人士的传奇经历不断涌现,更加提升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期望。人们对于成功、对于能力的定义向低年龄端发生了偏移。也就是说,只有在较为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事业的成功(主要以物质标准衡量),才可以被定义为“成功”或有能力。正是在这种自身期望与世俗态度的双重作用下,年轻人一方面主动怀揣着“年轻有为”的梦想与期望,另一方面又是不得不被动地将“三十而富”作为自己努力和奋斗的目标。因此,在本调查中的年轻人,即大学生和青年人将自己成功的年纪放在了34岁⑨,而实现理想收入的年龄为31岁⑩。

   而身处急速变化社会,却已经达到一定稳定阶段的中年人,一方面由于年纪已经“偏大”,升迁或变动的机会日益减少;另一方面由于世俗态度也将其定义为“过去时”,因此,即使再获得成功,社会对其“能力”的认可度也不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本调查中的中年人在没有过多“奢望”,并与自身现实经历相结合的情况下,反而更加冷静地将获得成功与实现理想收入的年龄都向后大大地延迟了,一个为39岁,一个为48岁。很显然,快速变迁的社会,一方面带来了无限可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各种美好的期待,另一方面却又同时暗藏着各种危机,让人们不得不对失去所拥有的物质与精神条件而感到担忧,甚至是恐慌。本调查中的青年人可能在饱受期待与恐慌的双重挤压之下,于是便希望可以更早地结束这样一个过程,他们期望的退休的年龄是最早的,只有53岁。相反,虽然也是年轻人,但那些尚未参加工作的大学生,面对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社会,感受到的更多的则是丰富的机遇和刺激的挑战。在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之中,本调查中的大学生群体,实现成功的期望年龄最小,而期望的退休年龄却最晚(58岁),足见其对未来在社会中步步为营的信心。

   而本调查中的中年人群体,职场地位、情绪状态均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对未来的成功与挑战没有太大的期待,更没有年轻人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经历了中国社会巨大变迁的整个过程,也让中年人群体对于应对当下继续着的变迁有一定的把握与信心。因此,他们面对工作的态度显得更加坦然与平和,所以其所期望的退休年龄也相对较晚(55岁)。

   2.时间的经济价值

   本调查中有三道题目与人们对于时间所蕴含的经济价值有关,并且三类参与者在结果上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具体是:

   T2:原价10000元的电脑,您等待了3个月后,如果这个电脑卖____元,您会考虑购买。(F=6.364,df=2,p<0.01)

   T3:如果您在闹市区投资开了一家10平方米小店,您希望____可以收回成本。(F=7.477,df=2,p<0.01)

   T5:原价10000元的电脑,您愿等待多少时间,等它降到5000元后再购买?____(F=4.173,df=2,p<0.05)

   后继检验显示,在T2关于电脑售价的问题上,大学生与青年、中年两组的差异显著,而青年组与中年组之间差异不显著。在T3关于收回成本的时间上,中年组与大学生、青年组间的差异显著,而大学生与青年组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而在T5关于等待降价的时间上,青年组与大学生、中年组之间的差异显著,大学生与中年组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具体结果见表2。

   T2是要求研究对象设想原价10000元的电脑,在3个月后降价到多少,是其所能接受并愿意购买的,以此来探测其时间的经济价值的预期。显然,青年组和中年组可以接受的价格显著地低于大学生组。而电脑贬值的大小与时间的经济价值之间有着对应关系,相等时间内贬值越多,恰恰说明时间的经济价值越大。因此,本题的统计结果表明,工作人士的时间经济价值均高于大学生群体。在研究设计中,T5是与T2相呼应的。T2是考察贬值的预测,T5则是考察等待贬值时间的预期,两题均用以探测研究对象对时间价值的感知。而在贬值价相同的情况下,青年组可以接受的等待时间要远远小于大学生组和中年组,显得更为急迫与焦虑。这似乎是与T2的结果不太一致,却恰恰表明,除了工作和学习性质的差异,对研究对象的时间经济价值最关键的决定性因素,还是研究对象所感知到的社会变迁程度,以及因此形成的应对模式。

