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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伟: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史上“党性”术语的使用及其内涵变迁

更新时间:2016-10-14 07:57:15
作者: 任晓伟  
当然,对于列宁来说,二者是统一的,理论上的党性是组织上的党性的基础,组织上的党性则是理论上的党性的政治体现。由此来看,列宁对于“党性”的认识大大地拓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党性”的认识和理解,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史上“党性”这一术语逻辑内涵的基本定型。

  

   三、中国共产党“党性”术语逻辑内涵的形成和演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由于马克思主义术语在包括汉语在内的任何一种文化语言中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概念的语言浓缩形式,所以它们的历史就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史。”[17]81从术语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一方面体现为根据中国实际在概念上的创新,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另一方面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术语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自身的经验,赋予这些经典术语新的内容,从而体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理论文献中的“党性”就属于第二种情况。

   “党性”这一术语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中出现得非常晚,但从相关的文献来看,“党性”思想的客观内涵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一直致力于强调的。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说:“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18]163。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和“共产革命”的观念对立,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而这一点无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在列宁的党性观念中都具有核心的地位。不过,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是从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层面来理解这种对立的。因此基于这种对立之上的“党性”,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严重局限的,导致了1927年9月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所说的“下级党部完全依赖上级党部的指导,党员完全是听从号令的兵士”[19]147。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批评红四军党内的“非组织观点”时说:“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20]90。这显然是针对前一时期自上而下单纯地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导致的问题。毛泽东这里的论述已经具备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理论文献中“党性”一词最根本的含义之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中“党性”术语,从内涵的初具、术语的正式形成到渗透到党的建设工程之中,是与中国共产党对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对党的建设的特殊性,特别是思想建党的特殊性的逐步清晰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共产党理论文献中,“党性”这一术语是在延安时期开始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中的一个非常稳定的高频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党性”术语的使用,呈现出两种方向,一种是组织上的,一种是理论上的。组织上的党性就是党员个人对待党的态度问题,核心是党员如何处理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关系的问题。正是在组织的意义上,1939年7月,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第一次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清晰地界定了“党性”的内涵:“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在每个党员的思想和行动中,都要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完全一致。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21]130-131。由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中国共产党员强大持续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在延安整风中刘少奇这一著作被列入《整风文献》中被广泛学习,使得刘少奇对于“党性”的阐述迅速地被接受。这一时期,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对“党性”术语在中共党内的生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陈云1941年3月在《关于党性问题》以及1942年9月在《增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这两篇文章中,集中强调“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就是表现党性和非党性”[22]322这一观点,通过“党性”这一术语的思想力量强化了党员个体对党组织的服从。从组织的意义上对党性的强化,无疑是适应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有党员大多数的政党政治生态环境,对于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党性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丰富和发展。如果说组织上的党性,强化的是党员个体对党的组织服从,那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献中呈现出来的理论上的党性,则强化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思想方法的科学态度。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23]800毛泽东对“党性”内涵这一新的界定,是中国共产党党性思想发展中一个新的阶段,它表明把“党性”仅仅理解为一个组织观念“实在不够,而且若以此自画,那会限制干部和党员的进步”[24]30,只有把党性提高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高度,一个共产党员“才更能够把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对党的忠诚,发扬到最高度”[24]31。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高度对“党性”的界定,大大提升了对组织意义上“党性”的理解和认识,使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思想呈现出组织意义和思想意义二者的高度统一。由此,1941年6月刘少奇在《人的阶级性》中也完善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党性”的定义。在这篇文章中,刘少奇在把阶级社会中阶级性和人性同质化的基础上认为党性就是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进而把党性分为不同的类型,“有封建阶级的党性、资产阶级的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25]224,并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25]225。这是对“党性”内涵进一步的抽象化,也进一步扩展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党性”的理解,表明“党性”是基于阶级性之上的思想和组织一体化的术语。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的“党性”内涵,与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理论上的“党性”或“党派性”、列宁讲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上的“党性”是内在一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党性”的认识,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认识重点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强调“党性”,主要是为了揭露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实质,进而申明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研究方法的鲜明政治倾向性。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党性的认识,则主要着眼于反对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或者说,倡导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思想以及由这一思想所决定的对党的组织态度和共产党员个体的行为模式。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性”术语的使用不仅体现在党的领导人的论著中,而且体现在党的建设工程的实际中。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年的革命锻炼,现在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决定的因素,然而放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这样就要求我们的党更进一步的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没有这样坚强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因此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26]443②。这段文字中对“党性”的论述是基于“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的要求而提出来的,这里首先体现的是组织上党性的内涵,但考虑到“统一意志”,即思想上的统一是行动和纪律上统一的基础,而党的意志的统一必须要建立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那么,组织上的党性同时也包含着理论上的党性,理论上的党性则进一步要求组织上的党性。这一点本身是内在于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之中的,不过,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这一原理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更具有中国共产党所处历史环境的特殊性,即理论上的党性反对的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组织上的党性反对的主要是党内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及其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各种表现形式。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性”术语的生成及其逻辑内涵的定型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对“党性”一词的使用基本上沿用的是延安时期奠定的内涵。但是,由于历史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理论文献中“党性”术语的内涵又在不断得到丰富。

  

   四、作风建设中的党性与中国共产党“党性”术语内涵的丰富

   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所使用的“党性”术语,无论是在逻辑结构上,还是在主要内涵上,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沿袭着延安时期关于“党性”的认知和表述,但在不同阶段上强调的着重点是不同的。

   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在工作上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27]397。刘少奇这里使用的“党性”侧重于理论上的党性的内涵,强调的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1975年1月,邓小平在《军队要整顿》中针对“文革”中形成的“派性”来强调“党性”的重要性,指出:“我们军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确有少数人热衷于搞派性。他们在军队内部搞,到地方去也搞。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28]2。邓小平这里所使用的“党性”则主要侧重于组织意义上的党性的内涵,强调的是党的纪律和党员个人对党的服从。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党性”术语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条件下执政党队伍中出现的新的问题,特别是执政党的作风问题,赋予了“党性”术语新的内涵。

新中国成立后,应该说是刘少奇第一次开始明确地从“党性”的高度提出了党的作风问题。“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指出:“另外有一种人,他们并不是因为一时不了解情况而犯错误,却是故意弄虚作假,瞒上欺下。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不但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也不止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且是丢掉了共产党人应该有的忠诚老实的态度,是丧失党性的表现”[27]398。刘少奇这里所说的“党性不纯”“丧失党性”所指,是与组织上的党性和理论上的党性有一定区别的另外一个层面上的党性,也可以说是作风上的党性。自此,从作风的视角来阐述党性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性思想的重要内容。1985年陈云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坚决地刹歪风、正党风,增强全体党员的党性,从精神文明建设上,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29]348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来看,在思想方法路线问题和组织路线问题在根本上解决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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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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