   本调查中,青年组和中年组对于时间的经济价值,有着相似的感知程度。但在为达到相同经济价值需要付出等待时间上,青年组对时间的忍耐程度远远地低于中年组。这恰恰是因为青年群体在社会的快速变迁之下,为了完成梦想、不被时代抛弃,有着相当高的时间焦虑,而大学生群体和中年人群体,一个是尚未感受社会变迁的冲击,一个是对于社会变迁具有“抗体”,所以都表现出了对于等待时间更强的忍耐度。同样,对于可以接受多久时间收回投资成本,本调查中的青年组表现出了同样的焦虑感。而本调查中的大学生组与青年组一样表现出了对成本回收周期的低忍耐性,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与青年组受到社会变迁引发的高时间焦虑不同,大学生组渴望较短的回收周期,除了较少地受到社会变迁引发的高期望影响之外,更多是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对于投资运作的周期、可能遇到困难等估计不足,简单地凭主观意愿制定周期标准,存在较大的盲目性。

   3.总体时间焦虑

   如前所述,工作中的青年群体是时间焦虑最为强烈的一个群体,他们对速度与成功有着迫切需求。不同类型的研究参与者之间的时间焦虑存在显著差异(F=8.014,df=2,p<0.001),后继检验表明,大学生、青年组和中年组三种类型之间差异均显著。本调查中,青年组的时间焦虑是最为强烈的,这与其身处快速社会变迁之中,受到“成功渴望”与“落后恐慌”的双重挤压有着最直接的关系。相反,中年组则临近退休,处于稳定期,虽然身处变迁的社会之中,但未来个人的生活变化却不大,对成功的渴望和对落后的担忧都非常小,因此是时间焦虑最低的一个群体。而大学生尚未进入职场,对快速社会变迁的直接体验还比较少,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远远大于对落后的恐慌,因此有一定的时间焦虑,但比起青年组要明显小一些。本次实证研究,主要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群体,在时间焦虑、时间价值与期望方面的差异,基于本调查的参与群体,调查发现,工作中的人群,直接暴露于急速变迁的社会之中,因而受到的影响与冲击更加强烈,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形成了一定的心理与行为模式。然而,虽然社会变迁对每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变化,但作为青年人群体,所感受到的时间焦虑最为深刻与强烈。

   三、结语:急速社会变迁中的心灵漂泊

   Mannheim(1936:188)说:“只有当我们试图根据群体的希望、渴望和目的去理解它的时间观念时,才能够清楚地把握群体最深层次的心智结构。”在我们的实证研究中,当下中国的青年群体希望在自己34岁的时候就可以达到事业的成功,同样在这个年龄,可以获得自己最理想经济收入。而这个年龄,意味着一个本科毕业就参加工作的人,仅仅工作12年就要达到自己人生的最高峰。同样,这个年龄,距离现在通常定义的退休,还有大约26年。这样一个在传统中国社会无法想象的年龄(时间)期望,便是今天在中国社会中不断蔓延的时间焦虑的真实写照。

   在一个变迁相对比较缓慢的社会中,青年人通常对未来的种种可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选择可能带来的未来结果。因为通过周围的人、特别是自己的上一代人的发展轨迹,完全可以对自己的未来作出大致预测。这样社会的确定性比较高,选定目标或是未来方向的,只要按照既有的道路稳步前进即可。然而,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变迁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幅度之深、速度之快,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理性的预判范围。将西方世界一百多年甚至是数百年的变迁,压缩在中国短短数十年之中,必然没有既定的道路可循,没有确定的经验可借鉴。因此,当下的青年人没有办法从他人的成长与发展中获得有效经验,预知自己可能的未来,自然无从知道每条发展路径可能达到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今天选择的道路,可能明天就不得不做出改变、甚至转向。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急速上升,而面对这样瞬息万变、甚至是毫无范本与规律的社会,青年人必然显得手足无措,从而产生焦虑与恐慌。

也恰恰由于中国急速而剧烈的变迁,不仅加速了中国社会中一切有形之物,更将中国青年人精神世界的发展极大地压缩了,从而使中国人内心体验的两极性越加突显。正是在二元极性的徘徊与彷徨之下,伴随着已经深深植根于现代性之下的工具理性价值观,帮助当下中国的青年人找到了一种方式降低自己的焦虑与恐慌——占有更多的财富,就可以成为精英。而身处一个不知未来走向何方的社会,当下的青年人为了能够达到精神的依托与慰藉,不仅希望占有更多的时间,获得更多的价值,而且希望这个过程越快越好,达到成功、成为精英的时间越短越好,以免太慢而最终被社会淘汰。然而正如工具理性无法取代价值理性一样,金钱和数字无法慰藉青年人心灵的彷徨。而更多的青年人则在物质的追求与内心的迷茫之间挣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1690.html
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